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 英国诗人奥登在武汉写下战地诗篇

1937年奥登（左）与衣修伍德 马鸣谦 供图

    1938年4月22日，《大公报》刊登了武汉文艺界在德明饭店（现江汉饭店）为奥登和衣修伍德举办的招待会消息，并刊登了奥登在武汉所作诗歌手迹和译文。

　　英语诗歌界的巨人奥登，于1938年3月和4月两次来到武汉，在这里写出《战争时期》十四行组诗中的一篇。陪他一道来华的，是英国剧作家衣修伍德。两人将这次中国之行，写成《战地行纪》一书，1939年出版。

　　奥登的影像记录

　　奥登与衣修伍德第二次到汉口时，于1938年4月24日下午，参观了位于郊区的汉口电影制片厂，这是当时战时中国最大的电影机构。图片描述的是他们正在拍摄的一个上海“敢死营”的故事，名为《战斗到底》（奥登 摄）

　　1938年的武汉，给奥登留下怎样的回忆？他在此经历过什么？日前，记者采访多位奥登研究者，他们讲述了奥登在武汉的故事。他们认为，武汉之行，使奥登的诗歌创作走向成熟。而《战地行纪》一书的出版，引得欧洲的目光再次聚焦中国。

　　大雪中抵达武汉

　　奥登这样描述他对武汉的第一印象：“这就是战时中国的真正首都。各色人等都住在这个城市里——蒋介石、阿格尼斯·史沫特莱、周恩来；将军们，大使们，记者们，外国海军军官们，幸运的士兵，飞行员，传教士，间谍。这里隐藏着的所有线索，足以让一个专家去预测今后50年的事件，只要他能发现它们的话。历史渐渐厌倦了上海，对巴塞罗那也不耐烦，已将其变幻莫测的兴趣投向了汉口。”

　　来中国前，30岁的奥登已是英国左翼青年作家的领袖。作家、《战地行纪》中文版译者马鸣谦介绍，上世纪30年代，奥登凭一部《奥登诗集》，成为英语新诗的代表，引领了“奥登一代”的风潮。

　　1937年，他与衣修伍德共赴马德里支援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斗争，发表长诗《西班牙》，声名远播。出版社趁热打铁，邀请两人去往亚洲某国，写一本诗歌、照片、散文合璧的“旅行读物”。当年7月，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不会说中文”，“对远东情形只从书籍报章上了解个大概”的奥登，选择了中国。

　　“奥登和我一致认为，我们宁可在这个时候去汉口，也不去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衣修伍德在书中记述，1938年1月两人从英国伦敦出发，辗转香港、广州等地，3月8日一早，到达武汉。

　　3月的武汉，一场强劲的暴风雪来袭，奥登和他走出车站时，通往渡口的人行道和台阶结了冰，长江浊浪翻滚。他们住进了汉口的英国领事馆。第二天，他们出席了国民党宣传部组织的新闻发布会。

　　发布会上，奥登遇到了同船来华的战地摄影记者卡帕和荷兰摄影师弗恩豪特。“当时，外媒记者人数之多，气氛之热烈，让奥登感到惊奇。”马鸣谦说，外媒如此密集地实地报道中国，对双方来说都是史上绝无仅有。

　　为中国士兵写诗

　　在汉口，奥登见到了蒋介石和宋美龄。宋美龄带着“看起来很文雅，甚至有点害羞”的蒋介石走到阳台上，两人手挽手，摆了个姿势，让奥登照相。镜头下，蒋介石体态僵硬，奥登后来描述，“看上去就像个乡村医生”。

　　在武汉待了10来天，奥登北上去了郑州、西安等地。他想离战争前线更近。1个多月后，4月20日，奥登返回汉口。

　　第二天，武汉文艺界在德明饭店（现江汉饭店）为两人举办招待会。杭立武主持，剧作家田汉、洪深，冯玉祥等人到场。田汉为了表达对两位的欢迎，专门赋诗一首。奥登则回应了前一晚写好的一首十四行诗，献给殉国的中国士兵。这首诗是他在中国旅行期间写下的唯一作品。

　　奥登在诗中写道，“他在中国变为尘土，以便在他日\我们的女儿得以热爱这人间\不再为狗所凌辱\也为了使有山、有水、有房屋的地方，能有人烟。”

　　中南民族大学教授章绍嗣描述，一向深沉的洪深听完奥登的朗诵，激动地当场便翻译成中文，然后自告奋勇地朗诵起来，听众报以热烈的掌声。

　　几天后，《大公报》连同奥登手迹和译文一起刊登。《大公报》版本中，奥登写的“为他的将军和他的虱子所抛弃”被改成“富人和穷人联合起来一同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