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战疫】专家“云端”共话哲学反思与心理调适
新闻网讯（通讯员王乐晶）为深刻反思这场影响人类历史走向的大疫，帮助人们正确观察疫情、认识疫情，抚平疫情带来的创伤与阵痛，进而树立最终战胜疫情的勇气与信心，5月25日至31日，哲学学院采用腾讯会议及哔哩哔哩视频直播的形式举办了“新冠疫情时代的哲学反思与心理调适”珞珈学术周。
本次学术周共设7场专题报告会，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山西大学、广州大学、湖北大学、湖北省社科联以及武汉大学的3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吸引了全球万余观众在线参与收看讨论。
第一场学术报告会：“中西抗疫模式的比较与反思”
陈学明（复旦大学教授）：西方左翼学者对疫情的看法
面对汹涌而来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目前全世界的人都在思考。一切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公共性议题：在重大疫情背景之下，当前欧美所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将带领人类社会走向深渊还是救赎？其中有一个群体的思考特别引人注目，这就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左翼学者。借助于疫情，对资本主义展开新的研究和批判：第一，批判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陷入空前的危 机。第二，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平等问题。一方面疫情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另一方面疫情使富人受到了正义的审判，出现在疫情风险的平均化。第三，揭示资本主义的治理危机，疫情危机的管理正在成为另一种阶级斗争的场域。第四，批判资本主义的生态问题上的立场，新冠病毒的肆虐正是被资本主义召唤出来的恶魔。
赵士发（武汉大学教授）：美国抗疫的主要问题与哲学审视
美国抗疫的主要问题包括：一是政治关于权力、话语和思维方式的冲突，导致政治选战和抗疫战争纠缠，严重干扰了战胜疫情，不能高效及时釆取措施。二是经济结构与发展观念层面的冲突，导致过早重启经济直接影响了抗疫的效果。三是文化上实用主义、民粹主义、自由主义、后现代消费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多元纷争，阻碍了抗疫力量的团结，滞缓了抗疫进程。四是社会层面结构性矛盾，市民社会中产阶级两极分化问题日益严重。五是生态环境方面，人类与病毒的关系成为生态问题的重要维度，正确认识到这一点对抗疫的重要作用。
李志（武汉大学教授）：小政府与“慢半拍”的抗疫
英国抗疫的总体特点——“慢半拍”。此次英国抗疫的失败，虽然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英国政府的执行力不佳和整体策略的失败，但实质上还有一些社会文化方面的原因：第一，下“群体免疫”策略；第二，“戴口罩”的问题；第三，“英国高死亡率”的问题；第四，“种族及阶层”问题。总之，英国在抗击新馆疫情中的种种表现，是多种原因和因素促成的一个结果。现在英国疫情的走向还不明朗，是否能在夏季有效地控制住疫情还是一个未知数。但我希望，英国和其他欧美国家接下来可以以较小的代价将疫情控制住，少一些牺牲，少一些生离死别，每个生命都是值得尊重的。
喻立平（湖北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从抗疫战看中国特色治理现代化
抗疫中显现出中国治理的“三个核心”。第一个“核心”是人民至上的核心理念。此次抗疫战期间，党和政府不惜牺牲经济发展，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参与救死扶伤，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第二个“核心”是作为核心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在此次抗疫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共产党党员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中国共产党表现出极强的领导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第三个“核心”是共产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此次疫情期间，展示出淋漓尽致的家国情怀、慷慨赴国难的担当精神和同舟共济的集体主义思想。
第二场学术报告会：“从中国哲学看‘新冠疫情’”
董平（浙江大学教授）：边界和谐与致良知
新冠疫情的产生是由于人的行为跨越了人与自然的边界。那么，人们在现实的生活过程中、在人的多方面的社会活动之中，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间之间应该保持什么样的态度呢？我认为我们需要重点思考以下四点内容：一、什么是边界？二、如何来实现边界秩序？三、实现边界秩序是如何可能的？四、致良知与边界和谐。儒家是重视反思的，要保持自我的反思精神，时刻保持对本心的敬畏。合乎良知本体的，就是合乎礼的，就能够实现边界的融合。遵循边界，敬畏边界，才能真正实现不同边界的和谐。
陈少明（中山大学教授）：危机时期的道德观
危机时期的道德与常规时期是有所不同的。危机时期——此次新冠疫情期间有三种社会道德现象：一、道德英雄主义。道德英雄主义产生的原因是恻隐之心、责任伦理与道德激情的激励。二、道德选择的困境。在疫情期间，医疗不足的情形使得政府与医务人员面临着如何选择施救对象的困境，以及医务人员在这种道德选择中所遭受的压力，社会应该对此加以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三、自由与责任。基于中国社会与欧美社会关于政府对民众的自由的限制之间的差异，我们需要思考在疫情背景下，如何恰如其分的限制人的自由的问题。最后，我们还要注意常规时期和危机时期必须有一个界限，各种事情都有界限，我们的行为也有界限。
郭齐勇（武汉大学教授）：对疫情的哲学思考
最近，人类与同类的人、与不同类的动物的相处发生了问题。人类应如何对待同类与不同类？对待同类，我们应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待不同类，我们应强调“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反思新型冠状病毒的流行，我们应从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高度去思考，应当善待其他的类存在，如动物、植物，回到中国传统的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最后，我们还需回归到“天人合一”的大智慧。“天人合一”讲的天人关系，从生态伦理的角度也可以理解为人与生态系统的关系。在传统“天人合一”的观念下，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和谐共处，这种对天人关系的认识有“前人类中心主义”的特点，其“天人合一”思想可以为今天的生态伦理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第三场学术报告会：“新冠疫情背景下生态文明建设的哲学反思”
王凤才（复旦大学教授）：人类文明4.0，而非“工业文明的生态化”
首先，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新形态，而非“生态化的工业文明”。现有的工业文明根本不能够完全生态化，即使现代工业生产有了环境保护、生态治理的要求。第二，放弃“非人类中心主义”，并非回到“类本位的人类中心主义”，因为“人类中心主义”应该对生态危机负主要责任。第三，即使实现了生态正义，也未必能够实现生态文明。只有解决生态危机才能走向生态文明，而和谐发展或绿色发展就是通往生态文明之“积极路径”。当然，和谐发展或绿色发展作为生态文明建设之“积极路径”，或多或少还带有理想倡导成份，这还有赖于树立“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有赖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立。此外，“生态治理”作为生态文明建设之“消极路径”，能够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制度保障。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克服当代生态危机、建设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即人类文明4.0的生态文明。
张云飞（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面向后疫情时代的生态文明抉择
新冠肺炎疫情将人与自然的矛盾尖锐地呈现出来，要求我们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极其突出的战略位置。生态文明是人类时时处处需要的文明，必须协调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必须协调推进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必须以人民性为价值取向，追求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生态文明必须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立体的全面的生态正义，坚持以人道主义方式对待野生动物和自然万物。为此，必须构建中国特色的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学。惟此，才能为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提供适宜的自然条件，平稳过渡到后疫情时代，最终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王雨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论生态文明的本质与价值归宿
生态文明是超越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形态，其本真含义是否定工业文明的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自然观、发展方式、管理方式和生存方式，继承工业文明的技术成就，为人们创造出以劳动为基础的多种满足方式。其追求的是人的身心、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同发展。生态文明不仅包含科学知识和技术要素，而且包括社会制度、生产方式、价值立场等意识形态要素，这就决定了单纯使工业文明的技术生态化，并不能形成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建设应当破除非人类中心主义思潮所主张的以生态为本位的观点，而应当定位于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要使生态文明建设落到实处，必须建立严格的生态法律制度和法规，切实践行“环境正义”。
杨晶（福建师范大学讲师）：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目标
首先，生态文明是一种超越了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形态，生态文明是对工业文明的继承与发展，它并不否认工业文明时期人类所取得的技术成就，并强调要对这些成就加以批判性的继承和发展；其次，工业文明的不可持续性导致其无法转向生态化。在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中，资本逻辑已渗透到工业文明建设的各个领域，甚至也影响到生态环境的治理领域中。世界工业化发展导致了“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成为当前资本主义国家不可回避的一个关键问题。对当下而言，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优势，但由于我国运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必然存在资本逻辑的作用，要通过一系列强有力的手段规制资本逻辑的运行轨道，才有可能实现生态文明的顺利转型。
汪信砚（武汉大学教授）：新冠疫情背景下生态文明建设若干问题再思考
第一，生态正义概念及讨论生态正义的方法论。我们探讨生态文明建设问题时，完全不必依循西方学术话语和研究范式。在我看来，在考察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追求时，本来就应使用“生态正义”而不是“环境正义”概念。因为“生态正义”实即“生态环境正义”的简化，而“环境正义”概念的外延明显要大于“生态正义”概念，所以用环境正义来标示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追求是不恰当的。第二，生态正义实现的社会制度条件。从价值论上看，直接导致生态危机的是个体本位和群体本位的人类中心主义。这种价值取向背后的根源是现实社会中人们之间的利益分化。私有制以社会根本制度的形式确认了现实社会中的利益分化关系，成为个体本位和群体本位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制度保障。总之，新冠疫情是人与自然的矛盾和冲突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疫情防控本身就是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如果没有工业文明发展积累的成果，我国根本不可能取得抗击疫情的胜利并对全球疫情防控做出重大贡献；而如果不努力推进工业文明的生态化，也不可能真正从源头上防控这类疫情。
第四场学术报告会：“新冠灾害之时的科学与文化审视”
江怡（山西大学教授）：个体、社会和未来——西方哲学家论新冠疫情的影响
新冠疫情在西方哲学界引起了齐泽克、阿甘本等哲学家的广泛关注和讨论。西方哲学家对于新冠疫情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四个领域：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和政治哲学，其中涉及人类存在的规定性、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恐慌心理对人类行为的影响、认识的限度、如何辨别真相与谎言、疫情下的社会公平、过去与未来的关系等诸多方的问题。我认为，阿甘本、乔姆斯基、德莫特·莫兰等哲学家对新冠疫情的思考与反思方式非常值得我们借鉴与学习，西方哲学家对疫情的讨论启示我们在抗击疫情中反思自我、重塑社会、拥抱未来。
欧阳谦（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后真相时代的认知冲突及其选择路径
第一，讨论新冠病毒带来各种撕裂、分歧、敌意和谣言的原因，解释“后真相”的哲学涵义。第二，揭示认知冲突的两个特征：替换事实和裁剪事实，分析“后真相”时代的六个认知路径：固执路径、偏食路径、妄断路径、对立路径、传言路径和权威路径。第三，提出避免陷入认知陷阱的七条原则：复杂性原则、多元性原则、相对性原则、开放性原则、历史性原则、关联性原则和无限性原则。
陈亚军（浙江大学教授）：新冠疫情背景下的理性交流
由于在新冠疫情背景下，人们越来越倾向于生活在隔离的世界以及语言与语言的关系中，在对真相的讨论往往只能还原到理由的表达中，还原到信念与信念的关联上。一个信念背后有坚实的理由作为根据，那么它就是真的，观点的分歧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不诉诸理由。我们应搭建公共平台来交换人们所拥有的理由，从而最终实现真正的理性交流。
朱志方（武汉大学教授）：新冠抗疫进行时的哲学反省——科学与中国文化的融合何以可能
科学与中国文化的融合何以可能？其一，用科学战胜新冠，科学为抗疫成功提供了巨大保障。其二，科学不是与世隔绝的象牙塔，而是奠基于人类生活、产生于人类共有的自然能力，因此，科学与文化的结合是可能的。其三，中国文化中的持久特征和基本精神不仅与科学思想没有冲突，而且极为有利于科学思想的引进、吸收和创新发展。当前中国抗疫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就是科学与中国文化完美融合的最好证明。
第五场学术报告会：“新冠疫情的伦理反思”
万俊人（清华大学教授）：非常态社会治理中的官德问题
基于非常态社会的不可预测性、不可复制性、超风险、疑难性以及人类自身的局限，我们更应该强调官员吏治的重要性。为应对非常态状况，官员不仅应当有坚定的信仰、优秀的组织协调能力、较好的公共管理经验、一定的领导魅力，还应具有三种敏感性：即对主流民意及其变化的高度敏感性；对社会非常态或者社会紧急状态的高度敏感性；对社会变化大势，对重大事件所关涉到的社会连带反应或者可能的反应具有高度敏感性。官德的根本是在于心中有民，一切为了人民。
江畅（湖北大学教授）：重建人类禁忌观念
禁忌是人类生命安全的守护神，现代化和启蒙打破了传统的禁忌观念，但为了让人类走出目前的困境，就必须重建禁忌观念，形成对法制和道德的敬畏。今天禁忌观念必须考虑全球化、市场化和科技化，以满足时代对整个人类更好地生存需要。禁忌的对象可以分为了敬畏对象和恇畏对象两种，敬畏对象主要为自然、神灵和祖先；恇畏对象分为危险事物和不洁事物。最后，为了使禁忌成为人们的生存底线观念，我们可以采取以下四种措施：从小培养人们的畏惧和禁忌意识，强化触犯禁忌的耻感和罪感，营造触犯禁忌的舆论氛围，用法律和道德促进禁忌观念的形成。
葛四友（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疫情引发的三个道德观念的挑战
三个道德观念分别是无罪推定、不伤害无辜者和尊重权利。疫情所引发的对这三者的挑战分别是有毒推定、伤害无辜者和侵犯权利，在疫情严重危害的背景下，道德条件相较于和平时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从后果主义的角度来考虑，疫情期间，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三个道德观念的违背和挑战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我们可以从以下三种观点去解读该问题：1.初定合理性和初步合理性的区分。2.帕菲特式解读和罗尔斯无知之幕理论。3.诺齐克的解读和洛克的三种观点。另外，我们要特别注意对“度”的把握，要避免将有毒推定变成有毒断定以及要注重保护弱者。
李义天（清华大学教授）：平凡生活的脆弱和韧性
我们应当明晰伦理学与疫情的关系，从疫情的角度来反思伦理学，而伦理学真正发挥其作用应当是在极端情况到来之前，是在人们的平凡生活当中。平凡生活是日常性、持续性的家庭生活，是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天灾、人祸、坏的运气都会威胁到平凡生活，同时，平凡生活也是坚韧的，它的脆弱和韧性都源于我们的生活本身。但平凡生活的坚韧程度是取决于有识之士共同努力的方向，伦理学应当要为增强平凡生活的韧性做出贡献。
第六场学术报告会：“新冠疫情防控的文化心理学反思”
汪凤炎（复旦大学教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暴露出的负心态及对策
首先，此次疫情中暴露出来一些人具有三种负心态：即贪吃野味心态、官僚心态以及爱撒恶意谎言的心态。贪吃野味心态背后的五种心理主要有：嘴馋心理、盲目进补心理、面子心理、猎奇心理、和异食癖心理；其次，从权威人格的角度分析官僚心态的成因，我们可以通过改革干部选聘制度、加强敬畏感教育来消除权威人格；最后，我们需要通过榜样作用、正确态度、技术与法治三个方面建立健全诚信社会，从而抑制爱撒恶意谎言的负面心态。通过提升国民的反省思维，杜绝类似悲剧的再次重演。
郭斯萍（广州大学教授）：新冠疫情时代背景下儒家文化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文化应包括理性与非理性两方面的内容。文化既包括理性的对现实世界的反应，也包括对未知事件的非理性的建构，非理性建构是对未知世界的情感或想象性建构,如原始文化或宗教文化，且非理性建构是文化的本质。从意义治疗理论来看，完整的人格应该包括生理、心理以及精神层面，个体的心理健康与精神世界建构是密切相关的。西方人的精神性来源于宗教，中国人精神性则存在于儒家文化。儒家文化中对于家国情怀、道德修养的强调能够将个体的抗压能力与集体的力量融合，从而促进个体心理健康。最后，基于日益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与日渐式微的儒家文化，我们更应该批判继承儒家文化来建构精神世界，促进身心健康。
凌辉（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后疫情时代的心理调适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正处在一个新阶段即后疫情时代，后疫情时代的特点主要有常态化和持久战两点。后疫情时代人们主要会产生的焦虑、抑郁、恐惧、创伤后应激障碍等社会心理反应。在科学防疫，回归正常以及改变生活方式与病毒共处这两项后疫情时代心理调控总原则的指导下，我们可以运用宣泄、园艺、正念、社会支持网络以及通过身体、自然娱乐等领域建立自身资源库等可行的心理调控方法来调节自身的情绪，另外，我们可以通过绘制自己的社会支持网络图，识别、制定计划等方式巩固自己的社会支持，同样也会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疫情。
钟年（武汉大学教授）：疫情下心理应对的文化资源
战争除了胜败以外，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和”。人类的文化与自然，不是谁战胜谁的问题，更不是谁消灭谁的问题，和平共处、和谐互动，才是“人间正道”。中华文化对我们的滋养、保护、激励作用，启示我们在对其他文化实行“拿来主义”的同时，不要忘记关注自己的文化，特别是需要反思一切以西方主流心理学研究标准为主的研究取向。此外，对于我们文化中存在的糟粕，我们可以采取“文化+科学”的应对之道。心理学研究就是要检验旧识，获取新知。
第七场学术报告会：“新冠疫情下的心理困境与调适”
彭泗清(北京大学教授）：从“我心飞翔”到“心安何处”：后疫情时期的消费者心态与企业对策
本次疫情严重，连锁反应更严重，对消费市场和消费者行为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洞察消费者的方法之变。2.消费者行为的底层逻辑之变。3.消费者行为的外在特征之变。4.企业应对策略之变。另外，我们要注意的是后疫情时代社会所谓的报复性消费并没有发生，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有效影响了消费者在购物前与购物中的购买决策。对于这些问题的发生，我们应该更深入地分析外在消费行为的改变原因，把应对疫情传播状态下的底层消费逻辑梳理清楚，这样才能为企业提出合适的应对之道。
周一骑（南开大学教授）：新冠疫情的意义领悟
古往今来，我们在面对天灾时，一般都会从“我-它关系”和“我-你关系”来思考，这两种关系的思考其实也是对人与自然如何相处的思考。此次新冠疫情也向人们昭示：人不是自然的主宰，是受自然限制的。我们只有承认人类命运受自然主宰的必然性，才能深刻领悟其所蕴含的生命意义。结合本次疫情所发生的问题，我认为作为自然传达给人的讯息，疾病意味着一种警告，它提示我们不能做超出个人能力范围及当前环境要求的不切实际的事情 ，以至于陷入困境而不能前行。
喻丰（武汉大学教授）：疫情导致道德保守了吗？
疾病流行的时候，大多数人会倾向于做出更加保守的道德判断。针对道德判断在非常时期明显趋于保守的变化特点，结合厌恶和进化论的观点，可以发现我们对细菌的厌恶是进化而产生的一种预警机制，这种预警机制构成了我们的行为免疫系统，表现为一套由厌恶而产生的心理防御机制。在面对病毒及其传染时，我们的这种行为免疫系统会起作用，进而会导致我们的道德判断变得严苛，对道德错误的容忍度降低，同时增加对“非常态”的回避以及对传统的维护。我们可以通过理性判断来预警这种心理机制，并据此调整和判断自己的行为。
郭永玉（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疫情背景下民众的系统合理信念
应对突发事件有三种策略，分别是否认、弱化和重建，其中否认是寻找替罪羊，是最不利于问题解决的，而重建最有利于组织声誉、公信力的恢复与提升。重建的策略包括关心、同情、道歉和追责。道歉和追责是最积极的重建策略。除此之外，针对此次新冠疫情，还应该考虑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完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防控体系建设，强化对系统威胁等社会风险的源头控制。第二，加强舆情应对素质，营造担当有为的国家治理环境。第三，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助推社会心理建设。
活动发起人、哲学学院院长吴根友教授表示，7天的学术讨论非常精彩，参会专家云端相聚，对重大公共事件发表自己理性的声音，对疫情后的社会问题、各类群体的心理问题积极提出对策，凸显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担当意识，体现了人文学者以学术为社会、实践和现实服务的价值追求。
（编辑：付晓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