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保高压线，别碰！
生态环保高压线，别碰！
人民日报记者 寇江泽
铁腕治污 朱慧卿作（新华社发）
天蓝、地绿、水净，是亿万百姓热切向往的美丽中国梦。
在严峻的环境形势下，中国迈向绿色发展的脚步坚定有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从理念到行动，从体制机制到政策措施，一场全面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实践在全国铺开，力度之大，涉及面之广，前所未有。
“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情况下，生态环境保护得到空前的重视，环境保护不仅仅关注污染物增量，存量也得到更多的关注和治理。”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如是说。
调速度
扭转GDP至上的发展观，考核“指挥棒”开始绿起来
雾霾天气、水质恶化、土壤污染……过去，我国工业化快速推进，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直到2013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才开始超过第二产业。很长一段时期，主要依靠大规模资源能源投入来拉动经济增长，以至积累了比较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这是经济发展旧常态的特征之一。
“以前，我们的思路是，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协调。但是在实际中，当经济发展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时，牺牲环境来保障经济发展，这是第一种旧常态。”潘家华说，一些地方常常将发展简单理解为GDP的增长，GDP成了衡量发展的唯一指标。关键时刻经济发展优先，环境保护靠后，甚至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GDP。
“第二种旧常态体现在治理思路上，我们的治理重点主要放在污染物排放增量上。”潘家华说，打个比方，原来污染物每年增长10%，现在增长8%，就算是进步了，对于污染物的存量则很少考虑。
“第三种旧常态则是环境保护重技术手段，上污水处理设施、上脱硫设施等。但这些设施大部分时候都晒着太阳，只是用来应付检查。”潘家华分析，第四种旧常态，则是环境保护以行政管制为主，随意性大。环境保护，在需要的时候缺位，在出现利益争执的时候，又出现越位问题。
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问题，很大一部分原因要归结于GDP至上的发展观。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政绩考核“指挥棒”开始绿起来。
2014年年初，河北宣布，将不再对贫困县进行GDP考核，改为把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和减少贫困人口数量作为主要指标；7月，山西在县域经济发展考核中取消贫困县GDP总量和增速两项考核指标；8月，福建取消对被列为限制开发区域的34个县（市）的GDP考核，实行农业优先和生态保护优先的绩效考评方式……截至目前，全国已有70余个县市明确取消了GDP考核。
“不能为了金山银山，破坏绿水青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考核制度是转变观念的重要指挥棒，‘指挥棒’方向对了，基本国策的执行、发展方式的转变就都有了动力。”潘家华表示。
加力度
一系列硬措施让环境保护更加理直气壮，更有威严
重污整治，须施重拳。
“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一直是环境治理领域广受诟病的现象。今年1月1日，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正式施行，增加了“按日计罚”制度，对持续性的环境违法行为按日、连续罚款，违法时间越久，罚款越多，体现了“从严”的理念。治安处罚、增加环保部门职权、健全问责机制……新环保法的亮点还有很多。
“新修订的环保法，是一个历史性标志，它全面强化了政府、企业以及社会的责任、权利、义务。环境保护更加理直气壮，也更有威严和力度。”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夏光评价。
“新环保法是一柄双刃剑，首先为环境执法人员创造了一个好的环境，另外也是一种约束，如果工作没有到位，就会被追责。”环保部华北督查中心主任刘长根认为，“对地方政府来说，这是一把悬在头上的剑，没有做好环境保护，剑也会落下来。”
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就是决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从空间上看，有主体功能区规划，区分了优化开发区域、重点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禁止开发区域，这是空间红线；从水、大气环境质量看，有污染物浓度标准红线。这些都是雷池的体现。”潘家华说。
2014年3月，环保部印发了《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功能基线划定技术指南（试行）》，此前提出要构建以生态功能红线、环境质量红线和资源利用红线为核心的国家生态保护红线体系。各地都根据自身情况积极划定生态红线，各个地方都拉起生态红线和环保“高压线”。
环境标准严起来。2014年7月起，我国所有火电厂开始执行新版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这份排放标准，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现行标准不相上下，其中，二氧化硫等排放限值比欧盟、美国更严。
排污收费标准提高。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环保部会同有关部门调整排污费征收标准，实行差别化排污收费政策。河北、山西、福建等省发布排污权抵押贷款管理办法，北京四项主要污染物排污费标准提高了15倍左右、天津提高了9.5倍。
增厚度
多种手段、多个主体参与的环境共治格局正在形成
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多种手段重拳出击，共同为生态文明建设保驾护航。
除了新环保法的修订，环境生态方面的法律法规还在持续完善。2014年12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对《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进行初审，取消了违法排污50万元罚款的上限；修改《水污染防治法》、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也已列入本届常委会立法规划。
今年1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刚刚实施的环保法以及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中环境公益诉讼进行具体规定。新修订的环保法中加入了有关公众参与的专门章节，这是对环保民间组织以往开展环境保护公益活动与项目的肯定，同时也从法律层面上赋予环保组织更高的法律地位和要求。
“新环保法对促进公众参与环保，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是我国立法第一次规定了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对政府信息公开、企业信息披露都有所规定，也明确赋予了公众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体现出公众参与环保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说，以新环保法为基础，环保部出台了若干配套细则，各地也有所跟进，河北就制定了全国首个省级保护公众参与的条例。
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专业的事由专业的公司管，企业可以找专业环保公司负责所有环保相关事务。上海将第三方治理作为环境治理体制改革的关键点，在电厂除尘、脱硫、脱硝等7个重点领域推广成功经验。
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排污权交易试点，取得初步成效。预计到2015年底，试点地区将全面完成现有排污单位的排污权初次核定；到2017年，试点地区基本建立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
“污染第三方治理、排污权交易都是有益的探索，这些探索说明，在节能减排和污染治理中，市场和经济杠杆正在逐渐发挥作用。”潘家华表示。
“新常态下，需要推进环境治理现代化。目前，环境保护领域的这些变化说明，政府、市场、公众合理分工的生态环境治理格局正在形成。”马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