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电视问政》：构建城市公共治理平台
武汉广播电视台自2011年11月首推《电视问政》以来,不断引发收视热潮，得到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联合早报等国内外权威媒体持续关注。它不仅创新了地方民众参与新闻传播的电视方式,也为地方民众广泛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可操作性的电视手段。全国100多个城市到武汉考察学习《电视问政》的“武汉模式”。《电视问政》成为影响全国的文化现象和品牌。
一、电视问政的工作机制
武汉《电视问政》自其诞生之日起就拥有一种特殊的工作机制。这种工作机制由党委政府主导，推动电视问政紧紧把握城市治理和干部队伍作风建设的新形势、新要求，充分调动各区局党政一把手和市级项目党政一把手积极接受问政，社会各界积极议政、谋政、助政，在不断创新中综合治庸问责工作平台、党委政府与市民群众平等对话平台、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效果检验平台、“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效果检验平台等多种功能于一体，成为城市公共治理平台。
1、党委政府主导机制
每次电视问政都会纳入武汉市党委政府的重要工作进行研究、部署、检查、督办。市委常委会议对电视问政工作方案进行专题研究。党政一把手亲自出思路、提要求，参与问政内容、问政对象的确定与直播设计方案的审定，对承诺整改单位负责人如何面对“被问政”提出明确要求，对电视问政节目组给予具体指导与热情鼓励，对电视问政曝光的问题迅速进行现场办公，有力推动问题整改。
领导高度重视，把握好电视问政的度，是提升电视问政权威性与推动电视问政顺利进行的关键。电视问政不是判决官员、批斗官员或者官场作秀、哗众取宠，而是借助这一略显锋芒的平台，从点位上理性提出问题，倾听呼声，严肃问责，接受监督，在党委政府主导下，《电视问政》形成了“加强作风建设推进城市治理”的主题思想，形成了问题导向、群众路线、依法问政、重在建设四项基本原则。
问题导向原则，就是把发现问题作为切入点，把分析问题作为着力点，把解决问题作为落脚点。
群众路线原则就是群众是问政主体，紧紧依靠群众问政。坚持问政内容由群众定，问政考卷由群众出，问政成绩由群众评。要以群众满意不满意为尺度，着力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
依法问政原则：围绕年度“十个突出问题”承诺整改展开问政。问政内容真实、客观。问政和被问政各方平等对话，实事求是，依法依规。
重在建设原则就是问政目的在于解决问题。不仅要披露问题，更应注重理性互动，建设性引导。既要问需于民，更要问计于民，探索从源头上解决问题的长效机制。
2、策划机制
形成了两个层次的策划班子：一是由市纪委、市治庸问责办、市委宣传部、监察局、广播电视台领导组成的宏观策划班子，负责宏观导向的把握；二是由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经济频道、市纠风办组成的微观策划班子，负责节目操作。
3、问政内容及官员选择机制
每年年初市委、市政府通过市长专线、行风连线网、行政投诉中心、信访局和新闻媒体征集市民投诉、意见与建议，筛选出承诺整改的“十个突出问题”。譬如2015年的“十个突出问题”分别是:文明城市建设不持久、不深入；办理群众投诉不及时、不到位；部分村级组织软弱涣散；支持企业发展的专项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不透明；路网、停车场规划不科学、建设滞后；企业违法排污整治、监管不到位；街道、社区对业主委员会组建、履职管理不到位；安全生产隐患发现、整改、查处不及时；农村环境污染治理不力；城市绿化管理养护不及时。为了促进问题整改，市委、市政府责成负有管理责任的部门单位，通过新闻媒体向市民公开承诺整改的目标、措施与期限，并通过电视问政监督问责。过去，一般是责任部门领导代表所在部门接受问政，从2014年上半年开始，电视问政在创新中由过去的“问事”延伸到到“问人”，由“问部门责任”升级到“问领导责任”。开发区（风景区）工委书记、城区区委书记，以及教育局、卫计委、经济和信息化委、财政局、公交集团公司等部门与单位的“一把手”也首次走上问政台接受问政。
4、问政嘉宾遴选机制
按照政治素质、语言表达能力、对市情与问政问题的了解程度选定现场问政嘉宾。遴选工作具有严格的程序机制，其中主持人、评论员、专家由市委、市治庸问责办、市纪委、市委宣传部多位领导共同审定；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分别由市委组织部、市人大、市政协参与审定；新闻媒体代表、网络名人由市委宣传部参与审定。报名参与电视问政的市民代表由所在区、街参与推荐，节目组严格审定。
5、直播专班组建机制
在直播专班组建方面，既注意团队的专业性与工作经验相对固定，又注意不断吸纳富有工作激情的年轻人参与进来。除策划、编导、主持人团队外，武汉广播电视台还进一步加强电视问政技术保障、综合协调、后勤服务团队的力量，每次电视问政，全台先后投入各类人员300多人。
6、整改督办问责机制
对于电视问政曝光的问题，市治庸问责办迅速向有关责任单位下达整改督办函，督办整改，对具体责任人实施问责。同时，要求对同一类问题进行举一反三，建章立制。5年来，电视问政先后曝光各类问题552个，问责干部760人。查处率100%，回复率100%，解决率90%以上。推动建章立制65项。
7、考评机制
将问政问题整改情况纳入治庸问责考评体系，考评成绩计入各责任单位年终绩效考核总分，作为工作成效评定的重要依据。从2014年上半年电视问政开始，满意度测评的对象由原来的“十个突出问题”整改，变成承诺整改责任单位。五场电视问政，对38个承诺整改单位分别进行满意度测评。为了使测评结果更加客观，尽量降低节目话语对测评结果的非正常影响，每场电视问政直播的满意度测评环节，统一安排在问政环节结束后进行。从2014年下半年问政开始，除现场嘉宾及观众使用仪器按键进行满意度表决外，还通过掌上武汉手机APP将场外观众的满意度表决也纳入考评体系。
二、电视问政的操作流程
经过不断探索,武汉电视问政形成了一套富有特色的操作流程。
1.获取问政短片拍摄线索
每年年初，武汉市治庸问责办都会通过“市长专线”、“武汉行风连线网”、市行政投诉中心、市信访局和新闻媒体征集市民投诉、意见与建议，筛选出当年拟整改的突出问题，由市委、市政府领导认真研究后，确定当年重点整改的“十个突出问题”。有关责任单位迅速提出各自的整改目标、措施与期限，并通过新闻媒体向市民公开承诺。《电视问政》围绕着“十个突出问题”整改公开承诺开展问政。
围绕“十个突出问题”，除了电视问政栏目组深入基层采访调查问题事实外，还通过热线电话、新闻媒体、掌上武汉手机客户端向市民广泛征集“电视问政考题”，即短片拍摄线索。同时，深入突出问题易发、多发部位和承诺整改单位明察暗访，形成一个疏而不漏的问题发现网络，大大提高问题线索的发现能力。
2.拍摄问政短片
根据问政线索精心拍摄问政短片是做好电视问政的基础。武汉每年举办两次电视问政（“期中考”与“期末考”），每次5场左右，每场节目时长100分钟左右。每场《电视问政》节目需要拍摄15至20个反映问题的问政短片。
为了保证问政短片具有典型性、合理性，节目组广泛收集并拍摄大量的第一手音像素材，然后进行精挑细选。为了优中选优，每一场至少有三分之二以上的问政短片被淘汰。对剩下的问政短片，建立短片研判机制，设立由台领导、频道领导、策划、编导、主持人等组成的研判专班，按照两个边界即政府是有限责任政府、媒体是有限责任媒体的原则，严格把关短片导向。节目组难以把关的，上报市治庸问责办领导。规定短片选题要件：①必须围绕本年度“十个突出问题”承诺整改；②必须真实、客观、鲜活、准确；③必须具有重要性、典型性、普遍性与代表性，必须具有年度可整改性，通过一个问题的解决，举一反三推动一批问题解决；④尽量兼容党委政府重视与群众关注；⑤必须兼顾地区、部门、单位的平衡。最后确定的问政短片内容高度保密，节目组建立了严格的保密制度。
3.策划直播的内容和流程
每次电视问政都涉及十多个大的方面问题，问政与被问政嘉宾多达上百位。要使电视问政不走过场，同时做到直播内容正确可控，必须在环节策划与设计上下足功夫。
一是精心安排问政场次与内容。二是认真研究承诺单位与承诺人的背景资料。包括每一个责任单位的职能、承诺内容、整改措施、存在问题，每一位被问政嘉宾的专业背景、从政经历、工作业绩、性格特征、个人爱好等。三是精心挑选问政嘉宾、评论员、解读专家。问政嘉宾主要从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风廉政建设志愿者、布衣参事、治庸问责督察员、新闻媒体代表、市民代表中遴选。主要条件是：①具有很强的参政议政意识与能力；②对访谈问题有深入调查与了解；③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四是精心设计环节流程。内容包括嘉宾的引入方式与时机、短片的播放时机、节目悬念的设置、互动内容方式的设计、流程的连贯与节奏的把握、提问方式方向设计、强化性道具的使用、直播现场把控等。
4.进行模拟彩排
为了让全体主创人员熟悉流程，直播前，每场节目必须进行5次以上模拟彩排。另外，通过彩排，帮助主持人进一步提高电视问政直播中的应变能力。
（1）谁来问。我们认识到：问政主体应该是人民群众。主持人集多种角色于一身，既要掌控节目走向，又要问政、评论，“问”的戏份过大，不利于从总体上对节目流程进行把控。让越来越多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民代表走进直播现场参与问政，让越来越多的场外观众通过热线电话、网络等方式参与问政，较好地解决了“谁来问”的问题。
（2）问什么。围绕市委市政府确定的“十个突出问题”展开问政，这是武汉电视问政的一个重要特色。不仅要问责于官，而且要问计于民。在具体操作中，一是突出党委政府工作重点展开问政；二是聚焦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展开问政；三是使每一场问政都有一到两个可以集中深入的重点。
（3）怎么问。在这方面，我们的主要体会：一是转换主持人的角色，使主持人由主要“问政人”角色向问政平台“掌控人”角色转变；二是转换问政方式，使问政方式由“考问式”向“讨论式”“沟通式”转变；三是转换问政态度，使问政态度真诚、友善、具有建设性；四是保持问政各方地位的平等性、话语的平衡性，使问政方与被问政方具有同样的地位、同样的话语权。
一回生、二回熟，现场接受问政嘉宾经过几年的“考验”，对问政的现场、环节已经熟悉，掌握了基本答题技巧。同时他们又都是相关问题内容的“知情者”和“专家”，而且对问政问题前期进行了大量的准备，自拍揭短短片，自行模拟演练，所以嘉宾们在现场越来越自信和从容，能对答如流。这也导致在现场，一些意料之外的情况常常发生。比如：2013年问政中，对于某区垃圾随意倾倒，破坏山体的情况，某嘉宾作答：“这是山体修复的需要，垃圾要进行自然沉降”对于这个回答，出乎现场专家和评论员的意料。2014年问政，对于某区破坏环境，砍伐林木行为，某嘉宾作答：“树上长虫，需要伐木。”以致现场事前准备的提问和评论进入到一个“瓶颈”，难以按预想设计的环节和流程进行下去。这些“突发情况”的发生，对主持人现场把控，临场应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主持人不仅需要对问政短片内容，个别点位进行了解，同时由点到线、有线到面上的功课都得做足，全方位消化，特别是对各项政策、规定、专业知识的把握，一定要在平时加强学习和积累，只有这样，才能处变不惊，随机应变，掌控全局。
三、电视问政的技术支撑
《电视问政》作为综合性的访谈对话类节目，需要实现纪录与访谈、现场与现实、场内与场外的反复连接和转换，在转换中需要营造出不同的情境和氛围，以丰富问政的场域和流程、效能和感染力，其中技术的引领发挥出十分重要的作用。
1、舞美设计
《电视问政》以演播厅为活动空间，其舞台美术设计承载着比较特殊的阐释主题，烘托气氛的重任，它既不能像戏曲舞台那样以程式化的语言表达空间，也不能像话剧或影视剧以写实风格设置场景。电视舞台艺术遵循的是美的原则、营造的是美的寓意和意境，捕捉的是美的画面。不能仅实现一个层面、一个角度的美，还必须构建多层次、多角度空间的美，为多机位的摄录提供美的画面。它应该是既有全景式的整体气势，也有特写镜头下的画面情致。舞美所构建的空间也是活动场景、人物的交流空间，必须为现场人员提供外在的表达氛围。要让现场人物的表达交流与舞美“寓意”之景相融汇，让人们在“景语”中充分感受这样一种情景交融的现场环境。舞美设计成为电视节目主体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武汉《电视问政》在舞台的正中央设置用于播放短片及外采画面的超大LED高清屏，显得震撼和富有冲击力。左右两侧矗立着宽幅辅屏，中间为主持人，左边为受邀的领导席，右边为专家评论席以及大众评审团，而来自各基层各行业的团队坐满观众席，整个演播厅安排得隆重而饱满。舞美造型语言上大胆采用不规则的几何多棱角抽象结构进行缀连构成。寓意着社会多层面、多角度，以及方方面面的社会现象和纷繁的民生问题。
地台部分是以圆的中央向左右两侧延伸，预示着领导嘉宾和大众与之沟通、互动、质询、交流，最终能以“握手”的完美方式与之“契合”。预示着面对这样林林种种的社会、民生等问题，我们的党和政府，有信心、有决心，有能力予以剖析、整顿、解决。
2、4G连线
自2011年以来，武汉电视问政采用的技术手段不断变化，求变求新。在与观众互动方面，2012年通过光纤连接市民之家、武汉大学等第二现场，让场外观众与场内观众一样有了举牌、投票权。从2013年的期末考开始，《电视问政》在场外新闻现场或居民群众家中设立3G视频连线直播点，出色地报道现场最新情况，反映了更多的场外观众的意见、建议和诉求，增强节目的现场感与说服力。2015年开始使用4G连线直播系统。
武汉《电视问政》使用的4G直播系统是TVUPack，《电视问政》设计多路记者能够同时在事实现场连线直播现场。为此，专门组成一个4G直播团队，负责每场三次4G连线，共15个点的直播工作。直播点大部分与曝光片有关，如果测试信号时被责任单位发现，很有可能这个直播点就失去了直播的意义。所以，为了保密只能隐秘测试，4G直播团队中只有核心人员知道大概的直播位置。
为了做到开机就能直播，在选择直播路线时，技术人员也下了功夫。除了查看4G网卡显示是否拨号成功外，在接入网络之后，将接收端的比特率设置到最高，查看实时的上传速率，由于4G网络覆盖的特点，一个直播点不同位置的信号可能相差较大，现场摄像需要站在多个位置测试，寻找一个网速相对稳定的地方进行直播，这个速率的平均值是我们在直播时设置接受端参数的重要依据。把每场的数值都标记在流程表上，因而能在直播时很从容地切换不同现场。
相比我们用过的数字微波和卫星的直播，我们感觉4G直播虽然存在一些不足，但其优势也十分明显：
（1）设备使用简单，人力投入较少。数字微波直播车出去，司机、导播、技术、摄像加上主持人至少5个人，武汉市内桥梁限高，车子很难快速到达目的地。4G接收服务器经过端口配置，网络连通了就能用，两三个人组成一个直播小组，一辆小车出去非常方便。若是采用4G手机直播，仅一个主持人即可向观众做新闻现场的直播报道。
（2）一台4G传输背包就能起到一辆电视转播车的功效，传输是全时段的。若使用便携卫星必须提前申请卫星传输频道和时段，而4G设备只要在有手机信号的地方打开电源，即可进行实时信号回传，实现直播。
（3）使用成本低廉。在购买了TVUPack传输接收系统后，只付运营商的宽带流量使用费用就可以。两个背包各配1（移动4G）+3(联通3G)+3(电信3G)的上网卡，市内使用一个月的费用不到1000元，即使再加上网络专线使用费，也与数百万元的转播车和卫星2200元/小时的费用相比，成本优势也十分明显。
（4）相对于3G直播的4秒延时，4G直播用手机能轻松传回2秒延时的720P格式画面，4G传输背包能实现1080P格式的1秒以内延时直播。
（5）现场如果有WIFI或者以太网络，可以提升上行速率，传回的图像效果可以更好。
4G直播系统相对于传统的卫星或数字微波直播，其价格和机动的优势不言而喻。套用时髦的话来说：使用4G直播意味着更多新闻、更低成本。
3、高清转播车的使用
武汉《电视问政》随着节目形式的不断创新和影响力的扩大，电视直播技术方案也在不断升级和完善。从2014年开始《电视问政》直播启用了高清转播车。先进的高清设备，完善的技术方案，清晰的电视画面，确保了电视直播的高质感。
《电视问政》直播采用高清转播车转播，还有一个重要的考量是可以推动高清制作的发展应用。在高清技术发展方兴未艾，高清制作日益普及之时，一些编导、摄像有畏难情绪，以不适应、不会用、制作成本高等种种借口排斥高清制作，缺乏创新和尝试先进技术的勇气。通过高清转播车转播，可以逐步摸索高清制作的规律，以达到积累经验，锻练队伍，培养人才、提升水平的目的。
4、在线包装
在线包装技术所具备的实时画面渲染能力、数据处理以及画面的展现能力等,能进一步提升电视节目的制作速度与美观度。2013年电视问政“期末考”首次引入了在线包装飞行箱系统，在转播车技术人员的大力支持下，包装系统和原视音频系统融合，大屏不再单纯是播放短片的窗口，而是成为一种艺术表现的道具和观众互动的联络桥梁，主持人通过触屏和大屏成为整个节目信息发布的核心。
在线包装还配合投票系统，将每场中对于每个承诺整改问题责任单位的满意度汇总为一个模板，让领导和观众一目了然。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2014年开始，在电视问政中真正做到了触屏双控模式，即主持人可以触摸点评，后台操作人员也可以全方位控制。目前此项技术在全国属于领先水平。
5、使用航拍器
使用航拍器可以突破人为对现场的封锁和阻碍，拍摄出现场事实短片，获得问政的依据。譬如某开发商在武汉九峰山违规占用公共山地开发大片别墅，电视问政节目组根据举报线索前去采访时被开发商派人拦阻，无法进入别墅区采访，节目组通过操作4K航拍器对违规别墅进行拍摄，完成问政短片的制作，使得对该事实的问政得以顺利进行。根据需要，使用航拍器还可以拍摄宏大的、全景式的现场，从而增强现场事实的效果和说服力。
四、电视问政的理论支撑
《电视问政》虽然由党委政府主导，但是却内含着政府、媒体、公众相互之间平等对话的三角关系，就像“三条腿的凳子”，凳子的每一条腿在相互关系中各自守住自己的角色、位置和长短，凳子才能稳稳立住。这种相互作用形成的张力推动《电视问政》栏目解决好“谁在问”、“问什么”、“怎么问”这三个层面上的问题，完成最优化模式：构建城市公共治理平台。模式的最优化必然带来效果的最优化，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
1、在多元主体的参与中推动城市管理向城市治理的转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总目标投射到城市，带来的是“城市管理”向“城市治理”升级的实践。
城市管理虽然包括政府作为主体的管理行为和社会组织作为主体的管理行为两个方面，但在实际操作中政府往往成为城市管理的唯一主体；而城市治理则强调主体的多元化，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以及市民个人，都是城市治理的参与者，其中市民个人参与公共事务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尤其重要。“百姓参与、百姓评说、百姓监督”，社会群团、企事业单位、社区及个人等多元主体通过特定的电视场域，以“面对面”方式与官员对话沟通、参政议政，正是武汉《电视问政》栏目成为城市公共治理平台的主要标志。
“多元主体参与问政”的特征并非一开始就具备，而是在电视问政实践中不断改进而成的。初期问政，曝光短片播完，主持人针对短片中的问题对被问政官员展开一连串的逼问：“这些问题归你管吗？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你做出过哪些承诺？你觉得承诺兑现了吗？承诺没有兑现板子该打到谁身上？谁该挨板子清楚了，这个板子该怎么打？打板子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还是要解决问题，这个问题能解决吗？什么时候解决？”逼问中，《电视问政》显现为主持人问政，在观众眼中，主持人成为“强势的家长”，被问政官员则是“认错的孩子”，有了犀利的效果却缺失了平等的对话关系，而平等的对话关系正是各方面各层次利益主体达成共识的前提。基于这样的认识，武汉《电视问政》认真解决“谁在问”的问题，主持人由问政的直接参与者转变为问政现场、流程的调动者和掌控者，“多主体参与”在《电视问政》的不同环节得到实现，《电视问政》日渐成为城市公共治理平台。
在征集问题环节，除了传统的来电、来信、来访，还开通官方微博账号，申请微信公众平台，设置专门网页，在当地人气论坛上发表问题征集帖，充分借助互联网、“掌上武汉”手机APP等新兴媒体平台使群众更方便更快捷地反映问题、提供线索。在问政直播过程中，除了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风廉政建设志愿者、治庸问责督察员、布衣参事、市民代表、外国友人、专家、评论员、新闻记者、新闻当事人现场问政外，还通过4G连线、热线电话、微博、微信与场外观众互动。在问政直播结束后，利用报纸、广播、电视以及新媒体平台来追踪整改和问责。
实现“城市管理”向“城市治理”的转变，“城市善政”向“城市善治”的转变，《电视问政》仅仅在形式和流程上实现多元主体参与是不够的，还需要通过问政的效能，推动民众形成主动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文化自觉：城市中的每一个人都把参与公共事务当做自己应尽的责任，当做自己作为合格市民应该具备的条件，就像雅典城邦时期民主派代表人物伯利克里所说：“一个人的时间既要花在处理私人事务上，也要用于参与城镇的公共事务。不参与公共事务的人，有人称之为安静的人，我们称之为无用的人。”要达到这一目标，除了实现多元主体参与问政的广泛性，还要实现多元主体参与问政的有效性。问题短片中，脏乱差的豆制品作坊却有正规的生产许可证。作坊老板跟记者说：“证好办，也要不了几个钱，就是打点要钱。”问政现场主持人问质监局长：“什么叫打点？打点谁？为什么要打点？”局长反复绕着弯子不做正面回答。主持人提醒：“请正面回答问题，不要这样‘打点我’。”局长无法再顾左右而言他：“打点吧，他说的这个意思，可能是要送他好处。”不容许回避问题核心是实现有效性的一个方面；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上下半年10场“武汉电视问政”，使用航拍器突破人为阻碍得到问题现场的影像证据，曝光的111个问题皆得到回应和整改，并落实问责280人，这是实现有效性的另一个方面。譬如武汉市蔡甸区区长彭巧娣在2013年底电视问政现场承诺的整改，经2014年上半年“电视问政”曝光没有兑现，受到诫勉谈话、通报批评处理。而2014年下半年“电视问政”再次暗访发现她之后的整改工作很积极。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拼在基层》得知后也对她作了长达5分钟的专题采访报道。
参与的广泛性和有效性能让参与者获得最大的满足感，激发起参与的兴趣并最终形成文化的自觉。一个允许人们参与，甚至是要求人们积极参与重大社会实践的城市，将会激励人们充分施展他们的聪明才智，并且充分意识到个人的力量以及对城市的归属感。
2、在关注和改善民生中推动城市功能和制度的完善
武汉《电视问政》栏目在武汉市委推动的全市“治庸问责”行动中创办。《电视问政》中，问题短片成为问责的依据。最开始，围绕问题短片展开的《电视问政》主要是弄清楚责任在谁以及如何追责，而不是解决问题，即使兼顾了问题的解决，也是只顾眼前而非长远、个别而非普遍、治标而非治本。所以现场被问政的官员常常诚恳表态：回去以后，马上就办。但是事实上，有些问题这次问政承诺马上就办，到下次问政，问题还存在，所以给百姓留下了官员“作秀”的印象。改变这种印象的关键是曝光的问题能得到切实的解决。当解决问题成为电视问政的核心，电视问政就很好地解决了“问什么”的问题。关注百姓的生存状况，回应百姓的生存关切，解决百姓的生存诉求，治庸问责平台就提升为城市治理的平台。
切实解决问题，要求一切的问题都是人的问题。武汉东湖水上餐厅从当初的破棚子变成钢筋水泥的房子，如果短片反映的只是水上餐厅对东湖不堪入目的污染，而没有反映经营者见利忘义的可憎，以及管理者置若罔闻的可气，只见问题不见人，就有可能问题的解决只是一拆了事，而忽视了对污染者的惩罚，和对不作为者的问责，更无法让处罚与问责形成强而有力的制度，带来的后果则是水上餐厅这样的污染行为在不久之后又会死灰复燃。通过4G连线，外采记者从青山棚户区居民家中发回现场报道：因电线老化居民夜里也不敢开灯，整个棚户区一遍漆黑，在摄像灯和手电筒的指向中，棚户区的残破不堪，居民家中漏雨的屋顶和屋内被雨水严重浸泡过的痕迹，还有居民一声“政府是不是忘记了他们”的追问，真真切切地反映出居民生活上触目惊心的艰难，使得市委主要领导动情地表示：看了短片终身难忘，不论怎样困难，也要咬紧牙关帮他们解决；市政府主要领导带队向棚户区居民诚恳道歉，并现场办公，制定解决的具体措施和时间表。
城市在医、食、住、行、教等上具备的功能和制度，紧紧关乎城市百姓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最动人。法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列斐伏尔提出，只有不断地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批判”，才能将日常生活中损害人的东西革除掉，让惠及人的品质释放出来。“批判”的过程即是对平凡人的日常生活进行关怀和帮助的过程，而过程最远大的目标是要推动城市功能和制度的完善。因此，“批判”所及的问题需要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武汉《电视问政》以武汉市每年“十个突出问题”为问政内容，在具体的操作中，更多地关注了100多个亟待解决的涉及大多数人利益、具有最大化人文关怀的问题。更主要的是通过这些问题的解决，完善了城市的功能和制度，让城市变得更美好。
切实解决问题，要求一切问题的曝光做到准确和清楚。一则问题短片反映某公司申报的二期建设规划，三年来迟迟得不到批准，该公司办事人员认为是没有给管理部门送礼所致。主持人现场向市规划局局长提问：“怎样看待基层管理部门吃拿卡要的问题？”而第二天某平面媒体经过调查证实，该公司二期建设规划之所以迟迟未获批准，的确因该公司规划中的违规行为造成。问题提出的不准确很容易对问政的权威性与公信力产生影响。还有，现场官员在看完短片后，经常可见的回答是这个事情还不是很清楚，回去之后，一定会调查清楚，找出问题的原因，认真解决问题。这就说明播出的短片没有将关键事实调查清楚，使得现场官员可以利用这些不清搪塞问政。强化问题短片的政策水平与调查力度，理清一切可能的事实，准确把握问政的核心点，《电视问政》的效能才能更进一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的城市治理理应是依法治理，作为治理平台的《电视问政》也应该是依法问政，而问题曝光准确无误正是依法问政的前提。
从百姓日常生活的具体问题入手问政，能够有效推动官员们深入生活之中，深入百姓之中，食人间烟火，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让城市更美好”的理想高度提升问政，具体问题的解决就与城市发展的使命结合，《电视问政》就真正成为探索城市治理，完善城市功能与制度的好办法、好机制。
3、在理性的公共运用中推动城市人文明素质的提升
初期问政，着眼于谁应该负责、该怎么追责这样的问题，主持人设计许多锋芒性话题，面对官员穷追猛打地问，让人败逃无路、大汗淋漓，甚至在问政中置入一些让官员难堪的道具，虽然老百姓看后大呼过瘾，但这样的问政，由于缺乏对问题应有的分析和解决，很容易将政务中存在的问题个人化、简单化、表面化。从关注个人的感性而非关注社会的理性角度进行问政，容易把市民培养成被动的看客，个人的兴趣被满足了，而关于个人利益尤其是公众利益的东西被忽视了。
人是有理性的动物，在老百姓看来生存诉求的解决远比感官刺激的满足重要。解决好“怎么问”的问题，《电视问政》作为公共治理平台的魅力得到充分的彰显。理性与感性是相对的，每个人都有理性，同时每个人也都有感性。理性在私下运用时，常常会受到自身感性的影响，容易陷入狭隘和自私的偏激或偏见之中。康德《在历史理性批判》一书中认为，一个人在其所受任的一定公职岗位或者职务上所能运用的自我理性，一个政府局限于在政府内部所能运用的理性，都只能算是私下运用的理性。为了个人的政绩，政府官员可以只顾发展而不顾环境的保护，最终让人们喝不到干净的水，呼吸不到新鲜的空气；为了个人的方便，有人可以把车辆停放于道路的中间，造成严重的交通堵塞等等，一切给民生带来不便的、给城市带来麻烦的问题都是因为人私下运用理性所致。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理性的公共运用。人只有在理性的公共运用中，在相互的交往和沟通、理解中，在公开的讨论中，才能成为智慧的人，摆脱狭隘和自私融入社会的整体利益和普遍伦理中，从而使自己的行为具有合法性和科学性，进而促进社会的发展与和谐。
武汉《电视问政》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突出问题，剖析问题根源，促使问题解决。这一过程正是理性公共运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人主义向公益主义的转换得以实现，同时各种各样的冲突也得到引发和呈现。
每场《电视问政》紧紧围绕一个主题，尊重电视规律，用多个关涉不同主体、不同表现的问题短片，充分展示承诺与现实、假象与真相、言语与行动、坏典型与好典型等等的冲突；通过现场主持人的调动，充分展示不同主体、不同看法、不同性格、不同利益、不同经验、不同语言风格之间的冲突。冲突是龙，主题是珠，冲突的调动和展示就像穿云入雾，龙睛龙爪总不离乎珠，建构的是问政的广度和感染力。
对理性问题给予理性回答，人的知识和道德都包含在这种循环的问答活动中。正是依靠这种基本的能力，人成为一个“文明的”“有责任的”存在物，成为一个道德主体。《电视问政》不停留于一问一答的单向度对话，而是充分展开一个多方参与、循环往复的对话过程，拨开重重迷雾，了解问题产生的原因：哪些是因为个人素质，哪些是因为官员作风，哪些是因为改革滞后和制度不完善；尤其是每场问政都设置专门的法律专家，在法律专家的把关下，调动各方智慧对症下药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如同层层剥笋，建构的是问政的深度和说服力。有了这种深度，百姓的问政也就不再简单地从个人的痛痒出发，而是着眼大局、把握大势、依法问政；官员的承诺也就不再是迫于问政压力的“马上就办”，而是厘清原因、分清责任、依法整改。
以冲突的调动建构问政宽度，以循环的对话建构问政深度，武汉《电视问政》变得更有章法、更加严谨。更主要的是，问题短片保密、面对面现场问政、依理依法廓清问题根源、问题解决落实、依法依规追责问责到人，形成《电视问政》的倒逼机制，推动官员们完成出汗到打太极到做好平时的蜕变，百姓们完成看刺激到重参与到求实效的蜕变，从而实现整个城市中人从感性到理性到智慧的蜕变，这种蜕变带来的是城市人文明素质的整体提升。中国古代的孔子认为，智慧的人能够“从心所欲不逾矩”；古希腊的德谟克利特说，智慧的人生出三种果实：善于思想、善于说话、善于行动。《电视问政》推动了城市人的发展，而城市人发展的新高度必定能带来我们城市发展的新高度。
（作者系武汉广播电视台台长）
本文入选2015年广电总局、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广播电视改革与创新》重点课题文集。《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6年第1期全文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