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献丹心一片 大师风范永存

作者：程励

我国著名水利科学家和优秀教育家张瑞瑾教授离开我们已十三年了。他是武汉大学1952年10月成立水利学院时的首任院长，之前，他曾历任武大副教务长、工学院副院长等职，1955年1月全国院系调整成立了新的由水利部直属的武汉水利学院（即后来的武汉水利电力大学），由周恩来总理签署的任命书（1955年4月21日），任命张瑞瑾为武汉水利学院副院长（当时是唯一的副院长，院长兼书记是老红军张如屏同志）。他们两位作为原“武汉水利电力大学”（简称“武水”）的主要创始人，同住在珞珈山桂园旁山坡上一个单独院落中。每当夕阳西下时，人们经常可看到他俩在院子内一边散步一边商量着学校大事。张瑞瑾先生非常敬重这位老革命，他曾经对我说过：“我就是佩服他身上有几个洞。”（指老书记身上在战争年代留下的枪眼）。而老书记张如屏对这位严谨的学者、优秀的知识份子也是非常尊重，他们二人工作上互相支持，配合默契，团结和带领全校干部师生，奋发图强，使学校从一个高度走向另一个高度，是原“武水”成为国家首批（1960年）重点大学、八十年代首批“211工程”的奠基人。

张瑞瑾先生一生忧国忧民，为了治理祖国的大江大河，为了发展水利科学事业，为了办好高等教育、培养高质量人才，他耗尽了毕生心血。他带领师生奔波在长江、黄河两岸进行勘察、访查，他在实验室进行一次又一次地科学实验，他一遍又一遍地认真备课，进行使人难以忘却的精彩授课，他立论严谨，说理透辟地编著教材，他为办好学校呕心沥血，他为治理江河对中央的总体规划建言献策。

1970年，张瑞瑾先生正处在农村山沟中被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的状态时，湖北省张体学省长就亲自点名要他立刻到刚刚上马的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工地去主持有关水工及航道泥沙的研究、规划、设计工作。他二话不说，背起行李就向目的地出发，他住进了潮湿的工棚（床下都长了青苔，棉被又湿又脏）、食堂排长队打饭，还要随时接受批判和承受政治压力，但他牢记周恩来总理的嘱咐：“葛洲坝工程如果出问题，将来是要写入党史的”。他本着对党对国家的无限忠诚和科学家的高度责任感，在工地整整四年，与大家一起劳动、一起爬山涉水勘察、试验研究、讨论分析，本着实践——理论——再实践的原则，他找到并提出了解决船闸上、下游航道泥沙淤积问题的基本途径——“静水过船，动水冲沙”。在实践中得到了有效的实施，对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他却病倒了，得了帕金森氏综合症，回到武汉住进了医院。当他病情稍为稳定，他又迫不及待地开始新的航程。“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7月1日，在湖北省召开的科研工作座谈会上，张瑞瑾先生发言表示：“自己虽年已六十，但还要大干三十年，争取亲眼看到社会主义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亲眼看到‘高峡出平湖’，亲眼看到根治黄河的伟业基本实现。”1978年他被国务院任命为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院长，1978年9月他被聘为中国水利学会泥沙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1979年5月他被聘任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水利工程学学科组副组长，八十年代初，他被批准为国家首批博士生导师、首批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一份份任命、一张张聘书，实质上是一副副重担，压在这个患病赤子的肩上，他为国家、为学校超负荷、超强度地工作着，行政大楼、实验室、家中书房客厅都是他的办公室，他家的客厅经常是川流不息，一拔人未走另一拔人又来了：来讨论工作的、来研究学术的、来听取指导的研究生、来访的……记得有一次，我在向他汇报系里师资培养工作时，提到有些“双肩挑”干部（即教师兼行政工作）存在工作和业务矛盾而苦恼时，张先生结合他自己的情况感慨地说：“我长期以来，都是8小时以内（指上班时间）办教育（指行政工作），8小时以外搞业务。”他就是这样高强度高效率地工作着，每项任务都力求出色，师生们都以他为楷模，走又红又专的道路。

张瑞瑾先生曾4次直接参加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工作（关于治理黄河、关于葛洲坝工程等）。他不止一次地与我谈到：1971年4月23日下午是他永远忘不了的时刻，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在宜昌听取有关负责同志及专家关于葛洲坝工程的汇报，当张瑞瑾先生向总理汇报泥沙问题时，周总理让他坐到自己身边的座位上，微笑着问：“张教授，你们学校是在东湖边吧？”张回答：“是的，在东湖宾馆对面。”当时，周总理已知道在场参加汇报的一位女同志殷瑞兰是“武水”毕业的，便对张瑞瑾说：“应该有比较多的女同志从事水利工作。”张回答：“我们学校每个小班一般30人，其中大约有5—6个女同学。”周总理听后满意地说：“那么女的占到1/6到1/5，你这个院长……能达到1/4更好。”当张瑞瑾关于葛洲坝泥沙问题汇报完时，周总理说：“谢谢你。”以后在每年招生时，张院长曾提醒我：“注意招女生。”

在办学方面，尽管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张瑞瑾能坚持“学校应以教学为主”。在一篇报告中，他指出：“我们要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局面，主要靠的是党的政策，靠的是科学技术，作为高等工科学校的学生，自然要以学习科学技术为主，大部份时间要花在学习科学技术上。要在业务上学会一套过硬的本领，不费艰苦劳动，没有锲而不舍的精神是不行的。”他告诫学生：“要有志气、要虚心。”“有志气，就是要把自己的前途与祖国的前途结合在一起，明白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要虚心，就是如饥似渴地学习，对于知识的吸取要像吸铁石对于铁粉那样主动地把它吸过来。”相对于当时事事处处均要政治挂帅的社会环境来讲，张瑞瑾先生能坚持“学校应以教学为中心”是很不容易的，但他得到老书记张如屏的坚定支持，在那个年代他们二位，一个敢于坚持，一个敢于支持，确实不容易，两位学校的主要领导人团结整个领导班子，带领全校师生为使学校置身全国重点大学的前列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办学理念上，张瑞瑾坚持：“教育要根据中国的国情来办”，无论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实行全盘苏化、全国搞学校专门化、大学大分家、专业细分化的年代、还是在本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又劲刮全盘西化，但他始终认为“教育要根据中国的国情来办”。在专业设置上，他提出12字方针即：“宽窄结合，以宽为主，宽多窄少”。意思是：宽的专业可以在较多的学校中设置，招生人数可多一些，窄的专业可在个别或少数学校中设置，招生人数可少一点，这样，两者结合起来，对我们这个经济建设情况复杂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讲，可能会有好处的。在党委领导下，在张瑞瑾的主持下，“武水”从五十年代初创建时的单科性大学逐步发展到八十年代已是一个以水利、电力类专业为主干、机、管、文、理兼有的具有三十多个专业的综合性大学，经过半个世纪几代人的拼搏，终于在21世纪初以国家首批“211工程”学校的雄姿重新跨入“新武大”。

在培养人才方面，他强调“全面发展、坚实基础”。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他反对讲空话、讲大话，而是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干部教师要以身作则，特别在培养道德品格方面更应如此，当他了解到周末有些学生宿舍全体学生都看电影去了（当时每周六晚上学校操场都要放露天电影），宿舍内的电灯却大亮几个小时无人关，平日下了晚自修学生走空了，有些教室内却通宵亮着灯的情况时，他非常惊心，他说：“对国家人民的一件实验材料、一个馒头都应节约爱惜、何况是电，作为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学生，如果不懂得能源问题是当前战略重点之一，而在日常行动中恣意地去浪费电，真使人难以想象。这反映出我们思想政治工作的缺点，反映出我们当院长、教师工作中的缺点，要坚决改正这种错误。”

他特别强调在学校中要打好“坚实的基础”，只有基础扎实，培养出来的学生毕业出去适应性更广泛，后劲也会大。即使在那强调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把学生大量时间花在劳动和工地上的年代，他还是坚持理论与实践结合、一定要把基础课学好。他对基础课建设非常重视，学校在六十年代初就专门成立了“基础课部”，充实力量加强基础课的师资队伍建设。并在各个专业的教学计划中都加强了基础课的份量。就拿“河流泥沙及治河工程”本科专业来讲，虽然是个相对比较窄的专业，但由于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含数学、流体力学、固体力学系统）的份量比较重，学生学的比较扎实，因此，学生毕业出去能较快适应不同的工作需要。校友们回校聚会时经常提到的话题之一就是：“多亏学校给我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我们出去后不仅能从事本专业的研究、设计及施工等工作，也能从事其他各类水利工程工作以及造房子、建港口等多种土建工程。甚至有一个学生分到县里报到后，县长立即要他造一只趸船，虽然专业不对口，但由于他有水力学、建筑力学等基础，经过一段摸索、向有经验的人虚心学习，还是完成了任务。一位老校友返校时动情地说：“母校教给我如何做学问，同时教给我如何做人。”这代表了广大毕业生共同心声。

严谨治学是张瑞瑾先生标志性的特点，他对己、对人、对事都是“严”字当头、严格要求、一丝不苟。他曾在谈到教师如何搞好课堂教学时说：“讲课是‘授业’的重要环节，一定要认真对待，要把一堂课当作打一次仗去对待，在备课中考虑好如何突出重点和关键，如何围攻难点，特别是如何调动学生的思维与你教师的思维同起伏……值得强调的是，所谓好的教学效果必须与高质量的教学内容相联系，否则，只能是虚假的效果。”学生听他亲自讲授“河流动力学”课程，均感到是一种莫大的享受。五、六十年代，作为学校主管业务的副院长他经常亲自到课堂去听教师们讲课，曾创造过一周听5个教师讲课的记录（53级、54级）。他要求年轻教师在上讲台前必须先在教研室进行试讲，对布置给学生的作业，教师必须先做，有一次为了布置给学生一个“断面水力半径计算”作业，事先由助教老师算了三遍，他才满意，然后布置给学生做。他说：“如果教师自己心中都没有数，没有动手做过，你怎么去教学生呢？”

张瑞瑾先生对写文章要求非常严格，从他手中递出去的稿子要求100%正确（从内容、文字、抄写到标点符号）。他说：“如果你的原稿上就有错，那么经过排版、校对等出版流程中的错误，最后不是错成一塌糊涂了吗？”他1978年参加全国科学大会的文章，学校油印出来后，他审阅后在稿子上写上“大小错误48处”几个大字，结果当然是重印。1982年当我把协助他整理的“办好一所高等工科学校的几个问题”的文章寄给他审阅时（当时他不在武汉），他看后竟用“急件”来信，指出三处错误，其中包括“身历其境”应改为“身临其境”，一字之差。当然，对于任何人的文章（或写的教材稿），如果在科学内容上有错误或者粗制滥造，那就别想过他的关了，绝不讲情面，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

在钱正英老部长（原水电部长、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给《张瑞瑾论文集》写的“序”中，开头第一句就是“在水利电力界的同行中，张瑞瑾同志是我十分钦佩和信赖的一位科学家。”是的，他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他最难能可贵的是具有高瞻远瞩的目光、随时站在科学前沿、高屋建瓴地驾驭事物，引领和推动学科向前发展。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他根据中国江河多泥沙这一国情，在“武水”创建了国内外唯一的“河流泥沙及治河工程”本科专业（当时叫“治河防洪工程”），事实证明，这是个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举措，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个专业为国家培养了数以千计的科研和工程技术专门人才，为祖国的江河治理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促进了河流动力学学科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飞速发展。八十年代初，张瑞瑾先生敏锐到由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世界科学发展已进入到数字化时代，他立即提出：河流泥沙研究在继续物理模型的同时必须发展数学模型的研究。他要我在系里立即着手调配力量，组织有关河流泥沙数学模型的研究团队。我们就从全系调配力量，克服种种困难，经过多方协商，终于在1985年底组建了以谢鉴衡教授（河流泥沙专家）魏良琰教授（计算流体力学专家）为核心的“河流泥沙数学模拟”研究室，成员还有当时即将进行毕业答辩的李义天博士研究生。魏良琰教授出任该研究室的首任主任。在该室成立的第一次会议上，除了以上三位参加外，还邀请了河流泥沙教研室主任黄金堂、水力学教研室主任黄景祥二位参加，因为他们二位为这个新生的研究室给予了坚决支持和输送了强将，我作为系主任参加并宣布了成立该室的决定。到如今事实证明，张瑞瑾先生这个预见性的决策是里程碑性的一步，及时地极大地推动了河流泥沙学科在新形势下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新一代的学者和专家。

张瑞瑾先生的许多科研成果都是开创性的。他是首位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经过对黄河泥沙冲积数量进行研究分析得出了 “黄河下游年均输沙总量为15亿多吨”的科学数据。此数据在实践中广泛沿用至今。在五、六十年代，他曾挑战当时国际上著名权威苏联的费里堪诺夫和美国的小爱因斯坦，指出他们已成为经典理论中的缺陷，在研究、试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后来被广泛应用的水流挟沙力公式（荣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他本人被授予“在科学技术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工作者”称号）。在六十年代初，他主编的《水利学》（一九六O年中国工业出版社出版）和《河流动力学》（一九六一年中国工业出版社出版）两书，既反映了当时国际学术水平，又纳入了大量他个人研究成果，以立论严谨、说理透辟而深受国内外教学界和科技界的广泛欢迎。半个世纪过去了，至今仍为经典之作。《水利学》在国内成了稀有珍本，而在美国一些大学的同行教授中仍继续作为参考书而受好评。七十年代，在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中创造性地提出了解决船闸上、下游引航道泥沙淤积问题的基本途径——“静水过船、动水冲沙”。而“根治黄河”更是张瑞瑾先生魂牵梦萦的问题，每当提到为革命做出重大贡献的陕、甘、宁老区人民生活仍非常贫困时，他总是热泪盈眶，他对根治黄河、为黄河两岸人民谋幸福怀有深切的使命感。他很早就提出了具有远见卓识的“治黄”主张：“黄河病在多沙，中游为多沙之源，擒贼先擒王，治黄必须突出中游，狠抓主要产沙区陕北、晋西北、陇东等10万平方公里的水土保持和支流流域治理是治黄的基本途径。”即使在病床上，他常用颤抖的手，向中央撰写关于治黄和开发长江的建言献策，一片赤子之心，无不使人感动和钦佩。

张瑞瑾老院长对于培养年轻教师和干部是非常重视的。我在治河系工作三十多年，从1958年毕业，留校当水力学教研室教师，后来长期从事治河系的党政工作，我的许多工作都是在张院长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的，特别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如修订专业教学计划、调整专业方向、师资培养、实验室改造、重大科研项目、教材编写出版以及研究生培养等等，有时，系里研究一些专题性工作，干脆把会议搬到他家去开，便于直接听取他的意见。他常常鼓励我们大胆工作，支持我们一些试验性的想法和做法。我既亲眼目睹了他对年轻教师和研究生的严格要求、谆谆教导、循循善诱、求才若渴，又亲身感受了他对我自己的关怀和期望。他经常给我讲他自己如何运用“两论”（指“实践论”和“矛盾论”）及自然辩证法来指导工作的体会，他也教导我应如何正确和深刻地理解党的方针政策、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张院长非常敬重鲁迅先生，他曾送给我一本“鲁迅手稿选集三编”，希望我学习鲁迅的硬骨头精神。1983年4月，当他得知我参加了当时学校举办的教师英语中级班突击补习英文时（学校针对中青年教师在“文革”中荒废了外文而举办的突击补习班），张院长专门托人给我带来一封信和一本书，信中鼓励我要坚持把英文捡起来，送来的一本英文原版书是流体力学大师Von Karman（钱学森的老师）选集第四册，他要我边学习边翻译，并指定我读其中第86篇文章的第184~188页，要我译出来，他在给我的信中说：这本书我还是好几年以前翻阅过的，内容已几乎全忘了，但其中的一首诗还大致记得，它的译文似可写为：

大自然以及大自然的众规律呀，

在漫漫长夜中躺着。

上帝说：让牛顿作为牛顿而降世吧，

——于是，一切大白。

看到他的信和书，我非常感动，他给我的是关怀和力量，也在给我压力，希望我能坚持学习，不要藉口工作忙而中断学习，堵我后退之路，这是为了使我能更好地适应新形势下工作的需要，真是一片良苦用心。

张瑞瑾院长非常尊重别人的劳动，1981年夏季，他要我协助他撰写“葛洲坝水利工程枢纽的泥沙问题及其解决途径”，开始时，他拟提纲加口述，我写，（因他患帕金森氏综合症，手抖得利害，写字很困难），后来，为了更好地表达出他自己的思路和想法，我提出经他同意，干脆就采取了口述录音，根据录音整理成文，此文刊登在《中国水利》1981年4期。后来当他拿到出版社寄来的总数为34元的稿费时，却托人给我送来17元，并附上一字条，上写：“……稿费者，尊重劳动之意耳，不便推却；望你也不要推来推去。”前句表示了他自己不便把稿费退回去，后句要我也收下这一半。其实，在撰写此文过程中我所付出的劳动可说是微乎其微，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而他却郑重其事地把稿酬对半分，实在是他的胸怀之宽大，对别人之尊重。

张瑞瑾院长平日给人的印象是位严谨又严肃的自然科学学者，实际他同时有很好的文学功底，且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也是位非常幽默的人，开起玩笑来也是非常有趣和生动的。记得1987年1月他七十岁生日时，系里部分教师干部欢聚在他家客厅为他庆寿，他让他的小孙子（上幼儿园的）为大家表演节目，然后，他亲自给每位客人分送小礼物，有糖果、点心、更有趣的是有不少礼物是小动物玩具，送给我的礼物是一支以“观音”为造型的可燃尽的蜡烛（见照片）。当时大家都是喜笑颜开、欢声笑语地尽兴而散。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才逐渐悟出了他送我这个小礼物的深刻含义，是包含着他对我的深切期望。后来，在我向他索取的墨宝（条幅）中，他更为我风趣地起了“铁观音”的雅号。张瑞瑾院长对我而言，是一位严师，也是一位慈祥的长辈，是我永远的楷模。

张瑞瑾老院长几十年的生活道路记录着“武汉水利电力大学”从筹建到发展、壮大的足迹，记录着我国江河治理事业的理论和实践，同时，也记录了一代优秀知识分子对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忠诚。

我经常听到教师和校友们惋惜地感叹：“张瑞瑾院长病早了、走早了，对学校是重大损失、对国家是重大损失。”

张瑞瑾院长高尚的人格力量、严谨的治学精神、高屋建瓴的理论与实践，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学人，人们永远怀念他。（作者系河流力学及治河工程系原党总支书记、系主任）

（编辑：肖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