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等就是半个多世纪 迟到一生的500张毕业证

　　这是世界上最艰难的旅程之一：从日军轰炸上海的漫天炮火逃出，它们辗转来到风景宜人的庐山牯岭镇，不久又被战火迫着逃到赤水，直至战争结束后回到上海。

　　它们是500张大学毕业证书，由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大夏大学和光华大学颁发。最早的一份是1926年，最晚的一份是1951年。

　　这趟旅程可能永远没有终点。因为种种原因，这些毕业证书无人领取，它们被摞在一起，以牛皮纸包裹着，捆上了绳子，尘封在华东师大的档案柜里，一放就是七八十年。华东师大档案馆馆长汤涛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目前确认身份的5名毕业证主人，只有一人还活着，也已经因中风而偏瘫。

　　 偶尔有人走进展厅，看看这些照片和文字，“感受到历史的厚重”

　　9月20日早上9点，华东师范大学校史馆的红漆木门半开半掩。13块展板放满了整个前厅。这里正在展出主题为“抗战中的大夏大学与光华大学”的展览。

　　“为了纪念‘九·一八’事变83周年，校方让我们寻找抗战时期，大夏和光华两所学校的旧文档。没想到，发现了这些毕业证书。”汤涛站在3号展板前面，展板上是1937年“八·一三”事变时，光华大学主建筑被日军轰炸前后的对比照片。

　　门口的石桌前，有学生坐着看书。偶尔有人走进展厅，看看这些照片和文字，“感受到历史的厚重”。

　　进门右手边第一块展板上，印着一张1938年大夏大学的毕业证书。它属于一位名叫贾九龄的学子。有关他的一切，如今只能从这张纸上解读。

　　他是江西高安县人，专业是土木工程。当时26岁的年轻人有一张端正的国字脸，微胖。证书左下角的照片里，他抿着嘴，眼睛发亮，穿戴着学士服和学士帽，微侧着身子。

　　“那个年代流行侧身证件照。”汤馆长解释，“为了显得轮廓立体。”

　　即便已经过去了76年，这张毕业证依然崭新，没有发黄的印记。一张一尺见方的白色硬纸板，约莫有指甲盖厚，印刷精致的蓝色条纹框子里，是竖排繁体的文字。毕业证最上方，印着当时国民政府的标记。

　　“文字都是印刷的，但所有学生的名字都是手写的毛笔字。”华东师大档案馆保管利用室副主任吴李国，帮忙按住了因卷着放置而卷边的证书。左下角，落款校长“王伯羣”。

　　1937年到1938年的这个学年，是贾九龄在大夏大学的最后一学年。不过，9月份的开学因淞沪会战爆发而推迟。当日军开始轰炸上海，炸弹扔进了大夏校园，几处宿舍和教学楼被炸成了瓦砾堆。延缓开学的通知贴出去半个月之后，王伯群校长决定，将学校迁往庐山牯岭镇。

　　一批资料档案——也包括一部分毕业证书——就这样用防水的油布包了起来，放入木箱中，搬上了西行的大船。当时副校长欧元怀在回忆文章中写着，“水路运输，比较畅通”。这些文档和仪器坐着船直抵九江，随后由人力转运至庐山牯岭镇，搬进了校方在当地租赁的办公楼里。

　　9月的牯岭镇，傍晚时常会起雾。庐山的景色很美，但师生们恐怕不会有心情赏花。硝烟似乎随时都有可能溯流而上，打破暂时的宁静。

　　当上海沦陷的消息传来，用欧元怀的话说，庐山上的师生们“被逼下山”了。1937年年底，大夏大学迁往贵阳。第二年4月，春季学期开学，原本的800多名学生，只剩下不到500人。

　　7月的毕业典礼上，贾九龄的毕业证书没有被领走。

　　据汤馆长推测，这些毕业证书没有被领取的原因很复杂。有些学生为了躲避战乱，或辍学、逃难，还有些决定投笔从戎，参军抗日。有许多学生北上延安，加入了共产党。例如，光华大学理学院数理系二年级学生汪道涵，于1937年放弃学业，率全家及亲友28人投奔延安，加入了共产党的抗日队伍等等。

　　还有一批证书，是因战乱中无法及时送到当时的教育部盖章，错失了交付到学生手中的时机。

　　“毕竟当时的政府也朝不保夕，迁移逃难。”汤馆长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