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新闻工作者雷行：记者要忠实地记录历史勇于担当
新华社湖北分社社长梁相斌（左）和雷行同志点评当年的新闻报道。新华社记者 程敏 摄
新华网武汉１１月７日电（记者方政军）在第１６个中国记者节到来之际，９６岁的抗战老兵和新闻工作者、新华社湖北分社首任社长雷行在武昌沙湖小区一栋简单的居民房内勉励同行：“记者要站在时代前列、勇于担当，发扬党的实事求是优良传统，新闻报道要面向国际化，跟上时代步伐，特别是告诉年轻记者千万不要满足只写３００字的消息。”
雷行原名袁相柱，１９２０年出生于山东省泰安市南石沟村。他１９３８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入延安抗大学习。抗战时期曾任《晋察冀日报》记者、《察哈尔日报》副社长、新华通讯社鄂豫分社社长。建国后，历任新华社湖北分社、河南分社社长，《湖北日报》总编辑、社长，《长江日报》社长，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湖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会长，中共湖北省委党校校长等职。他的代表作品有通讯《血海深仇狼牙山》、《今日黄泛区》、《张瑞合作社》等。
雷老见面后高兴地向我们赠送了他的作品集《我的记者生涯》。现任新华社湖北分社社长、党组书记梁相斌翻开其１９４３年６月２日的新闻《血海深仇狼牙山》导语念道：“四天紧张的反扫荡后，我们重到巍峨的狼牙山下。碧绿的田野里，刻着敌寇的蹄印。村庄房屋被敌寇烧成焦黑了。插在墙里的木柱，还在依依冒着难闻的黑烟。街道上、田野里，凝结着同胞们的紫血，漫飞着被敌寇宰杀了的鸡的羽毛，一堆堆烧死的猪的肠子和皮，周围飞着苍蝇，发出刺鼻的腥臭。扫荡开始的时候，日寇装腔作势地说：只打八路军，不打老百姓。可是事实是怎么样呢？”场景、画面、细节、历史背景，廖廖数笔，向人们展现了那个时代侵华日军的凶残。
雷行说，１９４３年春，日寇对晋察冀边区的北岳区进行大规模扫荡，一分区驻地易县狼牙山周围是其重点之一。“日寇撤退之后，我第一时间赶回菜园村，目光所及皆是断壁残垣和跪在亲人尸体旁哭喊的群众。”日寇的暴行，让我激愤不已，倚靠在烧焦的土墙边，当即奋笔写下了控诉日寇罪行的长篇通讯《血海深仇狼牙山》。该通讯先后被《晋察冀日报》和当时延安的《解放日报》、重庆的《新华日报》刊登。１９４４年，解放军总政宣传部在《苏联的军事宣传与我们的军事宣传中》对该通讯予以表扬。
雷行是见证新中国广播电台的诞生的第一人。１９４５年８月８日，苏联对日本宣战。９日、１０日、１１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接连发布命令，命令各路解放军向日本侵略军占领的城市和交通要道积极进攻，迫使日本侵略军投降。冀察军区部队担负解放张家口的任务，冀察前线记者团随军进行采访报道。当时，记者团由雷行任团长，团员有林明、王仁德同志等四人。８月２３日，当雷行得到前线报告，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猛烈进攻下，张家口的敌人已经溃逃。大家欣喜若狂，迅速向张家口进发。８月，骄阳似火，个个汗流浃背。他们急行军进入张家口市区，张家口商会派人送来烙饼、大头菜和开水。他们匆匆忙忙吃了这样的晚饭，雷行和王仁德同志等奉命立即乘坐缴获的小汽车去接管“蒙疆放送局”（广播电台）。这样做，一方面是防止敌特破坏，同时可以尽快通过电台向全国人民广播，宣传党中央的政策、解放军的胜利消息，激励全国人民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晚上８时多，雷行等人到了原日本“蒙疆放送局”，这时日本人早逃跑了，只有２０多个中国人等在那里。雷行按照解放军延安总部的命令，以及我军接管城市的政策，向他们讲话，要他们拥护人民政府，服从八路军的命令，保护好机器设备，为人民服务。接着，雷行又乘车前往张家口东南２０公里的宁远无线电发射台，等赶去一看，只有３个中国人在那里看守。因为我军进攻迅猛，敌人逃跑仓促，没有来得及破坏，机器设备保存完好，当即决定由王仁德同志负责宁远发射台的工作，并派了部队警卫。深夜，雷行向张家口卫戍区政治部主任白文治汇报了接管电台的情况，当时首长决定，利用缴获的日本机器设备，建立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日本人侵占时，关键设备技术不让中国人了解掌握，中国技术人员不会开动广播发射设备，雷行鼓励他们大胆试用。林明懂一些无线电知识，他和技术人员反复摸索试验，最后终于成功了，大家非常高兴、激动。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以她强大的电波开始播音，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诞生了。当天，就广播了解放军延安总部的命令、张家口卫戍司令部的通告、张家口市人民政府的布告、张家口解放后建立社会新秩序、恢复生产的情况、解放军的胜利消息。新成立的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发射功率大，他们和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同志用同样的频率互相祝贺、鼓励，激动万分。从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诞生，党中央的主张、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消息，响亮地传播到全中国、全世界。
共和国建国后的首任新华社湖北分社社长雷行讲述了他在晋察冀边区做战地记者的经历。他说：“在采访路上，我总是两颗手榴弹同行。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我和千千万万热血青年一样，毅然到延安抗大，投入到伟大的抗日战争中。” １９３８年８月，几经周折，１８岁的雷行抵达延安，进入延安抗大学习，结业后被分配到晋察冀通讯社，正式成为一名记者。后来，晋察冀通讯社与《晋察冀日报》合并，雷行就成了晋察冀日报社的记者。
边区常有敌人扫荡，每次出去采访，雷行笑着解释为什么总是挎着两个手榴弹：“遇到紧急情况，一颗炸向敌人，剩下一颗与敌人同归于尽。”幸运的是，尽管他曾多次遇险，但每次都化险为夷。
以晋察冀边区为阵地，雷行奔走在抗战前线。１９４０年春节过后，雷行前往雁北地区（平型关、雁门关之间）采访，目睹了日寇占领之下，百姓流离失所、无以为生的惨状。此后，雷行撰写了揭露敌人罪行的报道《敌寇的寓禁于征》，引起强烈反响。１９４２年，雷行被派往晋察冀一分区做特派记者。其间，他采写的讲述一分区徐水县张瑞同志创办供销合作社，粉碎敌人企图蚕食抗日根据地阴谋的《张瑞合作社》一文，引起了晋察冀边区领导和党中央的重视。延安《解放日报》还就此发表社论，赞扬他是“把群众的经济利益与群众的爱国主义结合起来的典范”。
如今，９６岁的雷行依然笔耕不辍，他从长江日报退休的女儿袁明英告诉我们，她父亲很早就学会了自己用电脑打字，每天忙于写稿、搜集资料，为即将出版的回忆录做准备。雷老每天坚持散步两小时，今年才用上拐杖，虽然有点耳背，但眼睛不花，思维清晰，对历史人物和重大事件记忆深刻。他说，如原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年轻时曾经是报社的积极通讯员，他们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
满头白发的雷行深情地说，作为抗日时期的老新闻工作者，我对年轻一代记者的成长和新华通讯社的发展、对国家大事始终关注，我对大家寄予着殷切希望，相信我们的中国梦一定能够早日实现。
共和国老记者雷行先生向梁相斌、方政军同志讲述抗战采访经历。新华社记者 程敏 摄
建国后首任新华社湖北分社社长雷行（左）向新华社高级记者、湖北分社纪委书记方政军博士赠送《我的记者生涯》一书。新华社记者 程敏 摄
抗战老兵雷行携家人在2015年记者节前夕与新华社湖北分社同志合影留念。新华社记者 程敏 摄
（责任编辑：连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