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怀念刘绪贻先生
作者：赵林
2018年11月10日，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我的授业恩师刘绪贻教授因身体多器官衰竭而仙逝，享年105岁。刘绪贻教授是中国美国史研究的主要开创者和奠基者，其扛鼎之作、2002年与南开大学杨生茂教授共同主编的六卷本巨著《美国通史》至今在我国的美国史研究领域仍然具有不可超越的典范意义。此外，刘绪贻教授所撰的《罗斯福新政》、《美国社会发展趋势（1960-1990）》、《改革开放的社会学研究》以及早年完成的《中国的儒学统治》等论著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刘绪贻教授一生不仅笔耕不辍，学术成就斐然，而且在其身上充满了一种追求真理、不畏强权的凛然正气。一直到百岁高龄之际，刘先生仍然在对学术问题进行研究之余，锲而不舍地在报刊杂志上撰文对各种社会积弊和学术腐败现象进行猛烈的批判，充分表现了一位有良知、有情怀的老知识分子的社会正义感。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这位年逾百岁的耄耋老人始终具有一颗童稚之心，对各种新生事物充满了好奇，对人生和现实世界充满了热情，而且性格爽朗、率性浪漫。记得今年春节期间我和李工真教授到中南医院去探望刘先生，当时先生虽然已经行动不便，但是仍然精神矍铄，豁达乐观。当我们向他作揖拜年时，先生也拱手应答，流露出满口无牙的质朴笑容，像孩子一般天真无邪，其憨态可鞠的神态至今仍然洋溢在心头。
刘绪贻先生（资料图）
笔者（左）与李工真教授（右）看望刘绪贻先生（中）（资料图）
1982-1985年期间，我曾在刘绪贻先生门下攻读美国史专业的硕士学位。虽然我后来转而研究欧陆哲学和宗教，不再涉猎美国史研究，但是刘先生的道德文章尤其是人格魅力却对我影响至深。每当逢年过节，我都会和历史学院的李工真教授一起去家中看望刘先生，请教学问，评论时政，无拘无束，酣畅淋漓。不觉之间，先生已经与我们天人两隔，回想旧事，不胜唏嘘。为了彰扬先生的学问人品，我把几年前撰写的对刘先生大作《萧声剑影》的一篇读后感转录如下，以表示学生的哀思和缅怀之情。
西南联大的精神遗泽
——《箫声剑影——刘绪贻口述自传（上卷）》读后感
不久前刚刚由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分别在香港和内地出版的《箫声剑影——刘绪贻口述自传（上卷）》记载了一位百岁老人充满坎坷的求学历程和对于社会历史的深刻反思。该书的口述者刘绪贻教授是我国美国史研究的主要开创者之一、蜚名海内外的历史学家，退休之前长期在武汉大学历史系执教。刘先生早年曾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受陈达、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等大师的影响而步入社会学领域，后来又在美国留学期间师从著名的“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威廉·奥格本（William F. Ogburn）和路易斯·沃思(Louis Wirth)等人继续深造，并由社会学进路转而研究美国社会历史，尤其是罗斯福时代以来的美国现代史。2002年，刘绪贻教授与南开大学杨生茂教授共同主编的六卷本巨著《美国通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至今仍被奉为我国美国史研究领域中不可超越的经典之作。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现今已是97岁高龄的刘绪贻先生仍然思维敏锐，每日笔耕不缀，孜孜不倦地对历史学和社会学领域的新问题进行探讨，并且撰文对各种社会时弊和学术腐败现象进行无情的针砭批判。刘先生之所以能够在思想上始终保持“宝刀不老”的状态，与他早年的求学治学经历是分不开的，而这部口述自传（上卷）不仅展现了一位胸怀报国之志的好学青年在旧社会环境中追求知识的坎坷历程，而且也以一种批判的眼光对童年梦幻、青春情怀、联大旧事和异国风情进行了富于启发性的反思。
《箫声剑影》陈述了从1913年刘绪贻先生出生一直到1947年留美归国的这一段历程，在内容上可以分为三个部分：1、少年时代的启蒙教育；2、清华、联大的大学生涯；3、大洋彼岸的留学经历，其中尤其是清华、联大的大学生涯对于先生日后的学术思想和人生道路影响至深。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勤奋严谨的治学态度，二是刚直不阿的社会正义感。关于前者，刘先生晚年把自己的治学之道概括为三点原则：“一是要勤奋认真，业精于勤；二是要有求索精神，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上下求索，不断创新；三是要有点敢于坚持真理的勇气。”正是由于恪守这些治学原则，青年时代的刘绪贻先生在对中国传统社会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于芝加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完成了题为《中国的儒家统治》的长篇论文，对儒家学说的保守性和反动性，以及儒家统治阻碍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消极作用进行了深刻的揭露。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政治环境极其险恶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刘绪贻先生又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开始对美国这个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国家“腐而不朽”和“垂而不死”的现象进行研究，对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的断言提出了批判性的修正意见。在后来主编和主撰的《富兰克林·D. 罗斯福时代》（《美国通史》第五卷）和《战后美国史》（《美国通史》第六卷）中，刘绪贻先生提出了美国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两条新规律：第一，美国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一种不同于德国法西斯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形式，它在保持资本主义民主和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前提下，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资本主义内部的生产关系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治经济处境，从而极大地缓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阶级斗争；第二，罗斯福“新政”所导致的福利国家虽然可以暂时克服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但是它的大规模财政赤字必然会引起通货膨胀，从而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造成的生产停滞的基础上，引发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型危机——“滞胀”危机。刘先生针对现代美国社会发展而提出的这两条新规律，经过近几十年来的实践检验，无疑是非常正确的。而这种富于创见的学术观点，正是遵循上述三条治学原则的结果。
刘绪贻先生百岁诞辰庆典暨学术思想研讨会（资料图）
刘绪贻先生不仅“妙手著文章”，而且在所著文章中表现出一种“铁肩担道义”的社会正义感。无论是在旧社会，还是在新中国，刘先生对于各种非正义的邪恶事物都充满了深恶痛绝之感，欲之祓除而后快。18世纪法国大文豪伏尔泰曾经有一句响彻欧洲的口号：“粉碎一切卑鄙无耻的东西！”而刘绪贻先生一生中都在自觉地对那些“卑鄙无耻的东西”进行无情批判，为此甚至不惜得罪权贵、触怒长官。早在青年时代，与政治保持距离的刘先生就因为看不惯国民党官场上的腐败堕落现象而在一些报刊上发表文章予以揭露；时至今日，已入耄耋之年的他仍然经常发表一些立场鲜明、笔触犀利的短文对各种丑恶的社会现象进行抨击。虽然由此而招致了不少误解、报复甚至封杀，但是刘先生却坦然自若、矢志不移。他自己不无辛酸地将这种一意孤行的抗争称为“悲壮的抵抗”，在《八十九岁断想》一文中他这样写道：“多少年来，我老骥奋蹄，几乎没有寒暑假和星期天，写作和发表了约900万字。大体可以说，这些文字的许多内容，也都是抵抗那些我所痛恨厌恶的非正义、反社会事物的；它们抵抗‘左’倾教条主义，抵抗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抵抗世界上的霸权主义，抵抗我国社会上贪污腐化、假冒伪劣等各种不正之风。然而，正如有的亲朋所说：‘年纪大了，不要那么执着吧！这些恶势力岂是你那些区区文字所能抵抗的？何况你人微言轻！’这就使我的抵抗也有些悲壮的味道”，“但我……积习难改；说得好听点，既然是人民的儿子，就要为人民的利益着想，不能只为自己着想。继续进行悲壮的抵抗，乐在其中。”从这些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在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里顽强地捍卫着崇高理想的悲剧英雄形象。
《箫声剑影》一书视域广博、文笔优雅，作为一部口述自传可谓文情并茂，同时也为年轻读者生动地展现了一个既往时代的真实面貌。书中不乏精彩纷呈、令人掩卷而叹之处，尤其是对于西南联大办学精神的追忆，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刘绪贻先生在家中阅读（资料图）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全面入侵中国。面对“国破山江在”的残败局面，为了保存和发扬中华文明的火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经湖南长沙辗转南迁至昆明，共同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在极其艰苦简陋的条件下，西南联大在八年的时间里为处于生死存亡之际的中华民族培养了数以千计的毕业生，这些人后来为祖国建设和世界学术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丰功伟绩至今依然熠熠生辉。刘绪贻先生于1936年考取清华大学公费生，1938年进入西南联大社会学系就读三年级，曾亲身聆受了西南联大许多学术大师的思想恩泽。他在《箫声剑影》中把西南联大在教育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总结为五点，即爱国、民主、科学、艰苦、团结。
就爱国而言，西南联大创办于国难当头之际，全体师生、无论贫富贵贱均胸怀救亡图存、雪耻复兴的民族大志。西南联大的校歌中写道：“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这悲愤激昂的校歌表达了联大师生同仇敌忾、发奋自强的心声，也不断激发起同学们刻苦学习、为国效命的决心和意志。西南联大的学生们在勤奋读书的同时，也积极参与各种抗日救亡活动，不少人投笔从戎，直接加入到抗击日寇的战斗行列中，甚至马革裹尸、以身殉国。在中国西南边陲的敝陋校园中，始终洋溢着燕赵悲歌慷慨之气，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联大学子发扬悬梁刺股的刻苦精神，勤奋求学以报效祖国。
西南联大的民主精神，“主要表现为学术思想自由、学校管理民主和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专制统治”。刘先生在书中充满深情地回忆起当年由北大校长蒋梦麟、南开校长张伯苓、清华校长梅贻琦共同组成的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以三者中较为年轻有为的梅贻琦为主席——在校务管理中所表现出来的民主作风。在校务委员会之外，还设有由全体教授和副教授组成的教授委员会，学校的一应大事，如审议教学、科研和学风的改进方案，学生成绩的审核和学位的授予，向校务委员会提交改革建议等，均由教授委员会负责，其决议具有不可违抗的权威性。刘先生讲述道：“西南联大既无党派领导，也没有官本位体制，体现了教授治校精神，学校能自主办学。对学生管理，除学籍管理和学业管理极严外，主要采取学生自治方针。……西南联大虽然对教与学的质量的要求高而严，但决不主张把学生培养成‘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而是鼓励学生关心国事、天下事。因此，西南联大师生大都抱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教书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教书读书。”正是这种民主精神，使得西南联大的教师们能够各尽其才，学生们则可以自主学习，从而使得大量杰出人才从极其简陋的环境中脱颖而出。
西南联大的科学精神主要表现为尊重学术和尊重真理，在学术和真理的权威面前，富贵、资历和权位都一文不值。在西南联大，人们只对学问表示钦佩，大多数人都对做官不屑一顾。刘先生回忆说，蒋梦麟虽然当过国民党的教育部长，但是他在学生心中的威望远远不及陈寅恪、冯友兰、闻一多、吴有训、周培源、华罗庚等学术大师；“梅贻琦不得已接受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名义，但这个头衔对他来说完全是形同虚设。……他深信强权和说教是极有害于科学事业的，西南联大师生大都支持和拥护他的这种信念。”联想到今天中国大学界盛行的行政化倾向，一些大学的行政管理者一旦官运亨通，就可以如愿以偿地当上教授、博导，获得大量经费和奖项，甚至成为知名学者，学术和真理已经在权势面前斯文扫地。长此以往，中国大学的科学精神将逐渐萎缩，喊得震天价响的“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的豪言壮语也将成为一种自欺欺人的精神自慰。看来西南联大的科学精神在当今中国教育界真应该好好地加以发扬了！
至于艰苦和团结这两个方面，更是令人感动。“卢沟桥事变”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湖南，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迁徙至滇，当时的280名同学和11名教师，风餐露宿、历尽艰辛，从长沙徒步行至昆明，历时68天，步行达1300公里。西南联大建立之后，缺少教学设施和研究手段，师生们连基本的生活需要都得不到保障。刘先生回忆道，梅贻琦校长家里由于吃不起蔬菜，只能用辣椒拌饭，其夫人经常要摆地摊卖织品以补贴家用。一校之长尚且如此，一般师生的生活状况就可想而知了。更何况大家还要经常跑警报、钻地洞，逃避日寇飞机的轰炸。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师生患难与共、精诚合作，共同努力把西南联大办成中国最优秀的大学，为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据《箫声剑影》记载，西南联大自1938年5月4日开始上课，到1946年5月4日宣布结束，在整整八年时间里，入校受教者达8000余人，毕业生3725人。这些人后来或者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栋梁股肱，或者成为海外学术界的鸿儒巨擘。在1955-1957年间选出的190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有118人是西南联大校友，占总数的62%以上；而那些到海外继续深造的西南联大毕业生，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据刘先生所述，在西南联大培养出来的这些优秀人才中，最具代表性的有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中国“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朱光亚，半导体专家黄昆，数理逻辑学家王浩，气象学家叶笃正，气动热力学家吴仲华，我国返回式卫星总设计师王希季，中远程火箭总设计师屠守锷，著名作家汪曾祺和诗人穆旦，以及享誉美国的政治学家邹谠和历史学家何炳棣等等。
除了总结西南联大硕果丰盈的五大原因之外，刘绪贻先生在自传中还极其生动地展现了西南联大一些著名学者的人格风采。如陈达教授从谏如流的开阔胸襟，潘光旦教授融汇古今的渊博学识和豁达风趣的人生态度，吴文藻教授潜心治学和不谙世事的书呆子气，费孝通教授锲而不舍的实干精神；此外还有学问超群而性情浪漫的吴宓教授，思想深邃而立场保守的冯友兰教授，以及叶公超、贺麟、柳无忌、李景汉、陈序经诸公，他们在刘绪贻先生的追忆中个个鲜活生动、恍若再世。尤其是对于师母冰心（吴文藻教授之妻）的描述，清新优雅的文笔使冰心先生的高洁品性跃然纸上：
“我因青少年时读过冰心先生优美的诗歌、散文，阅览过一些有关她的文字，听到过一些关于她的传说，常想象其为人。可能是第一次到她家，在她书房的窗台上看到一个小花瓶，既不名贵，也不华丽，不过是竹木为料的手工作品，但小巧玲珑，很是雅致。瓶之一侧，有一行清秀的小字：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冰心先生此时年约三十八九，体态清癯，淡装素裹，清标照人，活脱出一幅文学书籍插图中李清照画像。面临这新木焕香别墅、这绮窗、这雅致花瓶、这‘西风人瘦’题词，联想到易安居士词与文中跃动着的高雅生活情趣，使我铭刻在心，至今如在目前。”
而刘先生这段淡墨轻彩的描述，也同样使冰心先生高雅清纯的音容风貌蓦然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数月前，我的博士导师、年逾八旬的杨祖陶教授的追忆之作《回眸——从西南联大走来的六十年》即将付梓，有感于恩师高山仰止的人品文章，我曾写了《润物细无声的学术影响与人格魅力》一文。而今我的硕士导师、年近百岁的刘绪贻教授的口述自传《箫声剑影》欣然问世，读后不禁心潮如涌，深为先生当年的孜孜求学情和拳拳爱国心所感动。刘绪贻先生与杨祖陶先生，二人无论是人生阅历、学术方向、情趣志向和性格脾气都相去甚远，杨先生性情温良、淡泊超脱；刘先生却爱憎分明、嫉恶如仇。然而，尽管性情迥异，在他们二人身上却同样表现出视学术为生命、视正义为神圣的崇高德行。这种一致性绝非偶然，我想似应与他们都曾在西南联大求学的经历有关。这种源自西南联大的崇高圣洁的学术境界和人格精神虽然历经磨难，却不绝如缕，它正是我辈在人心浮躁、物欲横流的境遇中应该发扬光大者。
2017年1月22日，年逾九旬的杨祖陶先生驾鹤西去；而今，105岁高龄的刘绪贻先生也往生净土。时光荏苒，当年心志高洁的西南联大学子至今已经寥寥无几，珞珈山麓也逐渐风流不再。抚今追昔，惟有在心中铭记恩师的谆谆教诲和崇高情操，于平庸之中聊以自勉。
谨以此文悼念刘绪贻先生。
（编辑：陈丽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