科学把握向西开放的战略机遇

　　龚益鸣 乔治

　　“一带一路”及其向西开放这一国家层面的发展战略，堪称湖北历经36年改革发展所面临的最为重要的机遇，需要准确把握、科学筹划好这一战略机遇。

　　一

　　“一带一路”的战略规划及其建设，将会一举打破内陆经济相对封闭的格局。但这是一把双刃剑，既蕴藏有前所未有的机遇，又面临着巨大的源自竞合的挑战。就机遇而言，长江经济带自西贯东，挑起海上陆上两条丝路；陆上的“新丝路”有“汉新欧”专列自鄂向西，横穿中亚直达欧洲。武汉作为长江经济带和陆上丝路的重要交汇点，总揽全局，会彻底打破区位阻隔，迅即将中国经济的纵深开放和“中心开花”烘托于世界面前。这个机遇之大，确系前所未有。它对湖北经济的意义，从发展和改革无论哪一角度审视都不可估量。

　　问题在于，各区域、众多国家互联互通、互利多赢的大战略，在大市场的竞合中并非都能“利益均沾”，完全有可能在开放过程中发生不同程度的“马太效应”。这种危险，并非源于湖北与中亚五国及俄罗斯在文化、语言、宗教及投资贸易政策上的差异。因为这方面的抵牾国内各省区面临着同样的挑战，且这种挑战会随着交流的扩展及国家之间政策的协调而逐步克服。真正的挑战在三个方面：第一，“设计位置”暂居人后。无论陆上抑或海上丝路在现在的顶层设计规划中，延伸和涉及湖北的分量并不足。争取不力，极有可能丧失向西开放的首发优势。第二，市场能量有待激发。“一带一路”几乎覆盖全国，各地的发展机会是相对均等的，关键看各自的企业竞争力和交易成本的高下，亦即市场能量如何。而这一点既决定于基础设施建设，更决定于改革的力度。湖北改革还任重道远，如若不能借改革激发强大的市场能量，同样不能在向西开放中有大的作为。第三，投资和贸易成本相对高昂。以对外贸易和直接投资为主的向西开放，直接的制约因素是成本条件。目前，陆上丝路即“汉新欧”远未达常态化运营，较之“渝新欧”综合运营成本要高出20%左右，有时甚至满载去、空车回就是证明。这同样会很大程度上阻碍向西开放的脚步。可见，湖北向西开放要取得成功，必须大力克服不利因素，迎难而上。

　　二

　　尽管有诸多不利因素，向西市场不是能否开拓，而是必须开拓。因为我省“缺油少煤无气”，必须从向西市场获得能源；我们巨大的过剩产能必须在向西市场找出路，我们出口低下的窘境必须依托向西市场才能摆脱。向西市场与湖北经济的成长休戚相关，二者存在巨大的互补性。

　　第一，资源的互补性。仅以中亚五国及俄罗斯而论，其石油探明储量244亿吨、天然气65万亿m3、煤5128亿吨，各类稀有金属储量不但极为丰富且基本处于待开发状态。农业中的棉花、小麦、大麦、燕麦、畜牧和瓜果量大质优。上述资源对湖北而言均为产业中拾遗补缺、跃迁升级的紧缺要素。如果不能从西向投资贸易中获得应有的市场份额，这些要素在国内或其它国际市场是很难互补的。

　　第二，产业的互补性。工业化中期，经济成长都会遇上结构转换的矛盾，而这种转换的成功需要有广阔市场的推动。湖北目前的最大问题在于基础工业占比过大，特别是钢铁、化工、建材占GDP比重过半。要顺利地向“新经济”、“新产业”转换，必须是在“旧经济”、“旧产业”技术升级、有偿退出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否则，整个发展便会不可避免堕入“产业锁定”的陷阱。西部市场对湖北经济的重要意义正在于此。它们均面临工业化初中期大规模基础建设的庞大需求，钢铁、建材、化工产品供不应求。同时，铁矿储量仅中亚五国和俄罗斯便达566亿吨，建材仅水泥原料就有250亿吨以上。对此，湖北如能利用自己雄厚的冶金、建材技术和资本，进行大规模的产业转移，成建制地西进，则既可加快向西市场工业化的步伐，又可获得自身结构升级必备的市场和资本，达到真正的互利双赢。

　　正是由于这种巨大的互补性，湖北经济的向西开放必须“据利必争”。这个“争”在三个方面：1、争先发优势。即争国家对陆上丝路建设的400亿基金中的湖北份额，主要是“汉新欧”专线的常态化运营建设，联结长江经济带与新丝路的港口、码头、口岸和货物聚散地建设。2、争自由贸易区的政策。湖北要成为向西开放的中部主要货物聚散地和现代服务业中心，成立武汉自由贸易区不可或缺。应将这一重要性阐述充分，争取中央的政策扶植。3、争企业改革和市场拓展的主动权。没有足具市场竞争力的企业主体，没有区域性的广阔的市场疆域和完备的市场体系，自己不开放，焉能让人开放？巨大的西进力量沉淀不起或为兄弟省（市）利用，向西开放势必成为空谈。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按测算，我省向西开放取得成功，即使只达到2013年全国平均水平，对外经济贸易占总量比重为20%左右，湖北将会迅速迎头赶上，进入国内最发达经济区域行列。相反，赶不上这趟“最后的晚餐”，传统产业得不到升级的机会，经济能量向周边流失，就有可能堕入发展谷底难以自拔。只有掘井及泉，张帆济川，闻鸡起舞，才能夯实这项伟大的事业。

　　三

　　向西开放，关键在行动，有了正确的行动路径，必事半功倍，所有的背景研究、战略规划，最终都必须落实在具体的举措上。从立足现实、着眼未来而言，这些举措应该有：

　　（一）“中心开花”为图。中国的生产力布局总是偏于东南一隅。现在，向西市场的开发又有可能促使边疆雄起，进一步挤压中部凹陷。但从现代化的大目标和向西开发的最大化收益而言，唯有中部成为西向拓展的中心，才可以最低成本调动全国资源，取得成功。湖北坐拥武汉水陆空交通枢纽之利，掌握空间等距离低成本交易之机，完全可以亦应该制订“中心开花”的宏大战略。今天的主客观环境已完全不同于80年代，市场大范围流转已经涌动，长江经济带开始成型，武汉城市圈一肩挑两头（重庆、上海），足以带动和汇聚中部的客、货流与丝路连结，大规模西进。

　　（二）市场化改革为先。无论基础设施如何到位，政府推动如何得力，没有市场能量，没有企业的呼应，向西开放都是空谈。我们必须打破行政垄断，推动公平竞争；必须快速减裁不必要的行政审批，“开闸放水”，激活创业和企业营运的能力；必须破除省、市、县区域壁垒，形成一体化市场。这数项改革任重道远，无比艰难。但唯有如此，才能调动千军万马，共赴开放前沿；才能汇聚足够的实力，取得开放的实绩。

　　（三）“通江筑路”为要。通江：以武汉新港扩容、拓深、科学配置货场为主，上通成渝，下连苏沪，常年应可通航万吨轮；筑路，加密“汉新欧”专线，勾连中部各省，将武汉做成中部最大客货中转站和集散本部，夯实专列常态化运营的基础。这里蕴藏有大量基建项目，应上争国家“一带一路”基金支持，下争社会资本大量进入。打好这个基础，实为向西开放的紧迫要务。

　　（四）投资、外包服务并进为突破口。向西开放难在走出第一步。一般国际贸易固然是开放，真正的互融共生在投资输出。湖北已有近20家企业在向西市场扎根落户，成效显著。我们要充分利用新疆博州“荆楚产业园”这个跳板，跟进“华新水泥”等企业的探索，走好第一步。对外投资，无论是PPP（公私合营模式）、BOT（建设-经营-转让）、抑或TOT（移交-经营-移交）都应从完备的基础和社区建设入手，靠互利双赢扎根，以配套服务带主业生长。

　　外包服务业是向西开放最简便、可快速切入的产业。以基建而论，仅哈萨克斯坦就已计划投资60万亿坚戈（约合3300亿美元），构筑“阳光通道”，联接新疆至欧洲的丝绸之路。湖北“公、铁、基”建设拥有众多实力雄厚的企业和研发部门，可踊跃参与该国的招投标，争取较大的外包服务份额，并由此逐步进入农业、机械制造业、能源、金融、商贸服务业及IT等各个领域，通过外包服务将湖北经济与向西市场联为一体，使武汉成为中国外包服务最发达的“班加罗尔”。

　　（五）过剩产能转移为重心。湖北与向西市场国家比较，前者用于工业化初中期的产业已严重过剩，后者需要开展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却严重短缺。现今，我们若骤然砍掉这些产业必会大伤元气。因此，唯一的出路是向西转移。举凡冶金、建筑、建材和化工产业，应成为西进的主力军。一旦上述产业大规模、成建制西移成功，必会在对外开放中获得技术和产品的跃迁，进而带动湖北经济结构的整体演进和规模的快速攀升。

　　（六）电商与互联网金融为桥梁。现代的电子商务和互联网消除了国家与区域经济之间的距离障碍，使得产品宣传更加快速，产品贸易更加便捷，因而应作为湖北产品走出去的关键，先行一步。我们可在大力发展与向西市场互建离岸公司、在岸公司的基础上，构建大型跨国电子商务网络，确保良好的线上交易环境，依托成熟跨国电商、零关税及中俄“本币结算”等有利条件大力发展互联网金融，保证支付与结算的顺畅无阻，切实推进亚欧市场一体化。可以预见，上述措施得到落实，必将一举打破湖北经济开放不足的窘境，在“新常态”中取得新的重大突破。　　（作者龚益鸣系省社科院研究员、乔治系省社科院研究生）

（责任编辑 肖进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