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关文发先生二三事

作者：孙卫国

2016年2月23日，著名明清史专家关文发先生在广州与世长辞。噩耗传来，不禁悲从心起！如今过去已经月余，记忆中与关先生接触的几件事情，却逐渐清晰起来。

1984年9月至1988年7月，我就读于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史专业，关先生当时正是系主任。其时武大校长是刘道玉先生，改革的春风洋溢着整个校园。关先生领导下的历史系也有声有色，在全国举足轻重。在武大四年间，听过关先生几次讲话，因为他当时行政事务繁忙，并未给我们开过课。在大学头两年，几乎很少有机会向关先生请教。他的哲嗣汉华是我同班同学，并没有跟我们一块住宿舍，平时汉华住在家里，我们是在同一个小组。过年过节，我们组经常有些活动，慢慢与他熟悉起来。有一年元旦，我们小组办联欢会，大家喝了不少啤酒。汉华很豪爽，连连干杯，但却不胜酒力，醉倒了。他说要去卫生间，等了半小时却不见回来，我们去卫生间找，却未找到。我有点担心，于是与室友肖圣中去汉华家看看。开门的正是关先生，他面带笑容地跟我们说，汉华回家了，已经睡了，让我们别担心。这是我第一次直接接触关先生，当时的印象关先生是位慈祥、谦和的长者，而不是一位高高在上的领导。

因为都对明清史有兴趣，我与汉华成了好朋友。汉华兄不愧出身史学世家，受关先生的熏陶，对于国内明清史学界的情况了如指掌。四年级决定报考研究生时，最初想报考关先生的，只是因为当时关先生已经做好离开武大的准备，不再在武大招生，在汉华兄的推荐下，我报考了南开大学历史所明史方向的研究生，导师是郑克晟先生，初试成绩合格，于是准备复试。当时我就靠学校每个月发的三十块补助生活，已经不要家里的资助了，但复试从武汉去天津的路费，火车票来回要五十多块，加上住宿、吃饭大概得一百元。一时难以筹措，正想向班主任樊韫珍老师借钱，樊老师却告诉我说：“系主任关先生了解了你的情况，决定由系资助你去天津的来回路费。你先从系里领一百元，回来用火车票和住宿发票冲账。”不知道关先生是怎么知道我的情况的，他并未找我谈过话，但就决定资助我，我就这样去了天津复试，并如愿考上了南开大学历史所的研究生。如果不是樊老师提及，我根本不知道是关先生直接关怀的结果。

1991年6月，研究生毕业后，我留在了南开大学古籍所工作。同年7月，由冯尔康先生主持的南开大学第二届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天津召开，这是继1980年由郑天挺先生主持的第一届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南开大学召开的又一次国际明清史学术盛会。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丹麦等外国和大陆、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区的百余名学者出席了此次会议。关先生继1980年后，又应邀出席这次学术盛会。当时我刚留校，正是会务服务人员。7月10号，在天津火车站接到关先生时，我相当高兴。当时住宿条件还很差，会议代表两人住一屋，天津的夏天相当炎热，旅馆没空调，关先生却很乐观，说：“这里比广州要凉快多了！”记得当时关先生提交的论文是讨论明代翰林院制度的，第一届会议上，他的论文是关于明代内阁制度的，都是关于明代非常重要的政治制度史问题，受到与会者的高度评价。

会议结束后，我陪关先生去吃久负盛名的狗不理包子，当时狗不理包子只有一家店，在天津市和平区山东路上。我尽管在天津已经三年了，但从未去吃过。大约11:00，我们就到了。没想到竟然人山人海，门外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我们也就排在对尾，耐心地等待着。烈日当空，在头上烤着，不一会儿，我们就汗流浃背了。但排着的队伍竟然几乎不动。一个小时过去了，我们才到门口。没想到店里面人更多，人声鼎沸，吵吵闹闹，空气中弥漫着汗臭味和油烟味，令人极为不舒服。关先生苦笑了一下，说：“包子不吃了吧！”我们只好挤出人群，在附近一家小店随意吃了点东西。本来想请关先生吃狗不理包子，却没想到是这样一种结果，这是唯一一次试图招待关先生，却并没有成。以后就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其情其景，似在目前！

1992年初，我与汉华兄合作，撰写了一篇明代制度史的论文，题目是《试论明代监察官的考选制度》，该文在详尽收集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明代监察官员的选拔、考察与监督进行了探讨与论证，对制度崩坏及其原因作了较深刻的分析，揭示了其发展规律。文章写好后，呈请关先生审阅，他阅后提出了若干修改意见，并建议补充相关文献资料，使文稿更加完善。论文定稿后，经叶显恩先生推荐，刊发于《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2期，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中国史研究动态》《中国历史学年鉴》《20世纪明史研究综述》等均对论文学术观点作了重点介绍，这对于增强我们的学术自信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关先生1988年夏离开武大后，南下回到家乡广州，在华南师大历史文化学院担任资深教授，继续从事教学和主持科研计划，成就不断，著述甚丰。他的学术著作《嘉庆帝传》《明代政治制度研究》等，在明清史学界都有很大影响，也是我案头常备的书籍，我曾撰写《拨开疑雾见本真：关文发教授新著<嘉庆帝传>读后》（发表于《江汉论坛》1995年第7期），表达自己的读书心得。

1996年元月15日，我去香港读书时，路过广州，特地去广州石牌华南师大家属区，看望关先生。他精神矍铄，书桌前铺着稿子，正在写论文。他笑着跟我说：“香港明清史学界，有两位知名学者，陈学霖先生和赵令扬先生，都很有影响力。你有机会的话，可以去拜访他们，向他们请教。”勉励我抓紧时间，好好学习，我铭记在心。后来在香港五年学习期间，我经常向香港中文大学的陈学霖先生请教，他给了我实质性的指导，帮助极大。而香港大学的赵令扬先生最后成为我博士论文的答辩主席。关先生看似不经意的一句话，就给我指明了方向。

这些年，我只要路过广州，都会去看望关先生，聆听他的教诲。平时也能从汉华兄的只言片语中，获知关先生的近况，内心一直非常敬佩关先生退而不休、终生坚持学术研究的精神。如今关先生遽归道山，斯人远去，留给我们的是不尽的思念！（作者系历史学院1984级校友，现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辑：肖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