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南红玛瑙 私挖盗采成风生态严重破坏

    南红玛瑙六年间身价上涨数百倍，改变了一批追逐者的命运。倒卖玛瑙的商人，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在深山中挖掘南红的彝人，很多放弃了祖辈耕种的农田，有些人暴富，有些仍在为生计发愁；暴富的人染上毒瘾，挖矿的人命丧土石。他们只在意暴利，并不在乎对环境生态的破坏，被挖出的巨坑，随着渐渐降低的地平面，呈现在眼前。

收藏者鲁玉苗展示8块南红玛瑙石，最小的拇指大小的那块，估价为1.8万元。

在九口乡山顶，彝族人三两结伴，等待城里的商人上山选料。

在四川省美姑县，山里人为了寻找玛瑙挖了大量的深坑，土地大面积塌陷，植被消失。摄影/新京报记者 贾鹏

　　 南红玛瑙六年身价上涨数百倍，四川美姑等县植被遭破坏

　　近日，一则关于“南红玛瑙”的消息，将大凉山里一条“灰色产业链”展现在外界面前。

　　四川大凉山美姑县，山里人成群结队携带工具，挖出数十米深的“巨坑”，盗采玛瑙原石。

　　南红玛瑙，古称“赤玉”，质地细腻油润，因稀缺而成珍品。

　　2009年起，凉山州美姑县发现的新矿床，让“南红”重新回到各路资本的视野，原石价格从最初的几十元一斤，涨到现在的几十元一克，一块拳头大小的精品原石价格近百万，6年间几乎疯涨数百倍。

　　红色的石头，改变了一批追逐者的命运。

　　鉴定玉石的专家参加各种节目推广南红玛瑙，令其价值成百倍增长；倒卖玛瑙的商人，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在业界也登堂入室，从江湖踏入庙堂；在深山中挖掘南红的彝人，很多都放弃了祖辈耕种的农田，有些人暴富，有些仍在为生计发愁；暴富的人染上毒瘾，挖矿的人命丧土石。

　　他们只在意暴利，并不在乎对环境生态的破坏，于是，被挖出的巨坑，随着渐渐降低的地平面，呈现在眼前。

　　张宗文遇上麻烦了。

　　根据西昌市一家KTV门口的监控录像显示，5月26日晚8时55分，两名男子先用手电筒逐个探照路边停着的每一辆车，最后站在了张宗文的车前，先是撒了一泡尿，看四周无人，掏出一把一尺来长的改锥，撬开副驾驶的车窗，拎走了张宗文的黄色手提包。

　　事后人们猜测，也许两个人只是看中了这款包，并不知道包里装着什么。包里装着42块顶级包浆鸡血石，总价值360万。

　　这些石头是南红玛瑙。

　　不只张宗文被盗，一周后的6月4日凌晨，从北京来西昌做玛瑙生意的张海，位于玛瑙城的店铺被洗劫一空，损失超过1000万。

　　“他是用我儿子的书包把玛瑙背走的，一块不剩。”顿了顿，张海纠正道，“剩了一块最不值钱的，几千块，应该是不小心掉下的。”

　　当地人坚信，连续两起盗窃案，与南红玛瑙身价暴涨脱不了干系。

　　 “疯狂的石头”

　　很多时候，南红玛瑙哪怕是原石的身价，都以千、万为单位。

　　6月4日清早，西昌市海门渔村的南红玛瑙城里，百余米长的“十”字形主街上已经挤满了“选料”的商人，杂乱的口音告诉别人，他们来自全国各地。

　　这是国内南红玛瑙交易量最大的市场，几乎每天都要挤进五六千人。

　　街道两边的商铺里，售卖着加工成雕件和首饰的成品，门外地摊上，摊主摆放着未经雕琢的石头，其中大多数被切开，露出鲜红的肉身。

　　一处地摊前，一名男子用强光手电，顶在一颗蛋黄大小的石头表面，光晕沿着手电边缘扩散成一圈。

　　再把石头凑近，反复摩挲、端详后，男子判断这应该是块成色还不错的南红玛瑙。一番讨价还价，男子最终花了1800元。

　　他丝毫不担心买贵了——在几家商铺，同样大小的雕件能卖到18000元，即使几颗直径不足1厘米的玛瑙串成的手链，也要8000元。

　　“1万多的雕件不算贵。”西昌市大凉山玛瑙文化协会副会长鲁玉苗说，此前最著名的产地在云南保山，因其产地而得名“南红”。

　　2009年，凉山发现南红玛瑙，按照色彩优劣，分为锦红、樱桃红、柿子红、玫瑰红等等，因为少有裂纹和杂质，被看做比保山南红更好的上等料。

　　媒体报道见证了南红玛瑙身价逐年走高的轨迹。

　　2011年3月，一篇《稀世之珍，南红归来》的报道提到，国内首次高规格南红玛瑙展，在北京国际珠宝交易中心亮相，这成了高端南红玛瑙重回市场的起点。

　　一年后，一名古玩商在重庆市文化宫展销南红玛瑙时，30余件作品在三天内被抢拍一空，最贵的一件达5.8万元。

　　2013年，原本1公斤只有几百元的南红玛瑙，在产地凉山最低也要3千元，高的可达3万元。

　　外界感叹，十年间价格上涨千倍，南红玛瑙成了“疯狂的石头”。

　　 “红透了”的背后

　　当越来越多的山里人出现在张宗文的店铺前卖石头时，他的命运发生了转变。

　　2009年，张宗文还在西昌做观赏石的生意，门店冷清。有几次，地摊前不断来往的外地商人引起了他的注意，不起眼的石头5块钱一斤，一天就卖光了，后来石头涨成了5块钱一块，选料的商人仍然每天都有。

　　“这石头不一般。”张宗文决定把资金投入到南红玛瑙时，价格又涨了：他花了不到5万块钱，买了11块石头。

　　“玉石生意就是这样，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张宗文回忆他收获的第一桶金，2012年，一名深圳老板通过朋友找到他，想买几块南红玛瑙，张宗文正带着老婆孩子在外地度假，让朋友领对方去选料，没多久朋友来电话，说卖了6块石头，问卖了多少钱，“朋友说，二哥，钱有点多，175万。”

　　张宗文立刻开车赶回西昌，“接过钱我都傻了，没想到石头能卖这么贵。”

　　有人肯出钱，自然有人愿意宣传。

　　在胡飞燕看来，南红玛瑙价格的飞涨，并不是空中楼阁。

　　“它是回归，不能说是疯涨。”胡飞燕是南红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为什么你喝咖啡的时候要到星巴克，因为它的品质和魅力吸引你。一块鹅卵石卖你1万块钱，你买吗？”

　　中国文化信息协会南红文化专委会主任孙力民，更相信南红价格一路高涨是因为文化底蕴，他说南红流传了千百年。徐霞客曾在文字中记载，云南保山的南红每斤2钱，易碎的每斤1钱，“在明朝就已经有南红的交易了。”

　　孙力民说，清朝时南红玛瑙多是皇家贡品，或用于做官帽上的顶珠，因为少在民间流传，被看作稀世珍品。

　　“物以稀为贵”，孙力民说，1972年时，南红玛瑙的毛料每吨也能卖1500元，“当时一个正处级干部的工资才30块钱。”

　　在文化价值和资源稀缺之外，刘仲龙不否认南红价格上涨，与人为推广有着直接关系。

　　刘仲龙，凉山南红发现者之一，如今从事高端南红的设计，他出版了介绍南红玛瑙的书籍，并频繁地出现在媒体上。他说，节目做完后，当时还没过完年，很多玉石商人就已经去凉山寻找矿点。

　　孙力民还记得四五年前，拿着石头苦苦哀求别人，跟他们说这个东西值几万块，没人信他的话。

　　“我一个人和十个人说很费力，如果同时和成百上千个人说呢？”孙力民参加过好多次电视台的节目，所有费用都是他自己承担，“他为了推动南红做了7部电视片，自己花了好几百万。”胡飞燕记得。

　 　血色南红

　　每隔四五天，西昌商人祝康都要在两地间跑一个来回。

　　山顶遍布着数不清的玛瑙矿，矿井顶端是两米见方的开口，山里的彝族人用镐竖直挖下去。祝康说，表层的玛瑙原石这些年早挖光了，为了寻找新的矿藏带，当地人继续向下挖，很多坑深达10多米，没有一丝固定，“发现了玛瑙，他们就横着挖，很多矿就是这么塌的。”

　　塌矿死人的事，在九口甚至美姑已经不算秘密，“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塌一次，塌一次就要死几个人”，好几名在美姑生活的汉族人说，最严重的一次在农作乡，七个人被埋在里面，全死了。

　　九口乡的矿区，最大的塌陷有两三个足球场大，光秃秃的塌矿区里仍然留着挖矿的镐头和手推车。祝康说，即使家里死了人，其他成员仍然会继续从事挖矿的营生，他们不清楚塌矿区不能再挖的道理，只清楚玛瑙能卖很多钱。

　　张宗文承认，南红走俏的最大受益者，就是最初进入这行的商人。他说，自己花200元买下的一块南红玛瑙，去年卖了49万；曾经2.4万买下的一块极品南红，重量只有500克，外界已经出价到600万，张宗文没卖，“现在好石头很少了，我要留下来。”

　　同样是收藏者的鲁玉苗从保险柜里取出8块玛瑙石，指着其中一块巴掌大小的石头，“900克，15万”，然后又指了指最小的一块只有拇指一般大的石头，“1万8。”

　　鲁玉苗做过的最大一笔生意，是2012年在上海，卖了三四百万，其中一块500克的极品锦红卖了50万。

　　他说好石头越来越少，让大宗交易也变少了，即使是眼前的八块，也算不上顶级。玛瑙城每天有五六千人，全西昌做南红生意的有10来万，“手里有精品的多少人？算上我、张宗文、曾朝志和张海，不超过10个。”

　　 要新娘还是要毒品

　　尔仁木沙是从大凉山走出去的富人之一，他很早就挖玛瑙了，如今把家人全部从九口接到了西昌。

　　他在市区买了房子，仍然做着玛瑙生意，偶尔才回到山里，挑选自己看上眼的石料。有人说尔仁木沙挣了很多钱，这让22岁的阿尤很羡慕，很多彝族少年十五六岁就结婚了，阿尤的年纪有些尴尬。在彝族，双方族长按照女孩相貌和家族大小约定聘礼，从10万、20万到30万不等，阿尤的女朋友需要30万。

　　这让阿尤很头疼，他从前年开始收购同乡的玛瑙，再下山卖给城里的商人，最大一笔生意是7万元，他算过，再干三年才能把聘礼钱挣出来。

　　“大凉山里的彝族，十代八代以内都走得很近。”38岁的井子伟机说，山里结婚不需要恋爱，也不需要结婚证，甚至姑舅亲戚都能结婚，除非是相同姓氏。

　　井子伟机住在昭觉县城，能够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他说很多山里人并不热衷于读书，甚至从未走出过大山，年轻人还会说一些汉语，年长者则永远失去了和外界交流的工具。

　　井子伟机说，南红玛瑙出现这几年，大山里有了一些千万富翁、百万富翁，其中一些人搬到了西昌，买了大房子；另外一些人仍然守在山上的土房子里，酗酒、赌博，甚至吸毒，“他们没有花钱的渠道，任何刺激对于他们都是诱惑。”

　　九口的矿区上满是碎啤酒瓶，对于挖玛瑙的山里人来说，酒精是祛除恐惧与疲劳的良药；中午时分，几名男子围坐在山顶的平地上，打着外人看不懂的扑克，每一轮的牌局结束，都伴随着高声的呼号和大把的钞票。

　　19岁的吉克石且是九口的名人，他在山上有自己的矿，小小年纪已经把家搬到了西昌，他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回山里了，最近一次在乡里出名，是因为吸毒的传言。

　　几名彝族男子用生疏的汉语，努力试图证明消息千真万确。26岁的立立机惹丝毫不否认毒品在山里的蔓延，与危险相比，毒品对于吸毒者更像一种时尚，直到几年前有人因为毒品染上艾滋病死去，人们才收敛了一些，“因为这个原因，我再不和他（吉克石且）接触。”

　　 饿汉的盛宴

　　比毒品更让立立机惹担心的，是当地针对采挖玛瑙的禁令。

　　立立机惹已经连续好几天没有进矿了，11日这一天，他和妻子守在山里，看见城里人上山，就凑上去小声嘟囔着“尔玛”（音，彝语“石头”），然后从衣兜里掏出用塑料袋包裹的石料。

　　立立机惹挖了四年石头，最好的光景时每月挣五六万，他已经好几个月没挣过这个数字了——去年夏天农作乡发生意外后，美姑县打击私挖盗采的力度更大了，十几天前，执法队上山带走了好几个偷着挖矿的人。

　　其实早在2012年，美姑县就已经出台禁令，整治南红玛瑙的私挖盗采。一名不愿具名的政府工作人员说，禁令依据的是矿产资源法，无论地上物归谁所有，地下矿藏的所有权都属于国家，“更现实的问题是，因为长期不合理的采挖，土地生态已经被严重破坏。”

　　禁止私挖盗采的同时，为了不违背市场规律，美姑县决定拍卖采矿权，计划今年上半年对九口乡、瓦西乡、洛莫依达乡等玛瑙矿区进行拍卖，但直到现在没有丝毫进展。

　　矿权拍卖悬而未决，执法与盗采尴尬地共存着。截至去年底，美姑驱逐了3万名盗采者，但盗采仍然存在。

　　11日下午，执法队再次进山，与立立机惹遥望的一处山头上，百余名采矿的山里人，像蚂蚁一样往山脚逃散。

　　“执法队每次来，他们就跑，执法队走了，他们再回来。”祝康说，对于穷了几辈子的山里人来说，金钱变得真实又触手可及，土地与家园太遥远，在财富面前不值一提。

　　大凉山人靠天吃饭，年复一年地耕种土豆、苦荞，只有在个别海拔低的地方，才能种上玉米和水稻，一年到头收获的粮食仅够糊口。井子伟机说，一些男人外出打工，年收入不到5千块钱，“这回你该清楚，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玛瑙意味着什么？”

　　 从江湖到庙堂

　　对于玛瑙商人来说，南红玛瑙不仅意味着财富，更意味着品位和地位。

　　鲁玉苗说，自己曾经也是县城里的普通人，因为南红玛瑙，当上了协会副会长。他喜欢结交文化人，尤其是喜欢鉴赏玉石的。

　　张宗文收了78个徒弟，有官员也有富商，14个徒弟在玛瑙城里开门市。

　　拜师要交2万元，有人说不该收费，张宗文解释，拜师拜的是眼力，“当初我想花钱都找不到人学，买石头不知道花了多少冤枉钱。”

　　张宗文赌过石头，没开口的原石摆在眼前，感觉里面是玛瑙就买下来，他花了17万买了六块，当中切开，全扔了。

　　6日中午，一名男子抱着块一斤多重的原石，到张宗文的店里请他“合赌”，“卖家要50万，我觉得可以搞”，张宗文用手电照了几下，不动声色地还给他，“不透光，要是‘乌加玛’（乌石与玛瑙混合料）就惨咯。”张宗文有自己的山庄和会所，但他说对于石头，早过了冲动的阶段。

　　声望的累积让这些商人得到了额外的社会地位。不久前，为了传承南红文化，展示南红艺术，隶属文化部的中国文化信息协会，成立了南红文化专业委员会，张海、曾朝志、张宗文都被邀请去北京参加成立大会，张海和曾朝志被选为委员会副主任，张宗文是副秘书长。

　　张宗文说，南红玛瑙确实该有统一的标准了，相同的石头在这几个人手里能卖个好价钱，别人卖，人家未必信得过。

　　2013年西昌建成新的南红玛瑙城后，江苏、北京、河南、广东的商人陆续来开店，每天的交易额平均100万，但在张宗文看来，小商户们加起来，也没有他们几个人的营业额多。

　　不只在西昌，在全国大宗交易也是如此。6月2日，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举办南红玛瑙精品展览，组织者薛绍东说，参展商只有三家，但一周的交易量也达到了几十万。

　　“成交量并不理想，今年整个市场都不景气。”在薛绍东看来，市场不景气的原因可能是反腐，也可能是股市，但一定不是曲高和寡。

　　张宗文看着面前的半杯竹叶青，“就像这杯茶，（价格）离顶点还早呢。”

　　尽管认同刘仲龙和孙力民的看法，但张宗文和其他商人一样，每天思考着如何将手中的囤货卖出去，和文化与历史价值相比，让石头“流通”下去才是他们眼中的头等大事。

　　就在九口挖掘玛瑙的人把原石运到西昌时，一些商人又把目光聚焦在美姑县大桥乡，听说那里有更好的南红。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张海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贾鹏 实习生 郭琳琳 吕春妍 四川、北京报道

（见习编辑 张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