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沦陷前巴金来汉支援抗战:和市民一起躲避空袭
25日是文坛巨匠巴金诞辰110周年。昨日，巴金生平研究者、黄陂区作协副主席宋海东向记者介绍他多年来的研究成果，讲述巴金在抗战初期和“文革”初期等重大历史关头来武汉的经历。
宋海东是系统整理巴金在武汉经历的第一人。他收集了巴金全集、各种版本的巴金传纪、巴金日记及与巴金有关的文章，有的系民国版本。巴金在武汉的足迹散见于这些资料中。
他告诉记者，最早在1923年4月，巴金和二哥李尧林一起告别成都的封建大家庭，乘船前往上海，期间曾在武汉作短暂停留。1938年和1966年，巴金又两次来汉。
1938年 要去看看大会战前夕的武汉
宋海东说，1938年3月底，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巴金当选为理事。但巴金正在从上海赶往广州的途中，没有赴任。在广州几个月，巴金不断收到武汉文艺界人士来信，他们介绍武汉火热的抗战生活，邀请巴金来汉。
1938年9月初，获悉粤汉铁路被日机炸断的情况下，巴金仍决意赴汉。巴金曾说，“困难和阻碍反而加强了我的决心，我要去看看大会战前夕的武汉”，“要把个人的情感融化在为着民族解放斗争的战斗者的情感里面，纵然只能在那里住一天，我也要去”。几经周折，9月上旬，巴金携夫人萧珊和一位叫陈洪有的广州友人乘车抵达武汉。
巴金在武汉看到被敌机炸毁的房屋、长江轮渡上贴满的抗战标语、汉口法租界树起的铁丝网及街头歌唱《保卫大武汉》的青年男女。
他住进江汉路花楼街口的扬子江饭店，胡愈之、王鲁彦等文艺界人士前来相见。他们谈抗战的形势，谈各自的创作计划，胡愈之和他聊刚刚出版的20卷本《鲁迅全集》。一时间，巴金的客房变成武汉文艺界聚会的场所。
巴金在后来的文章里回忆，那时没有一刻不是和3个以上的朋友在一起，睡觉的时候房间里也有五六个人，“在这里我们过的是兴奋的日子”。
巴金在汉口遇到20多位身着军装的战地服务团女团员，并与她们攀谈。他后来创作的长篇小说《火》的第二部，主人公冯文淑在战地服务团出生入死，人物原型就来自汉口的战地服务团。
9月底，武汉抗战形势空前紧张，巴金离汉。离开前，他多次经历空袭，和武汉市民一起躲到“英租界”高大建筑物下面。10月，武汉沦陷。
1966年 躁热的武汉难以入眠
宋海东介绍，新中国成立后，巴金1966年又来过一次武汉。当年5月文革已爆发。6至8月间，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在北京开完正式会议后，又赴全国各地，武汉是其中一站。
7月15日，作为中国作协副主席，巴金陪同亚非作家抵达武汉，住武汉市委招待所，与作家严文井共处一室。接下来3天，巴金同外宾一起参观长江大桥、看5000人横渡长江，游东湖，看歌剧《洪湖赤卫队》和杂技表演。
在武汉，巴金切实领教了火热的政治气候与自然气候。街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等横幅标语和大字报铺天盖地，口号声不绝于耳。火炉城的暑热也让巴金难以承受。巴金在日记中写到，客房虽然安装有电扇，并借助洗澡、赤膊等方式降温，但他从未能在子夜前安然入眠。
17日上午，巴金和外宾齐聚东湖礼堂，接受毛主席接见。毛主席与全体代表合了影。半月后，巴金在上海得到这张照片，一直珍藏。
1966年武汉之行，另一件让巴金难忘的事情，是与日本友人中岛健藏相会。此前巴金访日、中岛访华，互由对方接待，建立了友谊。此次相聚，两人喝酒谈心。中岛关心巴金的处境。事实上巴金在北京和武汉期间，文革组织正在组织材料，罗织巴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中岛也正在日本受排华势力打击。
17日下午，巴金在武汉送别中岛，两人洒泪告别。18日上午巴金离汉。巴金1979年在《中岛健藏先生》一文中说，“我在度日如年的‘牛棚’生活中常常回忆起同中岛先生一起喝酒谈心的日子。”
宋海东说，巴金和《长江日报》也有故事。
巴金的生活秘书陆正伟曾透露，从1994年开始，受帕金森氏症的严重困扰，巴金几乎完全放下手中的笔，但也有一两次例外。一次，陆正伟递给巴金几份报纸，说这是武汉出的《长江日报》，报社的同志托我请您为“人物”版题版名。巴金接过报纸翻看起来。过了一会，他吩咐身边的护理员去拿粗水笔和宣纸。随后，他铺展开宣纸，一笔一划地书写起版名。
巴金研究者、黄陂区作协副主席宋海东研究发现，巴金与武汉作家田一文有着长达半个世纪的交往。
田一文1919年出生于黄陂，1989年去世前写了不少回忆巴金的文章。宋海东多次访问巴金秘书陆正伟以及出版田一文《我忆巴金》的原四川文艺出版社编辑龚明德，理清了两人这段忘年之交脉络：作为巴金的崇拜者，田一文在桂林与巴金相识，后来一起在重庆办出版社；建国后至上世纪80年代末，田一文在武汉，巴金在上海，他们坚持书信往来，仅“文革”期间有中断。两人的许多书信收进了《巴金全集》。
桂林结识
宋海东介绍，1938年10月，19岁的文学青年田一文从武汉随中国救亡演剧二队来到桂林。11月，34岁的巴金从已沦陷的广州来到桂林。田一文当即找上门见巴金，之后又多次找巴金求教。两人的谈话没有留下记录。多年之后，田一文说，只记得巴金说过，“(当时)我们谈理想，是要努力把理想变为现实，我们要为理想脚踏实地地做些事情”。
几个月后，田一文随中国救亡演剧二队赴香港从事救亡宣传。启程前夜，巴金送给田一文一件西装上衣。1939年六七月间，巴金来到香港，与在此演出的田一文重逢。田一文随团赴南洋后，巴金给他去过一封信，田一文一直将信珍藏在随身藤箱里。
重庆相逢
田一文回国后前往重庆，在互生书店当店员。1940年10月，巴金也来到重庆，同田一起住在书店二楼的一间房内。这一时期，巴金正在创作《火》第二部。
之前田一文参加过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团，在大别山一带宣传抗战。巴金听田一文讲他演戏、歌咏、写墙头标语的事，也听他谈大别山的景物。这些资料成为《火》第二部重要的创作素材。后来巴金在多篇文章里一再提及，《火》第二部的诞生，离不开田一文的帮助。
1941年9月，巴金组建文化生活出版社桂林办事处；很快，这家出版社重庆办事处也开张，巴金请田一文任经理。几年间，文化生活出版社相继出版了田一文的3部散文集，分别编入巴金主编的《烽火小丛书》、《烽火文丛》和《文季丛书》。
上海负气分手
抗战胜利，文化生活出版社迁至上海，巴金回到上海。田一文回汉口探亲。此后一两年间，两人书信往来频繁，仅《巴金全集》就收录了这一阶段巴金致田一文的14封信。田一文的信告知巴金他订婚、结婚、生子等事。田一文寄来的稿件，巴金发表在自己编辑的杂志上。
1948年春，巴金请田一文到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田一文一家抵达后，巴金夫妇请他们一家三口到家中吃饭。遗憾的是，当年底，由于出版社人事调整问题，田一文负气返汉。
武汉很快解放，田一文一时找不着合适的工作，给巴金去信，请求重返文化生活出版社。巴金回信，出版社已交由他人经营，他无力帮忙。
整个上世纪50年代，两人虽无工作联系，通信却有增无减。1957年，在武汉一家刊物任主编的田一文因发表杂文《放鸣杂感》被划为右派，下放到鄂城旭光钢厂改造。田一文经济上十分紧张，孩子也多，向巴金求援。巴金很快汇去70元钱，并复信叮嘱田一文不要酗酒，好好“改造”。
“文革”中，田一文的儿子赴沪出差，受父命冒险看望巴金。当时巴金也被打倒，送往郊区劳动，接待他的是病入膏肓的巴金夫人萧珊。
“文革”后再叙友谊
1978年夏，巴金胞弟李济生来武汉出差，见到了田一文。田一文此时不到60岁，已是满头银发、脊背深弓，平常足不出户。李济生回到上海，把相见情形告知巴金，巴金很为田一文的健康担忧。
一年后，田一文戴了22年的“右派”帽子摘掉。不久他收到巴金寄赠的《家》的再版本。两位老朋友恢复通信，聊得最多的是各自的亡妻。此后，田一文又翻出巴金的旧信，酝酿写一部关于巴金的回忆录。1980年3月，田一文启动《我忆巴金》的写作。
1984年3月，田一文到上海，在华东医院见到久别的巴金。告辞时，巴金将一本《巴金散文集》递到田一文手里。田一文与他握手道别，请他不要送，巴金仍然坚持把客人送到电梯口。两天后，巴金委托李济生给田一文带去一枝电子笔。
田一文最后一次见到巴金是1987年7月，在巴金家。见面后，田一文真诚表示，后悔当年离开你，对不起你。巴金说，自己也有缺点，没有做好团结工作。两位老人谈了一个多小时。分手之际，两人紧紧地握住彼此的手，田一文道了声“再见”，眼泪流了下来。
1989年12月，《我忆巴金》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田一文在此前两个月就因脑血栓猝然离世。
出版《我忆巴金》的龚明德回忆，1991年新年，他赴沪拜访巴金。当他介绍“巴金研究系列丛书”的出版情况时，巴金问：“田一文看到他写的书没有？”话一出口，巴金的眼眶湿润了。 (编辑：丁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