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政权轰然崩塌 包税制暗藏祸端

　　公元13世纪，元政权军队用铁马金戈、强弓硬弩开拓了中国空前广阔的疆域。然而，短短90多年之后，明军就攻陷大都，元政权退居漠北。一个空前强盛的王朝轰然崩塌，原因自然有很多，但从税收角度看，元政权采用的包税制损害了社会经济和百姓民生，最终动摇了国家政权的基础。
　　改进筹集财力的办法见成效
　　成吉思汗去世后，1229年，窝阔台被蒙古各部推举为大汗。仗着举世无敌的军事力量，窝阔台想一统中原。可这时，黄河中下游地区被金国控制着，因此，窝阔台即位的第二年，就迫不及待地御驾亲征，南下灭金。
　　一开始，强大的蒙古军队打得金军节节败退。可一段时间过去了，士兵开始吃不饱饭，没有力气打仗，战斗力严重下降，蒙军和守卫潼关的金军反复拉锯，伤亡惨重。心急如焚的窝阔台忙从国库调集粮草，可财政大臣却回禀道，国库已经空虚到“仓廪府库无斗粟尺帛”的地步，根本没有余粮供给军队。
　　原来，当时蒙古军队筹集财力的办法很简单，就是一个字——抢！他们每攻占了一个地方，首先做的就是把钱财和粮草掠夺一空。这样做，开始效果还不错，迅速抢来的财富可以暂时维持军需。可时间一长，就出问题了，粮食和钱财都抢光了，百姓无法再生产，哪还有东西给蒙古军队抢啊？
　　国库空虚的根本原因，其实是筹集财力的方法不对。于是，窝阔台忙找大臣们商议，想找个好办法。可是，这些大臣们也是游牧民族出身，没什么文化，说到理财，都是一窍不通。
　　窝阔台思来想去，突然一拍大腿，激动地说道：“哎呀！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呢？”
　　窝阔台想起的这个“他”名叫耶律楚材。耶律楚材出身契丹皇族，生于金国都城燕京。他年轻时博览群书，对历朝历代的治国理财之道很有研究。当年，成吉思汗攻占燕京之后，看到耶律楚材满腹经纶，很是欣赏，便把他招致麾下，命他随侍左右，出谋划策。
　　耶律楚材对窝阔台说：“目前财政困境的原因，是没有找到一个能够长期筹集收入的办法，只要开征税收，何愁国家没钱啊？”他接着说：“可以分三类征税：一是工商税收，对生产盐铁和从事漕运的商人征税，一年下来，就有50万两白银。二是农业税收，可以按亩征收税粮，一年就有40余万石粮食。此外，还可以按户征收布帛，每年可以收上8万匹布帛。这样一来，财政紧张的问题就能基本解决了。”
　　随后，耶律楚材在燕京、太原等地设立了十个课税所，每个课税所设有正、副课税使，负责征收赋税。为了保证课税所的顺利运行，他“极天下之选”，专门精挑细选了一批高学历的业内人士，任用了大批原金国的税收官员，特别是正、副课税使，更是饱读诗书的文化人。
　　很快，中原地区的赋税就如同百川归海般，汇入了国库。窝阔台欣喜之余，任命耶律楚材为中书令，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总理。
　　财政问题解决了，窝阔台重整旗鼓，举兵攻打金国。粮草无忧的蒙古军队势如破竹，很快灭了金国。
　　包税制动摇政权基础
　　1237年，西域商人刘忽笃马等人向窝阔台提出包税的请求，想用140万两白银包买全国课税。简单地说，包税就是商人通过预先向国家支付一定的钱财，来取得征税的权力。
　　面对有商人包税的请求，窝阔台一琢磨，觉得包税挺不错啊！刘忽笃马一下就开出了140万两的高价，可比耶律楚材费那么大劲儿，在全国收上来的总税款还要多40万两啊！
　　可就在窝阔台准备同意包税的时候，耶律楚材却坚决反对。耶律楚材说道：“陛下，不能包税啊！这些要包税的商人，无一不是贪婪之人，他们包税之后，必定会下压百姓，上欺朝廷。”
　　听了耶律楚材入情入理的分析，窝阔台尽管有点舍不得140万两白银，但还是忍痛割爱，没有同意包税。
　　然而，一波方平，一波又起。1238年，中原地区暴发了大面积的旱灾、蝗灾，很多地方颗粒无收，百姓饿死无数，课税使陈时可等人联名上书窝阔台，要求减免赋税。虽然窝阔台心里是一万个不愿意，但为了安抚百姓，不出乱子，还是下诏免税了。下诏之后，窝阔台心里并不平静，心想，按目前的征税方式，一遇到灾荒，就不得不减免税收，哪有包税那样“旱涝保收”来得稳定直接啊！
　　与此同时，想要包税的商人也没消停。1239年，西域富豪奥都剌合蛮，再次向窝阔台提出了包买天下税收的请求。为了能成功包税，奥都剌合蛮重金贿赂了窝阔台的亲信，其中就有窝阔台最宠幸的皇妃——脱烈哥那。窝阔台对于包税的态度动摇了。
　　彻底扭转窝阔台对包税态度的，还是奥都剌合蛮给出了一个让他无法拒绝的价码——220万两白银。220万两白银可是全年税收的两倍啊！如此诱人的条件，怎能不让窝阔台怦然心动呢？
　　眼看着全国征税大权就要落入奥都剌合蛮的手中，耶律楚材再一次力谏窝阔台，痛陈利弊。但早已被利益冲昏头脑的窝阔台，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包税。
　　1240年，奥都剌合蛮被任命为诸路课税使，统管国家十路课税所。果然不出耶律楚材所料，取得了全国课税权之后，奥都剌合蛮为了迅速收回220万两白银的前期投资，并赚取更多的税款，将征税大权明码标价，层层转包。根据史料的记载，他几乎是无税不包：全国差役税、盐税、河泊渡口税、燕京酒税，甚至还有历代王朝都视为主要税收来源的农业税。商人只要出钱，就能从他那买到赋税的征收权，自行征税。
　　而且，地方诸侯、蒙古贵族发现，只要掌控了课税所这个中间环节，就能在包税的暴利上分一杯羹。举例来说，太原地区每年正常的税收是30万两白银，如果地方诸侯控制了太原课税所，就可以对朝廷谎报一个10万两白银的包税价格，但实际上，商人想要包税，就得出50万两白银给课税所！地方诸侯只用上交10万白银两给国家，轻轻松松就能赚40万两白银！
　　于是，他们想方设法在课税所中安插自己的心腹。不到十年的时间，十大课税所中，除了京城地区的燕京课税所还归中央管理之外，其他九个课税所都被地方诸侯控制了。这90%的税收机关都被别人掌握了，国家哪还能收得上多少税啊！
　　忽必烈之后，元朝包税之风愈演愈烈，包税商层层盘剥，导致百姓穷困，民不聊生，再加上统治者腐化堕落，导致国内矛盾尖锐、社会动荡。到了元朝末期，仅十余年间，就爆发了三十几次大规模农民起义。最终，曾经不可一世的大元王朝，不足百年就轰然崩塌。
　　我们从现代税收的角度反思包税的成败，不难发现，包税制在本质上是以牺牲税收法治和公平为代价，换取一时的财富，最终动摇了国家政权的基础。这恰恰印证了，税收是国之利器，不可轻易予人，收税必须依法依规，科学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