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民法典》“三治融合”的传承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法典系统整合了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长期实践形成的民事法律规范，汲取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优秀法律文化，借鉴了人类法治文明建设有益成果。”在漫长历史中，中国人构建了一套完整的中华法系，它源远流长，灿烂辉煌。民法典根植中华文明和中华法学的深厚土壤，并以“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理念不断传承创新。

传承之一：自治固本，血脉相承，壮哉！

辑册为典的中华法系：

甲骨文中，“典”字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是“册”字，下部是一双手，表示用双手恭恭敬敬地捧着简册。《说文解字》曰：“典，五帝之书也。从册在丌上，尊阁之也。”“册”是象形字，指用绳子或皮条编连起来的竹简或木简。“作册”是指将生活中发生的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重要人物的思想言论记录下来，而“典”则是对同类事件、规范进行分门别类汇编，并从中提炼出行为规范和价值理念。因此，“典”被称作“大册”，一方面说明其权威，需要奉于殿阁、恭敬遵循，如《尧典》《舜典》《禹典》；另一方面说明其系统，包括全面的记述和体系化的规范。辑册为典，使具体分散的行为规范逐渐形成了“礼”与“法”两个相互衔接的系统，奠定了中华法系规范体系独有的结构性特征，是中华文明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

自治固本的中华法系：

中国人认为，天行有常，人行有道，人际秩序是内生的。历代开国，都有创制立法。不过，此种立法不是以绝对权威对人民颁布法律，而是确认内在于人民生活的既有法律，并予以修正补充。周公制礼，就是如此。后世颁布法律，通常也是因循故事，重新予以确认。在诸多没有成文法的民事领域，更是遵循自古以来“民有私约如律令”的私人自治法则。

《民法典》的自治印记：

民法典第10条规定：“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作为法律的辅助性渊源，符合善良风俗的习惯被纳入民法体系之中。民法典物权编第十一章规定了与土地所有权并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这可以在中国传统法的“一田二主”“业主与典权并立”中找到依据和制度原型。民法典第五编以“婚姻家庭”命名，重视家庭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第1043条规定“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这源自中国传统法以“户婚”为枢纽的制度理念。“优良家风”“家庭美德”“家庭文明”虽然是提倡性规定，但却体现了传统法精神，把个人、家庭、社会连接为一体。

传承之二：法安天下，开放包容，大哉！  

有典有则的中华法系：

《尚书·五子之歌》将理想的社会治理描述为“有典有则”，这是中华法系的历史先声。在不同历史时期，“典”和“则”的表现形式不尽一致，但二者在法律体系中的结构定位是明确的：“典”是整个法律体系的“大经大法”，规定基本价值理念、基本规范；“则”是各种形态的具体规则，提供行为准则、执法标准、裁判规则。在唐代，作为全国普遍适用的“大经大法”，整部《唐律》只有500条，正是“世事情伪无穷，律典科条有限”。唐代以后均注重“科条简要、执守中道”这条价值理念的标识作用。《大明律》条文精简到460条，《大清律例》精简到436条。律典并不追求囊括所有民事法律规范，而是把大量更为细致具体的规则留给“则”加以规定。唐代的“则”，包括令、礼和风俗习惯；明清时期的“则”，既有会典所附事例，也有各省颁发的省例，以及礼法、乡规、民约和风俗。

普适天下的中华法系：

形成于中国的这套法律体系，传入韩国、日本、越南等国，成为其法律体系的基础，对东亚各部产生了重大影响。十六世纪以后，中国法律观念也通过传教士传入欧洲，对欧洲人走出中世纪的愚昧黑暗，发挥了巨大作用。开放、具有较强涵摄能力，这是中华法系内在固有的品质。它承认人群之多样，但拒绝用法律划分，由此形成“多元一体”的格局，正如《王制》规定，“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从而，在中国内部既保持一体的凝聚力，而又有多元的灵活；对外，中国始终是开放的，有强大的涵摄能力和辐射能力。

《民法典》的法治理念：

民法典在价值理念、一般条款、具体制度、倡导性规定等方面，均体现了对中华法系“有典有则”传统的传承与发展。我国民法典有1260个条文，与2281条的法国民法典、2385条的德国民法典相比，是一部精简的民法典，体现了中华法系“有典有则”的结构设计。民法典是民事法律体系的核心，在其基本原则、体系框架的统摄之下，还会有民事特别法、民事司法解释、民事指导性案例等，提供具体的民事法律规则。“典”与“则”共构形成一个既具有统一性、稳定性，又具有灵活性、适应性的民法体系，诠释了法典和谐、良善的秩序理想。

传承之三：德润人心，良法善治，美哉！  

良法善治的中华法系：

《唐律》明确揭示了“善善，恶恶”的基本价值理念。从《唐律》到《大明律》《大清律例》，律典的条文数都是偶数，并且数字呈减少趋势。这不是巧合，而是立法者贯彻“善善，恶恶”价值理念的精心设计。按照中国古代阴阳学说，偶数代表“阴性”，落脚点就是惩恶以扬善。但是律典规定的禁止和刑罚虽为惩恶，却不是最好的治理手段，正如《四库全书·政法类·法令之属按语》所言，“刑为盛世所不能废，而亦盛世所不尚”。善治需要的是养民、教民、保民的良法，因而明清在压缩律典条文的同时，在更加宏大的会典中不断增加了养民、保民、教民的事例法则。两千余年的治理智慧凝结形成了“典则并行”的民事法律体系，既与强制性律典相衔接，实现了惩恶扬善、定分止争的规范功能，同时希望通过道德教化建立和谐良善的社会秩序。

敬天明德的中华法系：

敬天是中华法系的明显特征。《尚书·皋陶谟》对此有着系统阐述：“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敦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同寅协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可见，古代中国的社会治理之道，以敬天为基础，天是一切规则的渊源。由此源头，中国的社会治理向来以“天道”即道德教化为基础。

《民法典》的德治思想：

民法典在制定过程中深入挖掘中华法系的价值内涵，传承和发展了中华法系“善”的基本价值理念，并将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民法典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制度载体。民法典第1条规定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整部法典的价值统领。民法典第6条规定的公平原则，第7条规定的诚信原则，第8条规定的公序良俗原则，都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内涵，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论语·季氏》云：“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此种“均平衡”思想早已被铸进中华民族血脉之中，其中闪耀着的朴素公平观反映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理想追求。民法典设定的诸多有关“善意”的规定，都是以传统法中“善”的价值理念来填充现代的一般“善意”条款。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法治中国建设更需要我们对传统文化、传统思想价值体系的认同与尊崇。“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服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便是民法典里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