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器官捐献2719例 近半心脏移植手术在汉完成
长江商报消息 2015年全国器官捐献2719例创历史新高，近半心脏移植手术在武汉完成
□本报记者 刘迅
器官移植一直是医学界的敏感话题。自2015年1月1日起，中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刑犯器官，使得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器官移植唯一来源。如今一年过去，仅靠自愿捐献的器官，移植资源是否遭遇短缺危机？
在法规的“紧箍咒”下，器官的来源必须是自愿、无偿，且公开、透明、可溯源的。实际上，作为中国医疗市场器官移植来源“转型”的第一年，器官移植并没有“闹饥荒”，数量不降反升，并创下历史新高。长江商报记者获悉，2015年全国共有2587位公民实现器官捐献，超过预期。其中，超过一半的心脏移植手术在武汉完成。
这一年，中国器官移植经历了什么？武汉又如何成为全国心脏移植中心？连日来，长江商报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走访。
约3成心脏移植患者“等不到”供体
2015年是国内全面停用死囚器官移植的第一年。对于器官移植的专家来说，也是忐忑的一年。器官供体本就紧张，会不会有更多病人等不到救命的器官，遗憾离世？
对此有担忧的，包括全国著名的心脏移植“一把刀”、武汉协和医院心外科主任董念国教授。他告诉长江商报记者，做换心手术，以前人们常用“九死一生”来形容，但随着医疗技术水平的提升，现在已成了“九生一死”。不过，虽然技术已不是难题，但令人痛心的是，很多患者到死也没等来救命的供体。
器官来源“转型”一年，武汉作为全国心脏移植中心，成绩究竟如何？近日，长江商报记者拿到一份最新“成绩单”：2015年，全国心脏移植总数为200多例，仅武汉协和医院就有102例，心脏移植例数不降反升，占了全国近一半。算下来，平均3天一例。其中，有87台手术在夜间完成。
器官移植是挽救终末期心脏病患者的惟一有效办法，临床最常见的是扩张型心肌病。董念国教授告诉长江商报记者，随着心脏移植手术日趋成熟，换心的病人越来越多。我国1992年开始开展心脏移植手术，存活最长者超过18年。在大型的心脏移植中心，患者5年期存活率可达85%以上，10年期存活率可达75%以上，完全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董念国教授说，简单的数字背后，凝聚着医院术前“取心”、术中“换心”、术后“护心”等全团队与时间赛跑的无数心血。与肝、肾移植相比，心脏移植对供体的要求更高，心脏缺血耐受只有6—8小时，这意味着心脏从取出到移植必须争分夺秒。
为了守护这些“新生命”，这一年，武汉协和医院心外科医生蔡杰有200多个夜晚是在重症病房里度过，直到病人脱离危险才回家。像蔡杰一样，“护心团队”很多医生白天完成日常工作，晚间进行心脏移植手术，有的医生连续工作时间超过15个小时，最长的纪录是连续工作达72小时。
长江商报记者获悉，每一台心脏移植手术，需要23名医护人员的通力合作。由于长途奔波等原因，大多心脏移植手术需夜间进行，不少医生需随时待命或“白+黑”连轴转。协和医院2015年的百例供体来源于北京、杭州等全国20多个城市，“护心”团队一年来跨越20多万公里。
更重要的是，专家打破技术禁区，最大化利用供体。董念国教授说，按国际通行标准，供体心脏失血超过6个小时或供体受体血型不匹配，都不适合用于移植。而“边缘供心”，就是通过技术改进，让不适合移植的供心变得可用。
在我国，约3成心脏移植患者还没等到供体就已病逝。如何最大限度利用好供体？董念国进行探索，快速取心，HTK液保护心脏，迅速手术，严格管理受者体外循环，必要时使用人工辅助装置代替器官功能。据统计，武汉协和医院完成的“边缘供心”，移植患者一年生存率与国际常规心脏移植一年生存率相当，成功率高于欧美等国家。
器官捐献和移植数量均创历史新高
武汉某三甲医院外科医生接受采访时坦言，上世纪80年代，受器官移植技术和民众经济能力的制约，国内器官移植手术数量有限。当时死刑犯器官主要供应医疗卫生单位科研使用。至上世纪90年代，器官移植才有了飞速发展。
据悉，1989年以来，全国每年实施肾移植1000例以上，到1994年底累计完成13594例次。业内人士表示，当技术不再是障碍，器官移植便呈现出供不应求的状态。
业内人士感慨，器官来源改革是必然趋势。早在2015年前我国就已出台法规，规范器官移植。2007年，《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出台；2011年，刑法修正案中更正了器官买卖罪，买卖器官是违法行为；2013年，国家卫计委下发《人体捐献器官获取和分配管理规定》，对医院器官移植行为有了进一步规范。董念国教授说，三个文件规定了器官的来源必须是自愿、无偿，同时必须是公开、透明、可溯源的。
在法规的“紧箍咒”下，国内器官供体来源已提前适应“转型”，有媒体报道，2014年，国内80%的器官来自公民自愿捐献，死囚器官占比很小。
作为这项改革的关键人物，全国政协常委黄洁夫表示自2015年初全面停用死囚器官以来，中国的器官捐献和移植数量均创历史新高，超过预期。长江商报记者辗转采访获悉，截止到2015年12月29日，全国器官捐献达2719例。
同济医院移植研究所魏来副教授也证实，从依赖司法渠道获取，到公民自愿捐献器官成为获取主要来源，武汉器官移植数量并没有“闹饥荒”，发展态势反而更好。据湖北省红十字会消息，湖北省自主捐献数量和器官移植者均明显上升。
但业内人士担忧，数字的背后，仍暴露了器官移植的现实问题。在我国，每年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大概有150万人，可其中只有约1万人能够做上手术，供需比例仅有1:150。这也同时意味着，每年都有上百万的病患因为缺少器官源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长江商报记者了解到，目前登记在分配系统的、需要移植的病人就超过3万人，数额差量很大。
董念国教授说，近几年公众的认知在改善，对待死亡的看法在改变，公民器官捐献数量在不断增加，但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的捐献率还是排名靠后。武汉红十字会一位工作人员也表示，一般被判定为脑死亡的病例都会被上报并作出评估，再由负责协调的人员与家属进行协商。但大部分人都会比较抵触，同意率只有10%。
在国外，捐献器官很常见。西班牙相关法律规定，若公民生前没有做出死后不愿捐献器官的声明，则视同身后可以实施器官捐献。数字显示，每百万人口有34.5人实现捐献，相当于西班牙每张ICU病床每年捐一人；在法国，只要车祸死亡者没有特别声明，都视为同意捐献器官。
器官远程运输应尽快建航空“绿色通道”
去年，医生携带捐献肺源迟到登机被拒的消息一出，让器官转运难题引起公众高度关注。协和医院心外科医生陈澍告诉长江商报记者，心脏供体大多是跨省“救命”，国内供体转运时间明显高于国外，如时间拖得过长，心脏可能丧失功能，对移植成功率是很大挑战。
在我国现有国情下，器官长距离转运需要高度依赖于民航和高铁。高铁准点率较高，不确定性比民航要低，但耗时较多，器官的运送时间都在7个小时以上。全国人大代表陈静瑜曾表示，没有器官转运的“绿色通道”，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捐献器官目前的利用率偏低。据悉，理论上，每个供体有8个器官可以利用，但因在保存和转运上存在的难题，目前每个供体平均仅有2.5个器官被使用，许多器官都被浪费。
陈澍告诉长江商报记者，2015年全国器官捐献2719例，心肺移植比例仅占10%。一是因为全国心脏供体少，另一原因是一半以上的器官移植需要“跨省”救命，“长途跋涉”对心脏器官来说是巨大考验。他解释，摘取后的脏器需要十分苛刻的冷藏环境，运输途中不能剧烈晃动，且间隔时长越短越好。质量不好的脏器，也意味着即使移植成功，患者的疾病复发率和死亡率都会上升。
“取心的过程就是与时间赛跑，跟死亡对抗。”陈澍说，由于器官保存时间极其有限，摘取器官时间必须和飞机起飞时间协调好，不能过早，也不能过晚。摘取后要用最快速度赶往机场。此外，高速堵车，飞机延误，甚至雾霾天气，都有可能对结果造成影响。此外，跨省摘取器官的团队都要面临和航空公司协调的艰难过程。目前，国内航空公司还没有一套完善的器官转运绿色通道。
对此，董念国表示，在美国，航空器官运输有一整套的专门标准，确保供体器官能有效地送往目的地。更重要的是，美国拥有全世界70%的私人飞机，器官运输主要由私人飞机、直升机等完成，确保运输效率。而巴西则和民航签订有免费的转运协议。
目前，国内也开始有一些公司提供器官转运的包机服务，但费用高昂，大部分患者难以接受。董念国建议，除了器官运输应制定行业标准、规范运输的实施流程以外，还应建立民航的快速登机绿色通道，以提高器官的转运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