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为何执着捕鲸？揭秘捕鲸背后的利益链条

　　日本一支由４艘捕鲸船组成的船队已经启程前往南极海域，定于本月底至明年３月在那里开展所谓“科研捕鲸”。

　　国际捕鲸委员会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全面停止商业捕鲸以来，作为相关公约签署国的日本每年以“科研”名义在南极海域捕杀多种鲸类，数量之大令国际社会质疑。海牙国际法庭去年裁定日本在南极的捕鲸活动并非出于科研目的，但日本今年不顾禁令，强行恢复捕鲸。

　　日本的捕鲸活动到底算不算“科研”？国际社会普遍质疑下，日本为何如此“执着”？

　　 【为科研还是为鲸肉？】

　　捕鲸船队本月１日起航之际，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森山裕称，日本的捕鲸行动“有国际法和科学依据”，日方将“进一步努力取得国际社会的理解”。

　　这名日本官员所说的“依据”，包括国际捕鲸委员会１９８６年通过的《全球禁止捕鲸公约》。这一公约禁止商业捕鲸，允许科研捕鲸。近３０年来，日本正是以“科研”名义继续南极捕鲸，捕杀对象包括南极小须鲸、长须鲸和座头鲸等，每年捕杀数百头。

　　对国际法庭去年发布的禁令，日本政府自有解读：禁令要求停止的是“现行计划下的捕鲸”。因此，日方今年向国际捕鲸委员会提交新方案，把预定捕鲸数量减少至３３３头，为先前的三分之一。这一方案未能获准的情况下，日本捕鲸船队由政府巡逻船护航，强行恢复捕鲸。

　　关于日本声称的“科研”目的是否站得住脚，争议颇多。就研究方式而言，有人质疑，ＤＮＡ检测和远程监测技术日趋成熟，鲸的年龄可通过采集耳垢推断，脱落的皮脂、粪便、喷出的气等都可用于采样，难道非要大量捕杀才能达到科学调查的目的？

　　对于上述质疑，日本国内有各种辩解说法：鲸体型巨大，麻醉后会溺毙，不麻醉对船员构成危险；鲸被捉上船后，内脏和骨骼会被自身重量压垮，放回海里也活不了；捕鲸用的鱼叉通电，鲸被杀时并不痛苦。

　　就研究成果而言，日本１９８７年开始“调查捕鲸”至今，能够查阅的相关论文寥寥无几。日本东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副教授石井敦指出，虽说是调查捕鲸，但相关论文却很少见；尽管无视国际捕鲸委员会鼓励非致死性调查的劝告，但获得的数据很少，作为科学研究本身疑点很多。

　　就捕杀对象而言，目前南极海域抹香鲸资源量约为１０.２万头，日本每年只捕捉几头，而对只有６.９万头的鳁鲸，每年却捕捉１００多头。有人怀疑，这是因为后者的肉更畅销。

　　对于大量鲸肉作为食品出现在日本市场上，日本国内辩解的说法是，鲸肉作为“科研”副产品，如果抛弃，是一种浪费，不如再利用。

　　 【传承传统文化？】

　　实际上，也有不少日本人私下认为，由于鲸肉主要用于商业流通，“调查捕鲸”不过是个幌子。或许正因为如此，日本对于国际上反对捕鲸的声音，较少强调捕鲸的科学意义，更着重强调日本传统文化。

　　有人从饮食文化角度出发，为日本捕鲸活动辩护，指责反对捕鲸者对日本饮食传统抱有歧视。也有人从捕鲸传统角度出发，声称一旦停止捕鲸，延续千年的捕鲸技术将失传。

　　要说文化传统，日本捕鲸的确拥有至少１３００年历史。但细究起来，日本如今坚持的南极捕鲸与保护本国捕鲸传统其实存在一定矛盾：日本传统捕鲸活动属于“沿岸捕鲸”，即在近海捕鲸，捕获的多是肉质较差的齿鲸。开展南极捕鲸后，来自南极的小须鲸在市场上更受欢迎，导致齿鲸肉难以销售出去，沿岸捕鲸的处境反而变得艰难。

　　就食鲸传统而言，在战后贫困时期，鲸肉的确是日本人重要的蛋白质来源，但随着经济发展，鲸肉粗糙的肉质和冷冻后并不新鲜的口感已经没那么吸引人，近年来食鲸文化已经自然衰退。据统计，日本目前年均鲸肉消费量约５０００吨，人均年消费４０克。

　　即便如此，多次调查显示，日本民间支持捕鲸的占多数。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与日本人“好面子”、对外界批评容易反感和逆反的心理有关，国际社会反对捕鲸的呼声恰好刺痛了日本人的民族自尊心。

　　为迎合民间情绪，给自己捞选票，日本政客在捕鲸问题上不乏作秀。国际法庭去年判定日本南极捕鲸违反国际公约后，自民党捕鲸议员联盟召开紧急会议，与会议员一起大吃用鲸肉制作的咖喱饭表达不满。在自民党总务会长二阶俊博提议下，自民党总部食堂去年还出现鲸肉餐，把每周五定为“鲸日”。

　　 【触及谁的利益？】

　　日本国内拥有约４０００吨冷冻鲸肉库存，去年５月还从冰岛进口了约２０００吨。按照日本年鲸肉消费量约５０００吨计算，即便今年依照国际法庭禁令停止南极捕鲸，日本人也不用担心会立即吃不上鲸肉。而就长远而言，日本鲸肉销售量不断下滑，人均年消费量不过几十克。

　　那么问题来了：日本政府急于恢复南极捕鲸，每年花费大量人力无力维持捕鲸活动、应对反捕鲸抗议，到底为了谁呢？通过梳理参与捕鲸的日本机构及其背景，或许可以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

　　受委托进行“调查捕鲸”的是“日本鲸类研究所”和“共同船舶株式会社”，前者负责“调查“，后者负责捕鲸和销售鲸肉。两个机构可谓“一心同体”：办公地点在同一座大楼同一层，“共同船舶株式会社”的社长同时也是“日本鲸类研究所”的理事。

　　“日本鲸类研究所”名义上负责“调查”，实际上是推进捕鲸的宣传团体，每年花费大量预算进行宣传。而日本市场上流通的鲸肉中，７０％由“共同船舶株式会社”销售，价格也由它来定，名义上是为了回收每年约４５亿至５０亿日元的调查费。

　　随着鲸肉消费量不断减少，“调查捕鲸”２００５年后陷入赤字，而填补赤字用的是国民缴纳的税金。据粗略统计，２００５年后的１０年间，日本国库向“日本鲸类研究所”提供了约８０亿税金。

　　由此可见，“调查捕鲸”其实成了日本农林水产省及其下属部门水产厅的利益。“日本鲸类研究所”每年接受水产厅补贴，也被认为是水产厅官员退休后的安身之地。从最近５年这一机构的人事来看，多名成员是前水产厅官员，年收入上千万日元。此外，“共同船舶株式会社”９７％的股份由农林水产省主管的５个财团法人拥有，不少成员原先也供职于农林水产省。

　　除部门利益外，捕鲸业还涉及大约１０万日本人的生计。就党派利益而言，从事农林渔业和出身农村的选民是自民党的重要支持基础，自民党自然不会放弃这部分票田。

　　从记者接触的一般日本人来看，无论是媒体记者、工厂工人，还是家庭主妇，大都认为国际社会反对捕鲸是“日本受欺负、日本文化不被尊重”。可以说，在这种民间情绪以及部门和政党利益的影响下，日本的捕鲸活动还会继续开展下去。（蓝建中　郜婕）（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注：本文作者蓝建中系新华社驻东京记者。

（责任编辑：连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