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召政：创作要有为读者着想的精神

——新华网独家专访熊召政

作家熊召政

     策划／采写：谢新 摄影：熊玉龙 朱蓓霞  听打：朱蓓霞

    新华网武汉９月１０日电　“书香养我”个人书法展将在国家图书馆开幕，五幕话剧《司马迁》将在首都剧场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第二部长篇历史小说《大金王朝》第一卷——《北方的王者》也将在北京首发。金秋九月，著名作家熊召政的三件文化盛事将依次在北京上演。近日，熊召政接受新华网独家专访，提前和读者分享这三件文化壮举。

熊召政接受新华网独家专访

     让作品拥抱时代：作家用笔参与改革

     新华网： 熊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新华网独家专访。我们了解到，本月您即将前往北京出席一系列文化活动，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此番北京之行的具体行程。

     熊召政： 此行的目的有三。第一是我题为“书香养我”的个人书法展将于９月１５日在国家图书馆开幕。书法展的设想源自于今年李克强总理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出的“建设‘书香社会’”，围绕这个主题，我创作了一批书法作品。第二个是我创作的五幕话剧《司马迁》，也将于同一天（９月１５日）晚上在首都剧场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第三个是我的第二部长篇历史小说《大金王朝》第一卷——《北方的王者》也将在北京首发，尽管首发的具体日期还没定，但大致也是在这个月。三个活动凑巧安排在了同一个时间段——我的一场书法展、一出话剧、一部小说。

     新华网： 看来北京将在这个金秋九月迎来一场文化盛宴，我也不禁想到刘禹锡的《秋词》：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似乎预示着这个秋天也是您的丰收季。

    去年十月，您参加了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的文艺座谈会，可以说您的艺术创作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您认为作家应如何认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您的作品又是如何反映中华文化精髓的？

     熊召政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这是我孩提时代读诗时便很喜欢的一种辽阔，一种横溢的豪情。但我也常感觉力有不逮。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的文艺座谈会上讲，要解决中国文学艺术“有‘高原’没有‘高峰’”的问题。对“高原”的肯定指的是文学艺术的整体水平较过去有所提高，但“高峰”少的是黄钟大吕式的作品。“晴空一鹤”不但要飞越“高原”，也要飞越“高峰”，所以我说自己力有不逮，成为不了晴空中排云而上的鹤。但目前达不到不等于自己没有这个梦想，我心中也怀着自己的“中国梦”。我时常想：一个作家怎样才能让自己的作品融进时代的洪流之中？作家参与改革并非让作家去做自己分外的事情，作家一定是拿自己的一支笔来参与改革，所以我的第一部作品《张居正》便是写了一个古代的改革家；而我第二篇长篇小说的主题是“娱乐至死”——如果我们这个社会过早的娱乐化而缺乏英雄主义精神，那么我们的改革就无人担当，社会各界人士就会缺乏忧患意识。这样一种紧迫感驱使我在作品中“针对当下，拥抱历史，回望过去，展望未来”。

     新华网： 确如您所说，我们能在您的作品中体会到这种情操，这种“紧迫感”。再跟我们谈谈您的话剧《司马迁》。

     熊召政： 司马迁终其一生写就了一部文化人捍卫使命、革故鼎新的史诗。为什么说他是横空出世的人物？司马迁写出的《史记》前无古人，他创造了史诗的写法，创造了记录历史的方式。还要说说跟他同时代的汉武帝，汉武帝可以被骄傲地评为“千古一帝”。最近，我到过河西走廊，深切地感受到这位存在于中国两千多年前的一位皇帝今天依然生活在我们之间。为何这么说？因为经由兰州进入河西走廊的这一片地域过去是匈奴的，正是在他的手上，这一片土地被纳入了中国的版图。“河西四郡”即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两千多年前就被汉武帝收归中国版图，这个地区至今仍保留着数量可观的汉武帝遗迹。而第一次记录下“敦煌”这个名字的就是司马迁，政治家走到哪里，文学家的笔就跟踪到了哪里。这样一种水乳交融的关系，这样一种“政统”和“道统”并肩引领中国前进的楷模，也是值得我们今天的文化人和政治家去向往、仿效的。所以我在《司马迁》的最后一幕中写到，他和汉武帝在思想、理想与襟怀上的大碰撞，我称之为中国两千年前思想上的巅峰对决。我不是为写古人而写古人，而是反观当下，需要什么样的精神和历史来激发我们创业的热情，来激发我们对这片土地的热爱，我就把我的笔伸到这里去。所以我说我“参与改革，拥抱时代”不是喊口号，而是出于我作家的本能，用我的笔参与改革的历史。

熊召政书法《书香养我》

     新华网： 您的这一番述说让我们期待阅读和观赏您作品的愿望更加迫切了。

    关于９月１５日开幕的“书香养我”诗文书法展，据我们所知，这是国家图书馆与湖北省图书馆的首次合作，此次展览不论从展出作品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做了新尝试。向您请教一下，与您的历届书法展相比，“书香养我”新在哪？

     熊召政： 我刚才已经提到，李克强总理在全国人大十二届三次会议上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建设“书香社会”，因为我是全国人大代表，当天下午，在我们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我讲到，反腐倡廉、经济发展的主体责任在各级党委和政府，而建立“书香社会”的责任主体是我们文化人，我们来承担我们文化建设的主体责任。这之后，《中国新闻出版报》请我写一篇文章，我就写了《书香养我》。一个读书人首先要用书来养他的心灵，然后他才有可能用自己的作品去温暖这个世界，激励周遭的人。因此，我把我这么多年读书的感受、心得变成了文，变成了诗，最终又精选出７２篇，把这些文和诗变成了书法作品。之后，湖北省图书馆馆长把这个消息带到了北京国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热情回应，表示愿意承办 “书香养我”专题书法展。被国家图书馆这样高门槛的场馆接纳，此番厚爱让我由衷地感到高兴。他们青眼对我，不是白眼对我，我想主要的原因是，我首先是一个作家、历史学家，其次浪得虚名还是一个书法家，当然我的书法被人称之为文人书法。这是我本人举办的第四个书法展，之前先后在湖北省图书馆、西安美术馆、宜昌图书馆办过书法展，这次是在国家图书馆，规格更高，因此我在兴奋、欣喜之余也感觉到我要好好利用这次机会，在这个更高的平台上宣传一个读书人对建立“书香社会”的责任和认识，也展示一下作家在书法领域的追求和探讨。

     新华网： 想必您的一众读者、追随者和书法爱好者们都能在国图典藏馆当中欣赏到您书法的墨气，欣赏到您笔下的文气。

    五幕话剧《司马迁》是北京人艺今年原创剧目的重头戏，也是您首度涉足话剧领域——担纲这部大戏的编剧。我们知道北京人艺有与作家强强合作的传统，郭沫若、老舍、曹禺都为北京人艺留下了经典剧目。北京人艺对剧本的选择近乎苛刻，那您和艺人的这段剧本“缘”是如何结下的？您在创作剧本和小说时的状态是一样的吗？问一个有点外行的问题，写小说难还是写剧本难？

     熊召政： 首先回答你的后一个问题：写剧本难，比写小说难。因为剧本是在规定的空间、规定的时间内展现一段故事和几个人物的，不像小说可以天马行空，不受时空限制。舞台剧的局限在这，魅力也在这。我从小喜欢戏剧，后来喜欢电影，不过对传统戏剧我倒是欣赏的很少，但是好的话剧、歌剧，只要有机会能看到我都会看。在我少年、青年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仰望郭沫若、老舍、曹禺，这是三个和人艺合作的伟大的剧作家，我仰望他们，可是总觉得那对于我来讲是一个神话，是一个不可企及的高峰，我这辈子最多能在高原上，就这一种想法。可虽说是不可企及，随着马齿徒增，随着我年龄慢慢大了一些、老了一些，我开始有这个梦想了。我回头再看这些大师的作品，自己在那琢磨，我能否写出这样的作品来，慢慢的有一点点信心，觉得自己是可以写的，但也有一点怀疑——就算你能写，不见得人家会欣赏你。

    十年前，电视剧《万历首辅张居正》开拍，我是这部戏的编剧。冯远征在剧中扮演冯保，他演戏之认真引起了我对他极大的一种欣赏。由此，我们在拍摄现场聊了很多。有一天我对他讲：远征，你还适合演两个人。他说：你说我演谁啊？我说：一个蒋介石，还有一个司马迁，从你的体型和你的演出来看，这两个人你都值得演。司马迁是我少年时代就崇拜的人，中国那么多历史，唯一可以当作文学作品来读的就是《史记》。《史记》的人物写的非常好，它是所有历史学家公认好的历史作品，因此我想写司马迁。在我一辈子的创作计划当中，就有一个是写《司马迁》。听了我的话，远征说，熊老师您知不知道，我是韩城人，陕西韩城是司马迁的老家。我说对呀，你是韩城人，那你就更有感情了。他又说了句我还是司马迁的后代。

     新华网： 这是惊人的巧合。

     熊召政： 对。因为司马迁去位以后，司马家族就改为司、冯、同这三个姓，这三个姓是一家人。他说他真的有一个梦想，渴望演一次老祖宗司马迁。我们俩一拍即合，并且决定一起努力。后来，韩城不断有人来找他，他就提出了要把司马迁变成话剧的想法。但是，司马迁很难很难写，他留下的史料就是一个宫刑、一部《史记》。那一年，韩城面向全国征集祭文、对联纪念司马迁。全国收到了数百篇祭文、上万幅对联，在隐去作者姓名的情况下由专家轮番评审，最终，评出的祭文是我的，对联也是我的，我一个人拿了两个特等奖。

     新华网： 这个真比得上中状元了。

     熊召政： 于是，韩城决定让我主笔，给《司马迁》写话剧本子，同时也想请最好的话剧导演执导。这位“最好的”导演就是时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的任鸣先生。韩城的热情支持和积极参与最终促成了北京人艺的这个项目。

    任鸣导演为这个戏琢磨了近两年时间，而这两年之内，他由副院长变成了院长。也得益于此，整个北京人艺最好的演员、最好的创作阵容都被调动起来，同时包括舞美、音乐等各个方面，这段因缘就这么确定了，“铁三角”的阵容也形成了。我是编剧，任鸣先生任导演，冯远征主演同时还是副导演，我们三个人在漫长的、将近三年的时光中就这个剧本不停地探讨。９月１５日晚上，这部剧就要跟首都的观众们见面，欣喜期待之余也还有一点忐忑不安：这个让我们每一位主创人员为之付出的司马迁，最终呈现时是不是观众理想中的那个形象？能否得到观众认可？只有在舞台上展现之后才能知道。

     新华网： 了解了这部戏背后的故事，可能又会带着不一样的心态去看北京人艺这些艺术家的表演。

《大金王朝》第一卷《北方的王者》

     回首创作艰辛：让每一个字承载历史才能留世千古

     新华网： 十年前，您用十年磨一剑的长篇四卷小说《张居正》一举夺得了茅盾文学奖。我曾在您获奖后的采访中问您，是否还能创作出一部比肩《张居正》的作品。直到今天我还记得您当时回答这个问题的样子，淡然、笃定地说：能。这十年间，您的头衔多了湖北省文联主席、湖北省文史馆馆长、湖北省社科院研究员、中华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主席。但作为您创作生涯中的一个周期，这个十年是如何度过的？

     熊召政： 这个十年，我做好职务赋予我的分内的事情，尽力为社会服务，为文化站台，同时锲而不舍地阅读、写作。阅读是读历史，历史有两种，一种在大地上存活的历史，一种在书卷中深藏的历史。这十年我到过很多很多地方，为了写作我的第二部长篇历史小说，也接触了很多人。你谈到距离上次采访已经有十年了，真没想到这么快就过了十年，你还是这么年轻，我已经白发苍苍，但心态很好。这十年，我把自己交给了我的理想，我当年回答你我能，是基于我对我自己的信心。一个优秀的作家一辈子不能只有一部作品，也不能有太多作品，但至少有那么两三部。

    去年，我们一起到俄罗斯，走进了托尔斯泰庄园。《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复活》，托尔斯泰的作品并不多，就三部，可是名垂青史。他的写作环境，就是他出生的那间三楼小房子角落的一个小沙发，他很少在书房写作，很少在客厅写作，很少在楼下的谷仓里写作。我当时的想法是：这老头儿有点怪。我的写作条件比他当年的要好，写《张居正》时我是在卧室写作，在证券公司的大户室写作。但我也在反问自己，《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这样让整个世界为之倾倒的好作品，为什么在这么偏僻的乡村能写得出来。《张居正》面世也已十年有余，不管是好是坏，社会、时代和读者这三个层面已经给了它一个评价，那个评价是对是错，是高是底，我自己已经完全退出了评价的舞台，这是交给社会评价的，我无法再更改了，就算再重写一次，别人也不认。那么我想，我应当善待我的第二部作品《大金王朝》。

    公元二世纪的中国曾有一个“小三国”，魏、蜀、吴，一千年后的公元十一世纪，中国的国土上又出现了一个“大三国”，辽、金、宋，这三国加上西夏等几个地方，整个国土面积足有一千三百五十万平方公里。我写张居正是一个人反映一整个明朝的历史；现在，通过这三国来反映一整个大中华，我知道这一步跳得很远也很累。我这十年几乎只为这一件事情，十二次到东北、蒙古高原，到当年所有的战场；我在北京遥看当时的南京；不止一次到开封研究宋朝的首都汴梁，甚至还下到了开封城下、距离地底三十三米的当年的都城；我到了辽上京——一片废墟的辽阔的首都，我又到了金上京——今天的一片小小的田野。

    历史的沧桑特别能激发我创作的灵感。我在零下三十度的天气来到完颜阿骨打宣布建国的地方；我在月黑风高的晚上到了辽上京等待早上第一缕曙光，看到光晕慢慢扩大的时候，羊在当年耶律阿保机的宫殿里面吃青草，那种感觉他人没有办法体会；再往前走，我在拉木伦河旁看到马儿悠闲地喝水，淌过河吃露水草，联想到当年战马嘶鸣的时代已经远去——让整个中国南方为之难堪，让杨家将都屡屡失败的君王，居然有羊在他的宝座上吃草；在辽国灭国、活捉宋朝两位皇帝、宣布成立国界的地方，一个土墩被苍茫的、很深很深的大雪所掩盖，没有人知道那个地方曾经有一个如此辉煌的人物。“经历”了这些沧桑再进行创作时，我就会思量：当时宋国的娱乐化社会，宋徽宗执政十七年间迅速让他的国民进入娱乐化社会，而只有六万骑兵的女贞人花三年时间打败了拥有三十万骑兵的辽国，紧接着又打败了坐拥八十万军队的宋国。是什么给了他这么大的力量？没有别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穿草鞋的不怕穿皮鞋的”——勇猛无比的正是这些穿草鞋的人。曾经，我因为想要警醒现今世人的忧患意识而写了《张居正》；要提炼出高于《张居正》的主题，我需要面对整个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来寻找历史演变的规律。难，确实很难。

    十年前我回答你的那句“能”并不是好高骛远、自恃甚高，为什么这样说呢，有一个故事：当《大金王朝》第一卷写完以后，我把书寄给了我在北京的两位责任编辑安波舜和张维，其中，安波舜曾出任《狼图腾》的编辑。他看了开头第一个单元的八万字后给我打来电话：熊老师，就这八万字看得我热血沸腾，你跟我说你的目标是超过自己、超过《张居正》，看了这八万字我就告诉你，超过了。

    我也曾跟你讲过，写萧太后在零下三十度进蒙古高原去寻找正在逃亡的天祚帝这一章我整整写了十天。八千字写了十天，一天八百字都很难往下写。我很想写快，但是我知道，只有让自己慢下来、静下来，让每一个字就像垒砌金字塔的砖块一样，承载时间、承载历史才能留世千古。所以说，这十年走得艰难。

     新华网： 这部倾注了您心血的《大金王朝》即将与读者见面，小说中美妙丰富和惊心动魄的情感与铁马冰河、失鹿共逐的纷争也将呈现在读者眼前。我想，作为读者，难免会在阅读过程中不自觉地对史实与艺术创作加以甄别。

     熊召政： 其实大可不必如此，不必带着类似学者、教授的心态去研究。你可以顺着自己的爱好、自己人生的经验去读它，然后告诉我哪些场景你喜欢，哪些你不喜欢，然后我会考虑你为什么不喜欢，是哪些素材让你不喜欢，这样反而有利于我下一部书的写作。理想的状态是让读者被我的情景吸引进来，一帧一帧往后看，就像我们去看九寨沟的美景，去看诺日朗瀑布，去看熊猫海，去看长海，每处景致都有分别，有的像小夜曲，有的像交响乐。创作中，我会考虑读者欣赏的节奏和习惯，哪些地方密不透风，哪些地方舒缓，作了很多安排，但这安排一定是不经意的，要有一种为读者着想的精神，读者希望在哪里有一个停顿正好停顿就来了，刚结束抒情的段落，再来一个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这些都需要技巧。你刚才说的史实与虚构的问题是对历史小说创作的界定，而喜欢与不喜欢则是对美学原则的阐释。

观看熊召政在文艺座谈会上的照片

     习总书记：优秀的历史小说家要具备深厚的文学修养和史学修养

     新华网： 您这一席话可以作为《大金王朝》的阅读指南供读者参考。正因为理解您创作的艰难，也有幸看过您的手稿，我们才更期待后面两部尽快面世，读到整个大金王朝恢弘、完整的历史。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因为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式、发展及其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是前人各种知识、经验和智慧的总汇。您是一位优秀的历史小说家，我们共同目睹了新闻联播里习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结束后握着您的手与您交谈，我们一直很想知道总书记对您说了些什么？每次问到您，您总是笑而不语，时隔将近一年，仍有一些人期待能够“扒一扒实情”，您能给我们还原一下当时的情景吗？

     熊召政： 习总书记讲话完了以后，就离开座位跟我们这些参加座谈的艺术家代表握手。总书记走到我跟前，听说我就是熊召政，他微笑着说：你就是熊召政，我知道你，《张居正》就是你写的，这个书写的很好，我读完了。我当时就说：总书记对不起，书写的太长，耽误您的时间。总书记没有直接回答我的话，他接着讲：好的历史小说就是教科书，但是写到这个地步作家得具备两个前提，一是深厚的文学修养，二是深厚的史学修养。后来我说，总书记的这种评价让我觉得很惭愧，我没有做到，但我会在第二部小说的创作上力争离总书记的要求更近一点。我们对话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些。总书记通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读了很多，他随口说出来很多阅读过的作品，我们都很惊讶。这才知道他不是一般的喜欢，应该说是很热爱文学作品。那天他还说：在那个时代，文学是让他保持向上的精神食粮，他把文学当做人生的一种升华。正因为他拥有这样的襟怀，拥有文学上极高的鉴赏力，才会说“当今文学有‘高原’而没有‘高峰’”。他也特别强调了对媚俗作品的批判，对一个国家来讲，他还是希望有黄钟大吕之音。总书记是很喜欢历史的，这从他的历次的讲话中能听得出来，从在座谈中的讲话也听得出来，如数家珍。现在，第二本书的第一部问世，能不能做到“比第一本更好、离总书记的要求更近”，还有待读者的检验。

     新华网： 非常感谢熊老师接受新华网的独家专访，您也兑现了自己的承诺，给习总书记和广大读者交上了一份答卷，就像您说的，这份答卷是否能令大家满意还得由总书记和读者来评判。采访快结束了，但这一次我不会再问问题。因为深知您饱含对生活的热爱，有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相信您的下一个十年仍会是佳作迭出！再次感谢您接受新华网的独家专访，谢谢您！

（责任编辑：连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