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简帛：历史的真迹

两千多年前，先祖们的手迹是怎样的？古往今来，多少故事湮没在岁月长河中。渐次出土的简帛文献，为我们解密地下封存的历史足迹。近日，记者走进我国简帛研究重镇——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听专家们讲述如何在抽丝剥茧中，一步步走近历史真相。

科学意义上的简牍发现，始于上世纪初，地点集中在西北地区，年代属于汉晋之世。从那时起，欧洲、日本就有学者开始研究中国简牍。上世纪50年代之后，出土地域扩展到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尤其湖北、湖南、河南等地多有发现。其中，除了汉晋简牍外，还有更早的秦简、楚简，涉及法律、文化、占卜、算术、医学、历法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十分丰富、珍贵。

近20年，出土文献大量涌现，学界掀起了简牍文字考释和研究的一波又一波热潮。在与我国毗邻、也有木简出土的日本和韩国之外，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等不少国家的汉学家也纷纷关注简帛，昔日的“冷板凳”渐成显学。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院长、简帛研究中心主任陈伟教授说，对地下出土原始资料的科学整理与研究，极大地填充了史料空白，能验证一些原本存有争议的传世文献，澄清许多疑难问题，并开辟新的研究领域。

对话两千多年前的古人

武大简帛研究中心主要致力研究简牍。一般说来，简使用狭长形的竹片，牍使用比较宽的木板。

2003年至今，陈伟教授先后主持了两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对楚简、秦简牍进行综合整理与研究。

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即通常所说的“楚简”，是我国迄今所见时代最早的古代简牍资料。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在先秦楚国故地，今湖北、河南、湖南境内，出土了大量战国时代的竹简。据不完全统计，迄今发现的这类简册约有30多批、10万字以上。其中如荆门包山简和郭店简、江陵望山简和九店简、随州曾侯乙简、信阳长台关简、新蔡葛陵简，以及上海博物馆、清华大学从海外购藏的简册，都闻名海内外。

楚简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学者们的研究，丰富甚至更新了人们对战国时代生活习俗、社会制度、思想文化的认识。

在郭店竹简（1993年出土）之前，已发表的出土文字资料中尚不见“情”或确切用作“情”的字。“而郭店儒籍里的‘情’，或直书作‘情’，或借‘青’为之，共出现26次，其中20次出现于《性自命出》。”该中心李天虹教授在潜心研究后指出，“情”字出现频率之高，在先秦典籍中实属罕见；《性自命出》全文对“情”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这一年代，可能是儒家思想发展史上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重视情性，强调真诚，弘扬真情。

李天虹正在主持一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对上世纪70年代以来湖北江陵藤店、老河口市安岗、江陵红光砖瓦厂、江夏丁家咀、荆门严仓獾子冢考古出土而尚未正式刊布的800余枚楚简，进行集中整理研究，拟于今年结项。这五批楚简的内容包括丧葬文书和卜筮祷祠记录，是研究战国时期楚文字、楚史、楚国社会信仰习俗等方面的珍贵资料，将为学界提供一批新的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文献数据。

秦简牍大致是指在战国晚期秦国至秦代埋藏于秦统治地区的简牍材料。按发现顺序，目前已知的有11批，包括湖北云梦睡虎地简牍、四川青川郝家坪木牍、甘肃天水放马滩简牍、湖北江陵岳山木牍、云梦龙岗简牍、湖北荆州沙市区周家台简牍、江陵王家台简牍、湖南龙山里耶古城简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从香港购藏竹简、北京大学购藏简牍等，总计4万多枚、30多万字。

“这些简牍，作为战国晚期至秦代人们的手迹，经过两千多年的岁月而重现人间，是了解、认识那个时代的珍贵资源。”陈伟教授说，秦简本来不多，但里耶发现3万多枚秦简牍，湖南大学又购藏逾2000枚秦简，数量多、内容丰富，引起学界浓厚兴趣。

在青年教师鲁家亮眼中，看似枯燥的简牍研究其实乐趣无穷。九九乘法表、头发再生的偏方、去痣的“美容方”、以肉食加工为主的美食方、仓官必须重视捕鼠、汉初向皇帝进献枇杷……简牍内容包罗万象，为今人认识古代社会生活打开了一扇扇窗口。

抽丝剥茧步近历史真相

简牍研究充满魅力，然而过程艰难曲折。学者们需要从释文、断读、缀合、编连等环节，反复推求，抽丝剥茧，才可能逼近真相。

文字辨识是简牍文献解读的基石。对一个字的考释，时常影响到对整篇文献的理解。

岳麓简记载了这样一道算题：有妇三人，长者一日织五十尺，中者二日织五十尺，少者三日织五十尺，今织有攻（功）五十尺，问各受几可（何）？

陈伟教授发现，原释文“今织有攻”的“织”，在图版上可以看出与同题出现的“织”字不同，应当是“威”字。按照《说文》和《广雅·释亲》，“威”指婆母。算题反映的是三位儿媳在婆母的主持下纺织作业的情景。

“一般认为，秦在商鞅变法之后，家庭向小型发展，一般是五口左右的核心家庭。近些年出土的秦简牍，有的显示了大家庭的存在。”陈伟说，算题是从实际生活中提炼而來的。这道题中关于“威”字的释读，大概可以看作秦国、秦代大家庭存在的又一证据。

编连是简牍文献整理中的一道“特殊作业”。古人是按怎样的顺序来书写？文本之间有何联系？竹简出土时，编缀的绳索往往朽断，致使竹简散落、次序混乱，要重新编连起来。

编连中的“错简”现象时有发生。发现正确顺序并改进，便成为点睛之笔。

包山131至139号简，是荆门包山2号墓出土竹简中篇幅最长的一组司法案例。陈伟教授发现，如果按照原来的编连方式，不符合简牍时代的书写和阅读习惯，而且交接点多处文辞或逻辑不顺。他提出新的编连方式，既符合古人的阅读习惯（正背面皆由右至左），案件脉络和时间层次也分明可见，令同行信服。

2003年、2009年，日本早稻田大学、美国芝加哥大学分别向武大简帛研究中心捐赠红外成像设备。武大简帛研究中心在国内率先将这种技术大规模应用于简牍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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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来源：《湖北日报》2014年7月5日  本网编辑：吴江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