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大城市：宜昌的责任担当

　　宜昌是一座承载着省域发展战略期望和使命的城市，她的发展需要担负省级责任，体现省域战略功能。把宜昌打造成为更富创造活力、更具竞争优势的省域副中心城市，构成湖北“建成支点、走在前列”强支撑的重要一角，是今后一个时期城市发展的核心任务。

　　宜昌建成现代化特大城市目标的确立，体现了城市的责任担当和穿越时空的逐梦行动。宜昌作为一座正在发力追赶中的城市，需要以远见引领美好未来、以梦想激发创造潜能。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宜昌更需要看清前进的方向。

　　一、宜昌做“大”是战略抉择

　　当中国经济全面进入调结构、转方式、打造升级版的“第二季”，同时也意味着城市发展方式转型时代的来临。国内一些城市就此开始谋划“百年大计”，以期用“百年规划”引领未来发展。如“北京2049”、“武汉2049”纷纷出笼。这也是国际一流城市通行的作法。如芝加哥规划了“大芝加哥区域框架2040”、纽约制定了“纽约2030”，香港也规划了“香港2030”。从终点审视起点、以未来规范现在，从而使城市发展具有更加明确的目标和路径。

　　建设“既大又强、特优特美”的现代化特大城市，是宜昌市委、市政府提出的战略目标，已经成为宜昌市民的共同梦想。从发展机遇、区域战略定位和承担的功能分析，宜昌城市具有很强的做“大”势能。目前最大的机遇是国家依托长江黄金水道打造中国经济新支撑带，宜昌处于长江上中游分界的重要节点上，长江“黄金机遇”，必将在宜昌产生出“黄金效应”。宜昌作为省域副中心城市，是“宜荆荆”城市群的龙头，加之历来对鄂西、渝东的传统辐射范围存在，城市集聚扩散效应会加速释放。显然，宜昌城市的发展，是在更高层级上、更大区域内定位、要求和规划的，推进做“大”，是宜昌顺势而为的战略抉择。

　　“大”须有适度的边界。划定宜昌城市做“大”的边界线，需要对土地、环境、住房、交通、产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设定警戒红线。城市因人而兴、因人而盛，吸纳和集聚人口始终是宜昌城市做“大”的核心战略问题。人口集聚与城市繁荣相伴随，是世界城市发展史的共同特征。人口集聚则经济繁荣，人口流出则经济衰退，是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广州在上世纪90年代人口超过武汉，同时经济总量实现对武汉的超越。美国底特律人口由180多万锐减到70万，迎来的是城市的破产。宜昌作为后发新兴城市，保持活力的源头是广泛而不断地吸纳各类具有良好素质的人力资源。年轻人越多的城市更有活力、外来移民越多的城市更具创造力。城市不可能无限度地扩张人口，好的选择是有针对性地吸纳和引进，形成更合理的人口构成。

　　“大”须有完美的结构。我始终认为，“宜”是宜昌最好的一张名片。“宜”，即适宜、相宜，体现的是程度之美、协调之美，最本质的内涵是和谐之美。“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描绘的就是这种意境。多一分则臃肿累赘，差一分则意犹未尽。宜昌历来就是“宜于昌盛”之地，不仅是指商业的繁荣，也包含人自身的繁衍。既宜居，又宜业；既滋养人，又成就人。世界城市文明发展到今天，有一个基本的共识：一座伟大的城市首先是宜居。一座被人愿意把家安下的城市，必然是好山好水、有情有味、大气大度的城市，在这里人们可以便利地成家、立业、成事，成就人生的价值，寻找到灵魂的归宿。“大”须有优强的实力。有实力，城市才会有高品位，有好品质。“大”不一定“强”，中外城市发展史上，“大而虚”、“大而弱”的例证能举出很多。拼实力，首先是拼经济，但绝非拼传统的经济形态和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传统经济的规模再大，也不具竞争优势；发展方式不转变，经济难有持续发展的动力，难以形成城市具体而可靠的实力。一个城市要做“大”，必须聚集起紧随世界新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科技人才、企业家队伍，打造具有国内国际影响力的企业品牌和产业集群。从这一角度讲，拼经济实质上是拼人才。宜昌做大做强，一定要弄清自身经济中的高端内容是什么，培育自己的优强企业和产业，并形成在这些产业领域的引领地位。

　　二、城市因“特”而迈向卓越

　　城市要堪称卓越，必然极具个性化，具有不可复制的特征。著名城市规划专家萨斯基娅·萨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全球思想委员会联席主席)指出：“在当今世界中，不存在完全相同的城市，城市的专业化差异比城市的排名位置更重要”。在宜昌建设现代化特大城市的勇敢追梦过程中，需要不断深化对这个城市本质特征的认知，准确把握城市之魂，坚持差异化发展、错位发展，形成个性化的城市风格，突显城市的“特色之大”、“特别之大”、“特殊之大”。

　　将特点铺展为特色。宜昌拥有2700多年的灿烂文明史，有“特点”的元素不胜枚举。需要在诸多特点中寻找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使个案的、影响局部的特点并联整合，铺展开来，形成整个城市的主色调，使城市的特色得以彰显。我认为，宜昌城市的主色调，可能应该定位为绿色、生态。现代工业文明导致了人类社会两大深重危机：全球范围的生态危机、物质主义的精神危机。绿色、生态已经成为当今社会人类追求幸福生活的核心关注。孔子说：“智者

　　乐山、仁者乐水。”宜昌兼具山水之优，必然是智者、仁者向往之地。智者、仁者荟萃，昌盛指日可待。

　　将特别升华为特级。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别之处，但能够被人记住、引起关注的并不多。相比之下，纽约和伦敦作为金融中心、巴黎作为时尚之都却熟知于全球。这就是“特别”与“特级”的区别所在。

　　能够在奥运赛场角逐的都是一流高手，但被关注最多的永远只有金牌得主。这就是“第一效应”。城市形象的树立和推销，必须以最顶级的特级要素吸引眼球。这些顶级的要素，可能是区域性的、国家级的，而宜昌却拥有世界顶级的特色要素，那就是水电开发以及由此形成的关联系列文化遗存。这是上天赋予宜昌的特级资源，让宜昌以一个内陆城市之身，能够在世界城市之林中占据一个独属自己的山头，弥足珍贵。

　　将特例幻化为特殊。每一个个体都是特例，这样的特例往往让人熟视无睹。特例只有幻化为特殊，才能吸引眼球、引起注目、惹人怜爱。宜昌有不少是“特例”且“特殊”的特质，如历史文化名人屈原和王昭君、全省唯有的两个土家族自治县、全国占人口比重最高的水库移民等等。挖掘这些“特殊”文化，融会于城市建设中，有助于城市特色的彰显。

　　三、强烈的敬畏之心助城市行稳致远

　　新加坡城市规划之父刘太格曾说：“城市规划需由远及近”。由远及近，有助于将目标看得更长远、细节看得更清楚，避免急功近利和短期行为，降低犯错的机率，体现的是一种敬畏之心。武汉市在规划“武汉2049”时，解决的三个核心问题之一就是明确不能做什么，避免留下令人痛心疾首的遗憾。武汉市据此提出了城市发展的“十不”，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肯定。只有养成敬畏之心，才知道不应该做什么；也只有知道了不应该做什么，才能明确更应该做什么。

　　敬畏历史。一座城市的历史，必然是辉煌与劫难、崛起与沉沦、成功与失败相互交织的。无论盛衰成败、是非荣辱，都是客观的历史记忆，都是城市不可替代的宝贵财富，后世之人应该深怀敬畏，正视并善待。世界城市发展史表明，城市发展几乎不具有容错性，不允许犯方向性和重大错误。对于城市决策者和实施者来说，要求我们尽量不要犯方向性的错误，减少一般性错误；避免走错路，尽可能少走弯路，从而在城市发展史上书写这一代人所能创造的一段美好记录。

　　敬畏文化。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独特符号，是这座城市的灵魂和核心竞争力。失去文化根脉传承的城市，就似断了线的风筝，随风飘移，找不到归宿。没有优秀文化支撑的城市，充其量只是钢筋混凝土的堆砌，必然是平庸的城市。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往往遗存于街巷之中。萨斯基娅·萨森曾说：“如果想了解一个城市，就要从它的大街小巷里开始”。要努力保护好宜昌记载城市沧桑的街巷，传承城市文化的精髓，孕育独特的城市精神。

　　敬畏自然。敬畏自然，才能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维护自然。在大自然面前，人类永远只是一个天真幼稚的孩童。恩格斯曾指出：人类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英国为治理泰晤士河的污染，先后耗时120年，耗资600多亿美元。日本为治理好琵琶湖，花了40年时间，耗资200多亿美元。后发城市化的地方，完全有可能避免历史上别人犯过的错误。大自然赋予了宜昌山水城市特色，这是上苍的偏爱，一定要把生态空间留给未来，让绿色福利惠子孙后代。

　　敬畏百姓。城市的出现，与金属工具、文字产生一起，并列为文明时代到来的标志。城市作为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寄托着人们对幸福美好生活的希望。人民群众是城市建设的真正主人和最终评判者，城市发展必须以满足和维护人民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世界著名城市规划学家刘易斯·芒福德认为：“城市是人类之爱的一个器官，因而最优化的城市经济模式应是关怀人、陶冶人的”。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宜昌建设特大城市，人的发展是根本目标，经济增长、城市扩张，一切终将以服务人的发展为终极目标。

　　【专家档案】

　　覃道明，1966年11月出生于长阳，土家族，博士、研究员。先后担任宜昌市人民政府研究室副主任、宜昌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和宜昌市委副秘书长；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湖北省人民政府研究室(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宜昌市人民政府咨询委员。

　　长期从事政策研究咨询、农村改革发展与社会治理、区域经济等研究。发表学术论文、调研报告300余篇，出版著作多部，多次获得国家和省级奖励。 (编辑：丁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