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超市背后的制度与人性

　　日前，杭州、北京分别进行了一场“诚信测试”——超市里没有收银员，柜台上摆着收款二维码和流程图，自己算算买了多少，可以选择支付宝扫码在手机上付款，也可以把零钱投进收钱箱，整个过程由顾客自助完成。结果显示，诚信付款的顾客占多数，也有人少付款，或是不付款“白拿”，其中杭州的试点超市6日当天卖出1.67万元商品，收到顾客的自助付款1.37万元，诚实付款率约八成。（6月8日《新华日报》）

　　既然是“诚信测试”，当然与参与者的个人诚信紧密相关，这一点毋庸讳言；诚信付款的顾客占多数，这一结果本应给人安慰，只不过，关注的焦点显然还是那些拿东西不付钱少付钱的人。甚至有人断言，如果更多人都明确知道在此乱拿东西没有任何代价，不出几天这家无人超市肯定会被抢光——那些货车侧翻后附近居民哄抢商品的场面，不是早就印证了吗？

　　情形会否如此悲观，暂且不做过多猜测；但有一点，反例也是很多的。国外的例子就不举了，单说国内，不是常有卖菜无人收钱多年从不少钱的新闻吗？还有很多校园附近的商家，试行卖盒饭无人收银效果也很好。

　　无论是社区的卖菜小摊，还是企业内部的无人超市，都是在一个相对的熟人社会中运行；乱拿不付钱之类行为的背后，看似无需付出任何代价，却隐藏着一笔熟人社会里的名誉成本。无人超市如果是开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内，服务人群也相对集中与固定，我相信其诚信付款率必然大幅提高。这无关人性层面的素质高低，有关制度层面的潜在制约。所以，看待无人超市，不能简单据此论断趋同的人性，而应转而探求确有高低的制度设计。

　　本质上，无人超市是节省人工成本的一种商业尝试。这种商业模式的成功与否，不仅需要对“人性善”的信任，同样需要对“人性恶”的可控。说白了，顾客逃费的支出要少于人工收银的支出，这一模式才在商业层面具有推行价值。如果单纯是用无人超市来测试人性，其实很没有必要，因为人性总会有善有恶，问题的关键，是用好的制度来约束人性，还是用坏的制度来放纵人性。（舒圣祥）

（见习编辑 金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