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珞珈读书会】苏雪林:家塾读书及自修
作者:苏雪林
开栏语: 古人有云:松声、涧声、山禽声、野虫声、鹤声、琴声、棋子落声、雨滴阶声、雪洒窗声、煎茶声,皆声之至清者也,而读书声为最。人的一生,会有许多令人愉快的事。但不论什么样的乐事,都只是一时之欢愉,并不会带来长久的滋味,更不用说受用终生了。然而,有一桩事情不光能使我们过后回味,还可以常伴常随,那就是读书。在风柔雨细的四月,我们推出专栏,聆听书声琅琅,倾听少年书事。
祖父恨自己少年失学,对子弟的教育特别尽心,他在兰溪县署的园子里特设家塾一座,使叔父诸兄就读,聘教师,非孝廉即拔贡,又不吝为子弟买书,《十三经》《二十四史》《诸子百家》及各种名家诗文集,只要塾师一推荐,便立刻设法买来,男孩书房里可说琳琅满架、书香四溢了。不过这些书,叔父诸兄固没资格读,老师也不过偶尔翻翻,只能算做一种装饰品而已。
那时清廷下了兴学令,要州县办新式学堂,祖父在兰溪办三所小学,那时不叫学校,叫做学堂,因是新制又叫做洋学堂。祖父听人说现在科举已废,年轻人专读中文书无甚用,应该读点洋书,他就与那小学里教英文的教习说,每晚来县署教叔父诸兄两个钟头的洋书,于是我们家塾里诗云子日的声音外,又多了ABCD 的洋气洋声,倒也热闹。
我与大姐、三妹三个都是女孩子,女孩没有读书的权利是当时的天经地义。我们脑子里从未兴起争取这种权利的念头。倒是二叔读了一点新书,思想比较开通。他有一天对我祖母说:女孩们也应该读点书,认识几个字,将来好看看家信,记个家用帐,免做睁眼瞎子。祖母因信佛,想念心经、大悲咒,没人教,想孙女若认得字便可以教她,便答应了。在上房里清出了两小间土室当是女塾。前面一间算是我们的书房,后面一间设有床帐,供先生歇午并吸食鸦片之用。
先生在家乡是与我祖父同辈的人,算是远房族祖,因祖父在外面做了官,他是来投奔者之一,因此不敢与我们祖父母论辈分,称我祖父为“老爷”,祖母为“太太”。他名字是采五,我们也就喊他为采五先生。我入学时的年龄几何,今已不忆,好像在介于六七岁之间,启蒙已迟了一步。(家里男孩发蒙,是五岁到六岁) 我们开始读的是《三字经》,接着是《千字文》,接着是《女四书》。先生上书几行,教我们乱喊乱叫一阵,读熟了就背,背不出罚再念,以背出为度。我们写字,先描红,就是先生用朱笔写的红字,我们用墨笔描黑,后来先生墨笔写字,教我用一张纸覆在上面影映着写,写过几回,便不影映而照字样描写了。这是下午的功课,下午也上新书、背书。到五点钟的光景,先生要回家,便散学了。
先生上书从来不讲,我们也从来不知文义为何物,记得有一回,先生口授大姐《千家诗》上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那首五言小诗,大姐吟诵着总是发笑,我问她笑甚么? 她道:“猪头也跑进诗里来了,岂不可笑?”我也觉可笑,偶然翻到《千家诗》,发现李白的这首原来大姐把“举头”认为“猪头”了。“猪头”二字是俗话,她懂,“举头”二字是文言,她便不解,致有此误会。我比大姐稍知文理是拜一本洋学堂新式教科书之赐。那时洋学堂用一本基督教所编教科书,大都是讲伊索寓言和一些外国古代骑士故事,流入我们的男塾也流入我们的女塾,二叔叫采五先生每天为大姐讲一二节,先生在那边讲,我在距离丈许的小桌上练习写字便竖起耳朵听,散学后,我独留塾中,借塾中图书翻到那一课,便读下去,不久便稍懂文理。先生叫大姐复讲所听书,她复讲不出,我便代讲了,先生甚以为奇,说你仅读一年的书,讲书竟比你姐强,按照你的程度可以对对子了,便出了“黄花”二字,要对“绿叶”二字才可。要颜色对颜色,物类对物类,并须讲平仄,平对仄,仄对平,不可错误。大姐对颜色物类尚可对得不错,平仄则永远缠不清,我则一点即通,很少弄错。很快的便由二字对发展为三字对,先生说能对五字,便可做诗了,但尚未达此阶段,采五先生以老病辞职返里,我们便辍了学。
我们辍学两三年,祖母的“心经”和“大悲咒”尚未学得齐全。见一位来投奔祖父的表叔,在帐房做个挂名助理,闲着没事,便叫三妹和我跟他读书。此时姐姐已成为大女孩,不能出上房一步,只有我和三妹年龄尚幼,可以自由到外面去。我们每日抱着书到帐房里跟那位表叔读一个上午的书,下午写字功课全免。这位表叔的学问比采五先生更不如,教的别字更多,课本是我要求用《唐诗三百首》,并要求他讲解,他哪能胜任? 记得我们读一首五绝是“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他不知道“螘”(yi三声)是蚁字的别体,竟读半边为“豈”字,最后一句,他说想喝一杯,谁知酒却没有了。我驳他道:本说“绿新醅酒”怎说酒没有了?我看这个“无”字不能作没有解,是询问的口气,是问朋友能同我喝一杯吗? 又如《长恨歌》“玉容寂寞泪阑干”,他说杨贵妃的眼泪滴在阑干上,我又驳他道:那么,“瀚海阑干百丈冰”难道是百丈冰凝结在阑干上面吗?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有时诗本纸质太劣蠹蚀一字,他再三猜详,没法贯通下去,我却能想出一个适当的字给它贯通下去。他解释错误的地方,我却能替他解释出来。他知道教我不下,到祖母跟前告了我一状,说我是个刁钻古怪的鬼精灵,从来不知尊师重道,他不教我了。祖母叫我对他赔礼,好像还对他磕了头。他大骂我一场,并顿足发誓,决不再教,于是我们仅上课半年,又辍了学。
我的姐妹对读书却毫无兴趣。此时我母亲已挈带二哥和三弟赴山东我父亲处,大姐便代替她伺候祖母,闲时学点女红,三妹也做点简单针线之类。只有我好像天生与书有缘,读了“征东”、“扫北”之类,便从外面男塾找些比较高级的小说来读,如《三国》《水浒》之类,渐渐地读文言小说如《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之类。清末林译风行,我又读到林畏庐译的《鬼山狼侠传》《撒克逊劫后英雄录》《十字军东征记》等等,觉得域外风光,胜于我国那些旧小说,读得几乎入了迷。忽想自己来创作,便用林译的笔调来写日记。每日写几节,内容无非几只小猫的起居注及家里祖母、诸婶等生活琐屑,也有些描写景物的小品,文笔倒是清新流丽,活泼自然,虽写得并不如何好,也算是我最初的创作,其中包蕴我一段最娇嫩的青春无忧的岁月,值得纪念,其后因有一位远房亲戚的男士,来访我哥哥,偶然将这部日记翻开来看,被我自己自他手中一把抢过来--撕为两,倒教那个亲戚吓得脸红耳赤,几乎不能下台,我这种卤莽举动,并非有意羞辱他,只觉得自己作品太幼稚,不能见人,毁弃它不过表示自己羞愧如何之深罢了。
记得随祖父流寓上海时,我编了一部猫鼠两国开战故事,讲给三弟听。一面讲,一面画。用的是洋纸,傅染彩色。人物虽是猫鼠其首而身体则人,是抄袭《日俄战争帖》而稍加改作的。那些猫鼠战士都穿着新军制服,拿着新式枪械,在战场上双方骑步并进,冲锋陷阵,炮火连天,硝烟满地,场面甚为壮观。画了许多幅,订成一册,后来也被我自己撕破烧毁了,于今想起来倒甚为可惜。这些画不论工拙,总是童年纪念,为什么要毁去。我一辈子不知看重自己的为人,也一辈子不知看重自己的作品。不知是何原因?或者我的为人及作品本来没价值,我算有自知之明吧?
祖父替我父亲捐了一个道员,是候补性质,那时清廷财政困难,大开捐输之门,这种候补道多逾过江鲫,一辈子也莫想补授实缺的希望:父亲分发在山东候补,母亲携二哥三弟,跟了去,独我与大姐留在祖父县署里,民初前几年,祖父已由兰溪调到杭州的仁和、钱塘,父亲在山东五年,虽没有补上实缺,上宪对他垂青,差委倒是不断。后来那上宪他调,他看前途无望,便回到祖父膝前了。父母去山东时我八岁,回来时十二岁,父亲认为我资质聪明,便亲自教我和大姐的书。他从前也进过一回学,有秀才的功名,学问是比采五先生和那位表叔强得多,但也不算如何好。他教我念完《唐诗三百首》,接着便教《古诗源》,散文则由《古文观止》教到《古文辞类卷》。三妹说她对读书没兴趣,不愿和我们同受教,只好由她。
我从采五先生学做对子,已知平仄,现在也能诌一二首七绝之类,读了《古诗源》,再能做一二首五古,父亲惊为奇才,逢人就夸。更买了一部袁枚的《小仓山房诗集》叫我自己去读。知道我好画,又买了若千珂罗版的四王山水,叫我临摹。后来上海出版了吴友如画的全集,父亲也买了来,供我参考。我只翻看吴氏那些社会新闻画,当做报纸读,并未去摹写,实际上也没法摹写。
父亲自山东回来半年后又要远征云南。家人都以云南太僻远,劝他莫去。他却说正因云南僻远,官场竞争老少,他的这个道员,始终未补上缺,到云南或者可以。又听见李经义放了云贵总督,李是安徽人,或能念同乡之谊,拉他一把,所以毅然去了,这一次我母亲并夫偕行。我们读书之事当然停止了。(原载《浮生九四——苏雪林回忆录》,三民书局,1993年9月)
(学生编辑:吴霜 指导老师:肖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