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记忆】武大先生们的抗战风采

作者：涂上飙

抗战时期，民族危亡日渐深重，武汉大学的老师们与国人一道，为挽救民族危亡鼓与呼。他们通过著书立说和宣传呼吁，让国人警惕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通过捐款捐物和献计献策，为抗战救国奋力做贡献。

催醒国人   警惕日寇

自从日本侵入东北后，武汉大学一大批教师加强对日本的研究，发表了不少论文和著作。文学院历史系教授郭斌佳在《日俄战争》一文中，揭露了日俄在中国东北争夺的过程、目的及意图。

历史系汪贻荪教授在1936年出版了《日本史》一书，对日本的地理位置、民族起源、发展过程等进行阐述，目的是让国人对日本有更多的了解。

除此之外，为了缓解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学校还出版了《国家总动员》一书。该书从政治、军事、经济动员及防御方法等方面进行阐述，旨在加强认识，为对敌一战切实做好准备。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教师们利用星期一总理纪念周的演讲，对日本的侵略行径大肆揭露，警醒国人，对于帮助国人客观清晰地判断战争局势，鼓舞同仇敌忾之士气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1年11月，时任文学院院长陈通伯教授作了《实力的准备》的报告，呼吁国人振奋精神，要求政府充实实力。同月，周鲠生教授作了《对日问题剖析》的报告，他希望通过国际法及国际组织来阻止日本的侵略，他要求青年要有抗战的决心，要做抗战的多方面准备。12月，时昭瀛教授又作了《东省事变之史的解释》的报告，追溯事变的历史过程。

1932年3月，时任教务长王星拱教授作了《国人今后应当努力的方向》的报告、工学院院长邵逸周教授作了《国防军需的准备》的报告。4月，周鲠生教授发表了《国联调查委员团与国联大会委员会》的演讲，皮宗石教授作了《关于国难会议的报告》。5月，周鲠生教授作了《国际裁军会议》的报告；10月，他又作了《东省事件之国际形势》的报告。11月，吴其昌教授作了《治学的态度和救国的态度》的报告，他表示，现在是“同舟共济”，要共赴国难抗日。

1933年1月，时任校长王世杰教授发表演讲，通报了山海关热河的战争形势，提出了全校教职员工对国难及学校工作的态度。2月，周鲠生教授作了《东省事件的新形势》的报告，他指出，现在到了很严重的关头。4月，韦润珊教授作了《从地理观点上谈谈东北四省》的报告。5月，查啸仙教授作了《国耻与我们的责任》的报告，报告指出，迈步前进，百折不回，这是全国中人人的责任，尤其是我们大学师生的责任。10月，周鲠生教授再次发表了《外交与国防》的报告，他表示，对于国防要有整个的国防政策，要有永久的国防计划。11月，郭斌佳教授作了《现今满洲问题之核心》的报告、查谦教授作了《国防与科学》的报告。

1934年4月，刘異教授作了《世界战争的动力与趋势》的报告。6月，周鲠生教授作了《对日外交》的报告。12月，周鲠生教授作了《中国与国际联盟》的报告。

1935年3月周鲠生教授作了《欧洲政局与远东和平》的报告。5月，郭斌佳教授作了《从日美考察团说起》的报告。11月，吴其昌教授作了《历史上国难的教训》的报告，报告指出，历史的教训要记心头；要肃清汉奸；要团结内部；要自力更生；要统一意志；要决心牺牲；要彻底认识全民族的伟力；要坚决自信全民族复兴的成功。

1936年3月，谭声乙教授作了《原动力与国力》的报告。4月，杨端六教授作了《战时经济的特征》的报告。5月，叶峤教授作了《毒气作战与团体防御》的报告、余炽昌教授作了《为适应战时的运输——铁路上应有的准备》的报告，陶延桥教授作了《活性炭》的报告。10月，普煦㑸教授作了《国难与教育》的报告。12月，周鲠生教授作了《中日问题外交史之一页》的报告，报告说，中国外交应多方面并举，尤其是侧面交涉，不能完全依靠国联或其他一国的政府，中国应随时随地实行抵抗外力的侵略。

1937年3月，周鲠生教授作了《外交之检论》的报告，10月作了《对日抗战中之外交》的报告，他认为，政府对于抗战最近是在积极的准备，卢沟桥事件就是政府积极准备的结果，抗战如果坚持半年以上，将会出现有利战局。10月，伍启元教授作了《非常时期的中国财政》的报告，范寿康教授作了《关于这一次的抗战》的报告。11月，钟兆璿教授作了《抗战期中之对外贸易》的报告，王星拱校长作了《抗战与教育》的报告。

捐钱献物   抵制日货

1932年1月，为了支持马占山在东北的抗战，学校发起了募捐活动，师生共捐款国币2663.35元。其中部分教师捐款细目如下：

王世杰、杨端六、袁昌英、苏雪林100元；

周谦冲、王星拱80元；

陈剑脩、陈源、皮宗石、周鲠生、邵逸周60元；

时昭瀛、陈登恪、梁明致、张其浚50元。

1936年11月，为了慰劳绥远将士的抗战，学校教职工及学生救国会，发起了捐款活动。全体教职员工又捐集国币2000元，通过汇寄交绥远省主席傅作义收转。学校还推派叶雅各、董审宜两位先生于23日启程到达北平，于24日由北平前往绥远慰问。

1937年11月，据国立武汉大学战将服务干事会的统计，当时的捐赠情况如下：

1937年7月，教职员7月薪俸捐赠2%，计855.91元；

1937年8月，因造飞机，教职员8月薪俸捐赠，计2016.36元；

1937年9月，因造飞机，教职员9月薪俸捐赠，计993.34元；

同时，袁昌英教授捐款500元，格拉塞教授捐款50元，缮印股工友捐款20元， 张有桐 教授捐胡芹生先生太夫人寿礼剩余款11.1元。

在献物的活动中，苏雪林、袁昌英两位珞珈山女杰最为典型。抗战一开始，苏雪林便将自己的薪金、版税和稿费拿了出来，购买了五十两黄金，悉数捐献出来，以至于她在乐山时期生活十分地艰辛，不得不靠种菜、栽瓜来补贴生计。袁昌英十分惦记东北义勇军将士们，曾缝制棉衣千套以表慰问。

1932年3月，她给胡适先生写信，请求把棉衣转送给战士们。她说：“现在我们有一件事要请求你帮助。武大东省事件委员会虽然几次募集捐款汇寄北方，总觉得未尽天职，所以最近又赶做棉背心一千件，接济我们的义勇军。数虽很少，却是出自我们几十个人亲手裁缝，无非表达我们一点热忱而已。请求你的是：亲自替我们在北平打听一个寄交的处所。我希望这一点儿棉衣，不至随便落在不相干的人手里。”

1933年3月，学校东省事件委员会发布通告，公布了学校女教职工和教职工女家属亲手缝制的衣服的情况。缝制棉背心1016件，购买毛巾1200条。具体捐赠如下：

王世杰夫人、张西堂夫人各20件；袁昌英教授22件；王抚五夫人15件；周鲠生夫人12件；

郭泽五夫人、刘正经夫人，汤璪真夫人、丁燮和夫人、皮皓白夫人、吴学义夫人11件；

文斗夫人、涂芙初夫人、吴其昌夫人、时昭瀛夫人、陈登恪夫人、谭戒甫夫人、管公度夫人、萧君绛夫人、萧文烂夫人、胡元义夫人、胡稼胎夫人、陈尧臣夫人、张镜澄夫人、陈鼎铭夫人、吴南薰夫人、万卓恒太夫人、张运生夫人、苏雪林教授等各10件；

李丰、倪慎仪、詹道湘、萧和玉、刘源、游本徽、饶禧林、阮学尹、杨令娴、周家曼、严思纹、曾宪华、何萃华、余锳、万叔寅、陆维亚等女士各12件；

吴维清夫人、张百高夫人、查啸仙夫人、蒋思道夫人、李儒勉夫人、陈伯通夫人、刘南陔夫人、叶雅各夫人、葛旌文夫人、钟心煊夫人、邵逸周夫人等各5件；

解春廷成衣店20件；

雇工40件。

收到学校寄来的棉衣、毛巾后，前方的将士十分感激。1933年4月8日，宋哲元将军给学校来电，表示感谢。

武汉大学公鉴：敬启者，暴日自陷我东北愈肆猖獗，固为全国所痛愤，实亦军人之大耻，此次喜峰口罗文塔各战役，赖各方之指导，民众之援助，官兵奋不顾身得以小挫敌锋，迺承远劳慰问厚惠宠颁，拜领之馀，愈滋感怀，顽寇未除，枕戈时惕，惟有矢志歼敌，用副期许，专此鸣谢！敬送台祺。

4月12日，孙魁元将军也来电，表示感谢。

武昌武汉大学东省事件委员会公鉴：刻由后援会转来贵会，惠赠棉背心300件，毛巾400条。敬领之下，感愤交集。魁元忝膺师干，志在党国，虽喋雪冰天、横刀荒漠，誓死奋斗，迭挫强锋。然未捣黄龙，寝馈难安，努力杀敌，以副雅意，除将收据掣经后援会转交外，谨电鸣谢，仍吩箴言。41军军长孙魁元，叩文。

1937年10月，学校教职员家属，将手工制作的卫生包4600个，转往前方。赶制棉被520条，送交后方医院。

1937年11月，国立武汉大学战将服务干事会捐助各军事机关一批物品，分别向军政部陆军第5医院、军政部陆军第15医院、武汉行营军医处捐助棉被200、200、350床，向南京军委会捐助卫生包4600个。       

与此同时，学校教职员全体同人，除按月造飞机捐款额数，扣缴捐款，赶制棉被550床，布鞋2000双外，在9、10月份由私人自动捐款，订购草席2000床，及其他毛巾袜子等件，先后送各伤兵医院应用。

1932年9月17日，学校东省事件委员会发出启示，号召大家起来抵制日货。启示写道：自从1931年“9•18”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开始武力侵占东三省以来，已及一年之久，现在东三省虽在义勇军抵死奋斗之下，日本军阀不能安枕而卧，然彼等不独自今毫无悔过之心且将变本加厉，进扰热河。际此空前国难之会，我教育界同人尤宜首先提倡，为国人表率。兹请教职员同学以及教职员家属于9月18日上午，至文学院第一教室竭诚签署抵制仇货之誓词，以示吾人长期抵抗之决心。

9月18日上午，学校教职员同学以及教职员家属到文学院，签署抵制日货誓言：在东北失地未收复以前，予决不购买日货，倘违此言，即为民族之罪人，为其他一切宣誓者之公敌，立誓以后，愿受其他一切誓者之监察。在众多的抵制日货的教职员中，袁昌英教授是自觉抵制日货的“强硬派”，不管日本货物多么便宜多么美好，她都一概不买，也不准家里任何人买。

时刻警惕   献计献策

1931年9月，学校全体校务会的成员电告中央政府，请求联盟国家一致对日经济绝交。同时，以王世杰校长名义，请求中央大学、北京大学、同济大学等大学联合商议组织国际宣传机关抗日救国。

1933年5月28日，日本不断向平津进军，学校东省事件委员会立即向南京国民政府发去电文，反对签订协议。

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钧鉴：日军进逼平津，而屈服妥协之传说，忽喧腾中外，务望仍抱定誓死抵抗宗旨，不签城下之盟；否则强敌乘于外，内乱熾于中，宋明亡国之祸，即在目前，不熾诸公何以善后，心所谓危，不敢不告。

武汉大学东省事件委员会。

1935年12月27日，在华北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刻，在文学院，教职工成立了“武汉大学教职员救国会”。通过了教职员救国会章程，选举周鲠生、范寿康等九人为执行委员。救国会成立后立即给南京中央政府发电，表达对时局的意见：

南京中央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国民政府林主席、行政院蒋院长钧鉴：

自东北沦陷国难日深，中央隐忍图存，退让已达极境，乃日本犹复任令在华军人，节节进逼；少数汉奸，公然依附外人，藉口自治，不惜更举我关内数省土地，拱手送人。现今外寇深入，谁无同仇敌忾之心，中央如有抵抗到底之决心，全国人心未死，必能分工合作，一致为政府后盾，以救危亡。否则中央政策必不见谅于国民，岂惟青年铤而走险，恐国事更不堪问矣。迫切陈词，诸维鉴纳。

                                                            国立武汉大学教职员救国会，同叩。

1936年1月，面对日益严峻的中日形势，国立武汉大学教职员救国会再次向国民政府去电，提出对时局的意见书。国立武汉大学教职员救国会意见书：

行政院蒋院长钧鉴：

同人等痛感国事之日蹙，国难之日深，激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大义，凛于“栋折榱崩”，侨将压焉之危罹，谨本赤城，献其鄙见，如有可采，乞予实施，国家幸甚。

1、关于外交者，约分三点意见：其一，请我政府根本放弃“退让政策”，及“中日亲善政策”。其二，在东北四省邻邦尚未交还以前，绝对不应与谈经济、文化、军事之合作。其三，此后外交应随时公开。关于此点，时贤论之已详，外交绝对公开，则为国民者，随时可以替政府分忧，可以为国家效劳，上下之情相通，自无怨讟可兴，无误会可起。2、关于国防者，窃维我国军备种种，既与敌人相差太远，无法可作正式交绥，则亦惟有采取阿比西尼亚抵抗意大义之方法，化整为零，用“散兵战”、“游击战”、“惊扰战”以困之，务求避免主力之接触，而诱其深入，分其部队，各个包围解决之。3、关于处置爱国运动，及训练青年问题者。窃思学生爱国运动，方法虽或未能尽善，而动机则绝对纯洁，此真国家民族赖以生发之种子，诚宜因势利导，使纳于正规，而为国家增加力量。

同人等管窥之见，略如上陈。所言虽属粗枝大叶，而自问尚能代大多数国民意见，谨请。

政府鉴其之城，采其原则。是否有当，伏候钧裁。

国立武汉大学教职员救国会同人恭具。

（编辑：严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