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产勘查市场还有多大发展空间——对我国矿产勘查市场形势的研判及其对策思考之二

　　矿产勘查市场形势与前景取决于什么？取决于矿业发展的情况，取决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型工业化对矿产资源的需求强度。也就是说，经济社会发展、新型工业化对矿产资源的需求强度直接影响矿产勘查工作的规模、布局、发展空间与前景。

　　矿产勘查工作已经完成了使命？

　　提起地质工作特别是矿产勘查工作的几度辉煌，至今令地质人激动不已。那些激情澎湃的岁月，饱含着他们无限的期待与梦想；那些矿产资源储量表上直线上升的箭头，寄托着他们无数的骄傲与光荣。

　　但矿业“黄金十年”之后出现的持续低迷，使地勘行业感觉到一阵阵寒意正在袭来。事实上，近几年来，受矿业市场行情不振的影响，在我国，社会资金投入地质勘查的热情明显降低，矿产勘查投入持续下降。

　　前不久，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科学院全球矿产资源战略研究中心名誉主任王安建教授在一次演讲时提出，我国经济经过十几年的快速发展，人均GDP已经接近12000美元（PPP）。伴随着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基础设施和社会财富积累水平的持续提升，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至晚期发展阶段，矿产资源消费整体处于“S”形规律的增速减缓区。

　　在日前举行的2017中国探矿者年会的主旨论坛上，该中心常务副主任王高尚先生也从需求周期的角度，分析了全球以及我国今后一段时间对矿产资源的需求。王高尚先生认为，我国除铁、水泥消费已达到零增长点外，锰、铜、铝、铅、锌、镍、硫、磷和钾等重要大宗矿产消费增速也已减缓，预计需求峰值将在2017后陆续到达。钢铁、水泥已过峰值，进入平稳下降通道。2020年前，煤炭、锰、锌等将到达峰值；2020~2025年，主要有色金属和磷、硫、钾等到达峰值。

　　也是在本次论坛上，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院长张新安先生对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间资源型产业面临的形势进行了研判。他认为，大周期后，在新常态引领下，资源的需求格局发生了颠覆性变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资源的供应格局发生了颠覆性变化。他列举了若干数据和事实，证明目前资源型产业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过剩。“对很多矿产品是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的过剩，并且这轮过剩是结构性的、周期性的、长期性的。”他认为，这个阶段将持续到2030年。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矿产勘查工作一落千丈，与前几年高歌猛进形同“冰火两重天”？

　　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副院长付英撰文指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缺少从国家层面来考虑地质勘查行业发展战略和规划。地勘队伍实施属地化管理以后，真正扶持地勘单位的优惠政策难以落地。在地勘单位分类改革方面，国土资源部曾联合其他7部委进行过一次深入调研，但由于种种原因，形成的“关于分类推进国有地勘单位改革的意见”最终并未出台。

　　中国矿业联合会地勘协会原会长邢新田先生此前也撰文提出，现有“百局千队”国有地勘单位的矿产勘查力量，再加上其他地勘单位，全国拥有地质勘查资质的地勘单位共有2640个，固体大宗矿产勘查产能过剩成为已不争的事实，特别是煤炭与铁矿，其产能过剩更为明显。因此，他认为，推进地质工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中一个重点就是要解决同质化的问题。以固体大宗矿产勘查为中心的工作理念必须调整，过剩产能必须按市场需求果断转移。

　　无独有偶。公众号“地动翼”创始人、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资源产业经济博士张恒先生也指出了地质工作同质化越来越严重的问题。据他分析，我国的地勘队伍主要力量是从事矿产勘查，特别重视固体大宗矿产勘查；我国颁发的固体矿产勘查资质达1925个（事业单位1117个）。大量单位从事相同业务，而市场上的业务容量又有限，结果造成“同室操戈”，互相压价，所有单位只能在恶劣的市场环境下开展工作，地质勘查工作质量下降，导致投资方对地勘单位的信任度的下降，形成了恶性循环。

　　那么，我国的矿产勘查工作真的已经完成了它的神圣使命，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吗？

　　工业化中后期仍是一个国家对矿产资源需求较大的阶段

　　●首先，按照矿产资源消费“S”形规律，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于矿产资源的需求不同，并呈现出递减的趋势。

　　根据先进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经验，随着经济发展，矿产资源消费呈现出缓慢增长、快速增长、减速增长到零增长或负增长的“S”形演化轨迹。不同国家、相同种类矿产资源消费的起飞点、转折点和零增长点，具有相对固定的人均GDP位置。同时，“S”形规律也揭示了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再到后工业社会，能源与矿产资源消费的演变趋势。

　　这个理论认为,进入工业化社会，经济增长由农业转向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随着人均GDP的快速增长，社会财富积累、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人均能源和主要矿产资源消费呈现快速增长态势。这一时期大致处于人均GDP3000~20000美元区间。

　　该阶段，能源与矿产资源消费的两个关键时点值得高度关注：一是人均GDP6500～7500美元。此点之前，随着经济的发展，创造单位GDP的能耗持续增加，粗钢和水泥消费快速增长，二产比例持续增大，城市化率快速上升。此点之后，尽管经济持续发展，但城市化开始由快速转向中速，创造单位GDP的能耗开始下降，粗钢和水泥消费增速开始减缓、消费强度逐渐走低。二是人均GDP10000～12000美元。达到这一时点后，城市化速率进入缓慢增长期，工业化经济发展开始进入成熟期。与此相适对应，人均一次能源和工业部门终端能源消费增速放缓、人均粗钢和水泥消费不再增长或呈缓慢下降状态，人均铜和铅、锌等大宗矿产品消费增速开始减缓并陆续进入零增长或负增长阶段。

　　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后，一次能源消费和交通部门终端能源消费到达零增长点，电力消费增速放缓，基础设施基本完备，社会财富积累步入较高水平，大宗矿产资源消费均处于零增长或负增长阶段，以高新技术为特色的低能耗、低物耗的第三产业成为GDP的主要贡献者。这一时期人均GDP超越20000~22000美元。

　　矿产资源消费“S”形规律表明，人均矿产资源消费增长具有极限。如果人类能够有效地控制自身数量的非理性增长，随着经济的发展，人类对矿产资源的需求并不会无限增长。

　　●其次，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全面完成工业、进入后工也化阶段尚需假以时日。

　　关于经济发展阶段和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划分，具有代表性并比较公认的是钱纳里和赛尔奎的方法。钱纳里和赛尔奎将经济发展阶段和工业化发展阶段划分为前工业化、实现工业化和后工业化三个阶段，其中工业化实现阶段又分为初期、中期、后期三个时期。

　　按照钱纳里和赛尔奎的观点，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完成工业化阶段的依据主要有人均收入水平、三次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市化水平等标准。具体而言，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的标志是：农业在三次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小于10%，但第二产业的比重仍然大于第三产业；农业就业人口比重为10%~30%；城市化水平为60%~75%。而一个国家完成工业化、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主要标志是：人均GDP超过11170美元（2005年美元，购买力平价）；农业在三次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小于10%，而且第三产业的比重高于第二产业；农业就业人口比重小于10%；城市化水平超过75%。

　　据有关统计资料，2010年，我国GDP达到5.879万亿美元。次年2月14日，日本政府公布，日本2010年GDP为5.474万亿美元。至此，我国全年的GDP即我们常说的经济总量首次超越日本，居世界第二位，结束了日本长达40多年“世界第二”的地位。但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16年我国全国GDP为744，127亿元,但人均GDP为55412元,换算美元为8866美元,在世界排名为69位，但仍未达到工业化后期11170美元的水平。

　　另据有关数据，2012年，中国的城镇化水平首次超过50%，达到51.27%；2013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3.37%。但如按户籍人口算，城镇化率仅为35%左右，即便按53.37%算，也明显低于工业化后期标准75%，更是远低于一般发达国家77.7%的水准。

　　事实上，如果按照国际公认的钱纳里和赛尔奎的工业化阶段的衡量标准，由于对偏离“标准结构”（三个时代特征）程度把握不同，对我国工业化所处的阶段的判断也很难一致。比如，基于人均GDP指标和就业结构看，我国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从三次产业结构判断，我国处于工业化后期的起步阶段。而如果基于城市化水平判断，我国目前才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初始阶段。即便是按照我国城市化率超过50%，也仍低于工业化后期至少15个百分点。

　　这样的情况与我国发展不平衡、工业化发展水平地区差异大致吻合。如北京、上海已处于后工业化阶段，而西藏等广大西部地区目前还处在前工业化阶段等。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的整体进程也是事实。

　　综合起来，我们认为，我国的工业化程度总体上处于中期阶段，但已出现向后期阶段过渡的某些特征。

　　●第三，我国完成工业化仍需要足够的矿产资源保障。

　　按照矿产资源消费“S”形规律以及先进工业化国家走过的历程及经验，一个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正是对矿产资源消费强度最大的时期。而我国仍处于加快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关键时期，这决定了我国对矿产资源的需求依然旺盛。

　　我国虽然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我国人口基数巨大，中西部、城乡发展极不平衡，要真正完成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以及农业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像加快城市地下管网、通讯等升级换代，解决一部分农民的进城问题，改善广大农村的生产、学校、交通条件，等等，都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基础性设施建设，包括建设高速公路、铁路、机场；改善城市普通居民的住房条件，还需要开发房地产。在我国，为了保护我国的资源安全和海外利益，还需要建造大飞机、军舰包括航母等。

　　这些，势必带动钢铁、水泥、建材、工程机械等重工业和家电、家居消费用品等轻工业的发展。而这些都需要能源矿产和矿物原材料作为支撑。同时，随着我国“中国制造2025”战略实施、制造业结构调整以及产品的升级换代的不断推进，部分矿产，如锂、稀土、钴、钒、钛等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其消费量呈现上升趋势。

　　再者，农用化肥生产中消耗的钾、磷矿产，能源生产中消耗的化石矿产，以及药品生产消耗的小量、微量矿物，仍有巨大的需求，且不能循环利用，还得依靠矿业。

　　与此同时，作为“世界工厂”，我国也需要大量的矿产资源为世界生产各类产品。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圣路易斯）助理副行长，清华大学经济系CCB讲席任教（2008~2015）文一先生，不久前在《区域经济学家》杂志（the Regional Economist）发表一篇文章说，作为“世界工厂”，中国为世界各国生产的机械、设备、生活用品，每年都要消耗大量的矿产资源作为原料与动力，包括粗钢（美国水平的8倍，世界供给量的50%）、水泥（世界总产量的60%）、煤炭（世界总产量的50%）等等。

　　事实上，近年来，为了满足国内工业化、城镇化和“世界工厂”的需要，我国煤、铁、铜、铝、铅锌、镍、磷、钾等重要矿产资源消费占全球的比例一直在40%~50%。

　　有关专家算了一笔账：在矿业形势较好的2011年，我国全国规模以上矿业企业为1.68万个，矿业产值5.86万亿元，也仅占工业总产值的6.94%。2015年我国开采矿石总量（原矿量）为96.28亿吨，矿业总产值为为11735.62亿元，离西方发达国家仍有很大的差距。中国地质大学的专家研究，我国矿业产值顶点将在2020年前后到来，届时矿业总产值将达到70000亿元，之后才开始缓慢下降，中国的矿业发展还有相当大的空间。

　　有关专家借鉴先期工业化国家发展与矿产资源消费的规律作了一个测算：到2020年我国基本实现工业化时，届时我国煤炭需求量大约为25~26亿吨，钢铁需求量在经历2012~2015年3.5~3.8亿吨的高峰期之后回落到3亿吨，铜大约为640~690万吨，铝大约需要1200~1400万吨，水泥需要12～14亿吨。客观地说，这些消费预测数据是我国基本实现工业化的资源底线。

　　保障我国资源安全需要矿产勘查工作的长期支撑

　　从目前已经实现工业化国家的经验来看，经济发展都要经历一个从高速增长向中、低速增长转变的过程，比如美国、德国等，最后经济增长率都不足4%，之后对矿产资源需求规模才可稳定或下降。

　　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我国的经济现在虽然还有6%~7%左右的增速，但2020年完成工业化、经济总量特别是人均GDP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即基数达到相当规模之后，肯定也要过渡到3%~4%的增长区间。按照“S型模式理论”，到那时，可以大量循环利用“城市矿产资源”即回收的废钢、废铝等，矿产资源的需求肯定会下降。王高尚先生分析，我国除铁、水泥消费已达到零增长点外，锰、铜、铝、铅、锌、镍、硫、磷和钾等重要大宗矿产消费增速也已减缓，预计需求峰值将在2017后陆续到达。钢铁、水泥已过峰值，进入平稳下降通道。2020年前，煤炭、锰、锌等将到达峰值；2020~2025年，主要有色金属和磷、硫、钾等到达峰值。

　　但从现实情况来看，即便处于后工业化发展阶段的美国、英国、日本，其矿产资源消费虽已处于下降阶段，但这些不足世界人口15％的发达国家，目前仍然消费着全球50％以上矿产资源和60％以上的能源。

　　据王安建教授分析，尽管我国不少重要矿产资源的消费增速减缓，但总量还将呈缓慢增长态势，我国国内资源供应形势并不容乐观。首先，资源不足这个基本国情一直没有改变，尽管近年来找矿成果显著，但是庞大的人口基数、大宗或重要矿产资源人均拥有量大幅低于世界人均水平者比比皆是。国内矿产资源供应能力严重不足，使我国对外依存度超过50%的矿种超过10种；其次，我国一些重要矿产资源品质不佳，国内供应能力受市场影响较大。因此，目前我国重要矿产资源消费增速放缓，并没有改变国内资源供应严重不足的本质。

　　他分别以铁矿和铜为例加以佐怔。如铁矿，我国公布的铁矿资源储量超过850亿吨，测算结果表明，如果铁矿石价格在60美元/吨，可供储量不足100亿吨。国际铁矿石价格越高、对外依存度越低，价格越低、对外依存度越高已然成为中国铁矿供应的“怪态”。再以铜为例，2030年我国累计需求2.1亿吨，即使是保持70%的对外依存度，国内也要供应铜7200万吨，目前，我国铜储量仅3000多万吨，包括西藏在内的全部储量开发出来，也将难以满足自身需求的30%，铜资源供应形势十分严峻。他认为，其他的大宗矿产资源，如铝、铅、锌、铀、铬、锰、锡、锑等供应也都需要予以高度关注。

　　王安建教授认为，中国仍处于工业化发展中期至晚期，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财富积累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除粗钢和水泥外，主要矿产资源消费总体上仍将处于上升态势，尽管消费增速放缓，但人均资源消费仍高位运行，并将持续一段时间。而且，部分优势矿产有可能转为劣势，矿产资源安全供应问题不容忽视。

　　在“丝路矿业·2017”论坛上，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工程师研究员吕志成博士也谈了他的看法。他认为，尽管经过努力，国内重要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但依靠国内资源无法满足需求的局面不会根本性改变，重要矿产对外依存度仍会在较长时期内维持在较高水平。预计2020年石油、铁矿石、铜、铝等矿产的对外依存度分别为60%、80%、70%、50%以上，到2030年对外依存仍将高企或增加，预计为70%、85%、80%、60%左右，资源供应风险仍将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存在。与此同时，石油、铁矿石、铜、铝、金等重要矿产资源静态保障年限呈下降态势，预计2020年总体保障年限总体在10年左右，2030年将进一步下降至10年以下，能源资源安全保障受到严峻挑战。

　　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即便完成了工业化，要支撑我们这样一个经济体量巨大的国家的正常运转，无论是对于能源矿产，还是用作原料的矿产资源的需求，仍将是巨量的，我国矿业发展的根基不会动摇。也就是说，只有等到新型工业化完成并进入后工业化之后，矿产资源的需求压力才会降低。但即便如此，继续完成实现“中国梦”的理想，仍需要矿产资源作为最基础的物质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