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由盛转衰 推行“两税法”筹钱削藩

　　唐朝在经历了“安史之乱”后由盛转衰，国家财力衰竭，藩镇割据严重。面对严峻复杂的形势，唐德宗试图从税收改革入手，破解困局。在宰相杨炎的建议下，唐德宗下诏取消租庸调，收回地方藩镇的征税权，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以户税和地税为主的新税制，史称“两税法”。
　　唐德宗痛定思痛要削藩
　　公元779年，37岁的李适即位，也就是唐德宗。唐德宗在位的37年，是悲喜两重天。
　　李适生于742年，那时的大唐王朝，刚刚经历了“开元盛世”，歌舞升平。生长在皇宫大内的李适，养尊处优。
　　然而好景不长，李适无忧无虑的生活，在他14岁那年被打破了。
　　当时唐朝受契丹、突厥侵扰，为了巩固边防，唐朝曾在内蒙古东北部和辽宁西部等北方边境，设立了10个军事防御区，任命节度使来管理这些边防重镇。这节度使，相当于现在的大军区司令。由于这些军区，要应对随时可能爆发的战争，为了能及时筹集粮草，供给军队，朝廷就把军区的赋税权下放给节度使。节度使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征收钱粮。这一下，节度使同时手握兵权和财权，安禄山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当时安禄山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个军事防御区的节度使，统帅大军20万，占全国总兵力的1/3。同时，安禄山还利用朝廷下放的财税大权，征收钱粮，用来供养士兵，修筑城池要塞，牧养良种战马数万匹，做足了造反的准备。经过一番苦心经营，755年，安禄山联合部下史思明等人起兵造反，“安史之乱”爆发了。7个月后，叛军攻破长安。当时还是个孩子的李适，跟着曾祖父唐玄宗仓皇逃往1000多里外的成都，一路上风餐露宿，提心吊胆，吃尽了苦头。尽管7年后，唐朝平定了安史之乱。但多年的战乱，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唐朝再也不见当年的太平盛世，可以说是“天下户口十亡八九，州县多为藩镇所据，贡赋不入，朝廷府库耗竭。”
　　这段经历，让唐德宗深刻体会到了国衰家败之痛，对造成这种局面的地方节度使，一直怀恨在心。同时，李适也常常追忆幼年的富贵尊荣，曾经的太平盛世，常为此感叹不已。因此，当后来李适坐上了皇帝宝座，成为一国之君之时，就下定决心，要复兴大唐，重现盛世！
　　可很快，唐德宗就发现，成德、平卢等地的藩镇结成攻守同盟，根本不服中央管理，是“实如蛮貊异域焉”。“蛮貊”，就是凶狠的野兽，“异域”是说，当时侵扰大唐的少数民族，意思就是，这些藩镇和逆臣贼子没什么两样。而造成这种局面的，不是别人，正是一部分曾参与过“安史之乱”的节度使！
　　原来，在平定安史之乱时，朝廷为了招降叛军，曾许诺说，只要节度使归降，朝廷将既往不咎。不仅如此，还准许他们继续拥有原来的领地，在领地内，自行招兵买马，征收赋税，总揽军政大权。在这样优厚的条件下，成德节度使李宝臣等人纷纷归降朝廷。可这些节度使虽然名义上服从中央，但仗着财大气粗，手握重兵，实际上根本不听朝廷调遣，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这样的不安定因素，对大唐王朝而言，无异于一颗定时炸弹。
　　因此，唐德宗觉得，当务之急就是削藩！
　　税收制度漏洞百出
　　削藩总免不了打仗，现在光是成德、平卢等藩镇的兵力，至少有30万，而中央的军队却只有不到10万，这就意味着，要削藩，至少还得增兵20万！如果增兵，光这一年的军费，就要近两千万贯，这几乎是朝廷全年收入的两倍，国库那点钱，是根本不够！
　　唐德宗首先想到的，是通过加税来增加财政收入，可他马上又否定了这个想法。因为，在德宗的父亲代宗在位时，为了供养军队，就曾大幅提高了税收，可结果是百姓不堪重负，纷纷抗税，甚至有数十万人因此造反。于是，唐德宗忙找来大臣们商议，当朝宰相杨炎说道：“臣有良计！”
　　杨炎是德宗新提拔的宰相。史书记载，杨炎是“美须眉，峻风寓，文藻雄丽”，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文艺范儿的帅哥。这杨帅哥当过节度使的文书，做过吏部侍郎，就是主管全国官员人事的副长官，经验相当丰富。后来，由于政治斗争，杨炎被贬为道州（今湖南道县）司马，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市长助理。杨司马在道州做官期间，没有怨天尤人，反而兢兢业业，做出了一些成绩。当时的宰相崔佑甫，正是看重他的能力，既实干又能干，才向德宗举荐了杨炎为相。
　　杨炎税：“陛下，臣以为，想要削藩，先得解决国家财力问题，而解决国家财力，关键还在一个税字上！”
　　唐德宗不解地问道：“这加税的法子，朕已经想到了，可行不通啊！”
　　唐德宗的疑问，早在杨炎的预料之中，杨炎胸有成竹地说，现在削藩没钱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国家收不上税。而收不上税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国家收不上藩镇的税。节度使们“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藩镇的税都被节度使们征走了，国家拿不到一文钱。而那些中央控制的地区，按照现行的税收制度，有一大半的税收不上来啊！
　　唐德宗一听，大吃一惊。
　　原来，当时唐朝在中央控制的地区，主要征收四种税收：一个是盐税，就是对商人销售食盐的利润征税，一年能收600多万贯。还有两类是户税和地税。户税是对百姓的金银、房屋、商铺等财产征税，一年能收50万贯左右。地税是对百姓的田地，按亩征税，年税收是400多万贯。户税和地税，说白了，就相当于咱们现在的财产税。
　　最后一种税收叫做租庸调，主要是对青壮年男丁征收的税。“租”，就是每人每年征收两石粮食，“庸”，就是每人每年服20天的徭役，不服徭役的，可交六十尺绢来代替。“调”，就是每人每年征收两丈绢和三两绵。
　　为了让百姓有能力缴得起租庸调，国家先把生产资料，也就是田地分给百姓；让百姓在这些土地上自耕自种，自给自足，然后再按照一家男丁的数量作为人头，每年征收一次租庸调。举个例子，一户普通的五口之家，有年迈的祖父、祖母，正值壮年的儿子、儿媳，还有一个未成年的孙子，按照当时的标准，这一户人可以分到140亩田，按壮年男丁缴税，就是说，这一家只有儿子一人，每年按照标准缴纳租庸调。
　　租庸调，是唐朝初年推行的，当时是国家的主要财政来源。但经历了150多年，到德宗即位时，国家却只能收上不到200万贯的租庸调，还不到全年财税总收入的1/6。那么，为何现在租庸调收不上税呢？
　　杨炎接着给德宗分析道，租庸调推行之初，全国的田地大部分都分给了百姓，百姓都有能力缴税。因此，国家按人头征收上的租庸调还是很多的。可是现在，土地兼并严重，百姓的地都被官员贵族给占了。百姓没了田地种粮食、桑麻，拿什么来缴租庸调啊？而官员贵族们，明明占了大量的土地，国家却有明文规定——王公贵族和九品以上官员免税！什么都不用缴！这样一来，国家哪能收得上税呢！按规定，全国应该缴纳租庸调的，有200多万人，本应收上至少400万石粮食，100万匹绢布，600万两绵丝，折成现钱，至少得800多万贯。而现在，实际收上的不到200万贯，也就是说，没能收上的租庸调，至少有600多万贯，这可是相当于国家全年税收的一半以上啊！
　　上收财权推行“两税法”
　　德宗忙问：“既然租庸调不管用了，国家怎么才能收上税呢？”
　　杨炎说道：“其实，答案就在我们现行的税收制度中。这租庸调，是有地的官员贵族免税，而没地的百姓要按人头缴税，自然是收不上税。而户税和地税之所以能收上来，恰恰是因为征税的对象不是人丁，而是财产。不管是官员贵族，还是平民百姓，只要是有钱有地的，都得缴税。因此，臣建议废除租庸调，把原本靠租庸调征的税，全部用户税和地税来征！”
　　听了杨炎的分析，德宗是频频点头：“好啊，这样按照财产的多少征税，有钱有地的官员贵族不仅不能免税，还要多缴税，国家收入有了保障。同时，贫困的百姓少缴税，减轻了他们的负担，也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可是，租庸调的问题虽然解决了，但国家还是收不上地方藩镇的税收啊？”
　　杨炎答道：“其实，咱们不妨把节度使的征税权全部收归中央，统一按户税和地税征收全国税收！为了减少地方藩镇的抵触，国家可以暂时把中央统一收来的一部分税收分给藩镇，等到朝廷的实力强了，再和他们秋后算账！”
　　唐德宗听后，拍案叫绝。于是，唐德宗在即位的第二年元月，下诏取消租庸调，收回地方藩镇的征税权，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以户税和地税为主的新税制，并命杨炎具体负责新税制的实施。
　　杨炎在推行新税制的过程中发现，每年6月、11月，夏粮和秋粮成熟，国家容易收上税款，便规定，一年分两次征税——征收夏税不得超过6月，秋税不得超过11月。
　　由于新税制是分为户税和地税两类，又是一年分夏秋两季征税，因此被称为“两税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