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河南艾滋村：卫生所成村里门面 年轻人不回来
2003年起，上蔡县为艾滋病人办理了就诊卡，病人持卡治疗全免费。
72岁的患者林秀梅正在做饭。一张当年的艾滋病预防海报被做成了围挡。
放学后的孩子们在村道上玩耍。看上去文楼村和北方的普通村庄并无二致。
“木耳厂”原址。据村干部说，这个投资近200万元的集体企业近年来因为技术跟不上，种木耳已改成了香菇种植。 A16-17版图片/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摄
11月24日，初雪，当37岁的刘歌令开动三轮车在村口碾下第一道车痕，这里的村民就开始了一天的生活。72岁的林秀梅清除从简易棚屋厨房的漏缝中吹进来的积雪，准备早饭；60岁的郭秀开始在卫生所的菜地里走动，查看蔬菜的伤冻情况；38岁的刘恒国开始起床烧水，为病床上并发症越来越严重的妻子林同英擦脸……
他们看起来和正常人一样，劳作、生活、欢喜、忧伤，就像他们所在的村庄一样。村前的麦田和菜地盖着薄薄的积雪，最前排的校舍、村委会都是两层装着大玻璃窗的米黄色小楼，一间间掩盖着积雪的青砖瓦房，这里和北方的普通村庄并无二致。
但是，在这个村庄，你怎么走都绕不过田野里那些积雪的坟茔，就像刘歌令、林秀梅、郭秀，怎么活都绕不过“艾滋病人”这个字眼，这里是河南省上蔡县芦岗乡文楼村，在20多年前，因大规模卖血的交叉感染，文楼村成为我国艾滋病感染人数最密集的地区之一，被称为“艾滋病第一村”。
要找艾滋病感染者，找瓦房就行
刘歌令从家里出发的时候，87岁的爷爷已经做好了一碗鸡蛋汤端给他，“喝了，补一补。”
这是一个残存的家庭，因为那场灾难。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在“快速致富”的大环境影响下，在“救死扶伤，献血光荣”的号召下，偏远贫困的中原地区农村，成了便宜血浆的理想采集地，采血者大部分为卫生部门所开血站。但同时，不卫生采血为艾滋病病毒的蔓延制造了条件。
当时，在河南农村流行一个口号，“胳膊一伸，露出青筋，一伸一拳，五十大元”。
文楼村位于上蔡县城东南三公里处，人均耕地一亩左右，村里的老人说，文楼村传统的营生是种菜，但卖不了多少钱，种十年菜盖不到三间瓦房。
据第一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郭秀回忆，“文楼村从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有人卖血了。到1995年，几乎家家都有人卖血。”
刘恒国指着自己的青灰色瓦房告诉新京报记者，“我和妻子卖血盖了这三间瓦房，房子盖完第二年，妻子就查出了是感染者，现在已经发展成病人。”
村里的一位老人告诉记者：“当时很多人卖血都是为了盖房子，你要找艾滋病感染者，找瓦房就行”。
当时，刘歌令十多岁，看到村里的人都去卖血，邻居家盖了大瓦房。刘歌令问父母，我也去卖血吧。心疼他的爷爷说，“我卖骨头也不让你去卖血。”
爷爷不让他去卖血，因为他是家里的男孩，是独苗，“卖血对身体不好。”但为了盖大瓦房，刘歌令的姐姐刘玲去卖血了。2001年，刘玲查出感染艾滋病毒，第二年就去世了，撇下两个女儿。
据相关媒体报道，当时文楼村3211名村民中，被检测出的艾滋病携带者678人。截至目前，文楼村已经有200多名患者死亡。2003年，是文楼村最悲伤的一年，一年内文楼死亡26人，郭秀回忆，2003年那年的某天，村里一下子死了7人。“办丧事吹唢呐，那天，整个村都是唢呐声。”
没有卖过血的刘歌令并没有逃脱那场灾难，2003年，刚刚办完婚礼的刘歌令去广州打工，但在工厂体检时，刘歌令被检测出感染艾滋病毒，被工厂辞退。至今，刘歌令和他的家人也不明白他是如何感染上的，刘歌令猜测，可能是因为去村里打针，医生没用一次性针头。他的大女儿因为出生的时候没有及时采用阻断药物，也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刘歌令比自己的姐姐幸运的是，他被及时“拯救”了。
1999年6月，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感染科医生桂希恩来到文楼村，将文楼村艾滋病病情公之于众。此后，随着媒体的报道，文楼被外界所知，被称为“中国艾滋病第一村”。2003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探访文楼村。同年，文楼村所在的上蔡县被列为国家首批51个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文楼村成为重中之重。从那年开始，文楼村的感染者和病人可以免费使用抗病毒药物和机会感染药物，还可以免费接受治疗。2005年和2007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两次来到文楼，看望、慰问艾滋病患者。
国家对文楼的关注起到了作用，数据统计，现在，文楼村艾滋病毒携带者和病人一共三百多人，自2004年8月全省大普查之后，村里没有一例新发病例，现存的三百多名感染者中，死亡率已经接近正常水平。
“艾滋病第一村的名声不好听，但活下去比名声重要。”刘歌令说。
卫生所成为村里的门面
林秀梅把炉子膛里的柴往里面塞了一点，盖上了锅盖，“等我去卫生所拿药回来，说不定锅里的水还没开呢。”
卫生所和林秀梅的小屋就隔了一条马路。林秀梅说，这是村里的事儿被国家知道后，国家给文楼的第一个好处。
2003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探访文楼村以后，河南省随即派出工作组进驻文楼，工作组的任务是做好“六个一工程”。所谓六个一就是修一条柏油路，打一眼深水井，建一所学校，建一所标准化卫生室，建一所孤儿孤老养育院，建一个村民教育活动室。
文楼村卫生所是帮扶小组为文楼村建设的第一个“一”。卫生所有两排房子，11个病房，还配有宣教中心，治疗室等，已经达到了甲等一级乡卫生院的标准。卫生所所长程小段告诉新京报记者，“卫生所基本能够满足病人一般的治疗。”
程小段是2001年被调到文楼村的，她说“刚来的时候，家人也反对，自己也害怕，但是要服从分配，最开始，她给病人打针拿药都要戴着手套，说话也不敢面对面，现在了解了这个病，就不怕了”。
现在，六个一工程已经全部完成，文楼村打了三口深井，文楼村小学建设资金为40万元，孤儿院阳光家园资金投入460万元，2004年，村里的柏油路修成，2014年又改建成水泥路。
这些工程现在已经成为文楼村的门面，卫生所、文楼村小学都在村子的最前面。
“国家对我们够好了，看病不要钱，还把我们村修得这么好看。”林秀梅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
但刘歌令还是觉得“政府有时候还是太注重面子了，应该为病人的生计考虑一下。”我们需要有稳定的收入。
实际上，在工作组进驻文楼之后，曾多举措帮扶文楼人发展经济，增加收入。据新京报记者了解，政府提供启动资金300元，鼓励有艾滋病患者的家庭养猪，凡是养够20头猪，有五个猪圈的，还可以享受政府的一笔小额贷款，用以扩大规模。记者注意到，文楼村的养猪户并不多。一位村民说，“发生过一次猪瘟，赔了很多钱，就不敢养了。”
除了鼓励养猪，2007年，河南省扶贫办和卫生厅投资近200万元帮助村里建起了大棚和菌种场，村里的人叫做“木耳厂”，收入用来给艾滋病人和感染者。不少村民表示，确实在几年前拿过几十到上百元不等的分红，但后来就没有下文了。文楼村村主任刘根柱告诉新京报记者，木耳厂还在，只是因为技术上跟不上，就改成了香菇种植，现在依然还在种植，还是集体企业。
刘根柱说，因为有艾滋病村的名头，村里自己的招商引资并不顺利。三年前，一个村干部招商引来了一个电子厂，马上要签合同了。但是对方后来打听到文楼村的情况，就再也没有了下文。但刘根柱表示，虽如此，村里依然在努力招商，社会公众对艾滋病总有理解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