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味的乡土人情:农民年收入万元 一年随礼三四万
上篇：变味的乡土，沉重的人情
中国是个礼仪之邦，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处处都有人情往来，尤其在农村。适度的人情往来确实能满足人们情感需求、维系和谐的人际关系。然而，曾经淳朴的乡土民风已经变味，人情消费越来越多，越来越重，成为压在农民身上沉重的负担。
千奇百怪的宴请国庆期间，武陵山区的村民丁祥威可忙坏了。由于当地政府规定国庆之后禁止随便摆酒，村民们都争着在国庆节期间将撒出去的份子钱收回来，他每天要参加四五个宴席。
千里之外的安徽六安，小伙马俊中一直在上海工作，今年国庆节回到老家本想清静一下，不想却更加忙碌：“国庆7天，我有4天都在参加喜宴，还有3天在去参加喜宴的路上。”
记者在中西部农村采访了解到，村民们节假日不得不应付无穷尽宴请的现象非常普遍。“农村摆酒名堂很多，大体上可以用‘三生(升)三事’来概括：三生(升)即生日、生子、升学；三事指婚事、丧事、杂事，前两个事好理解，后面的杂事包含内容就多了，购车、买房、搬家等，只要想办，就有理由办。”丁祥威说。
三峡库区一村支部书记赵祥瑞透露，村里一村民考了驾照，竟然也办起酒席来。
皖北基层大学生村官张宁告诉记者：“一些农民长期在这种不良风气影响下，开始变得只看钱不认人，认为随礼多就是把自己看得重，给的少就是不给面子，相互之间还会因利益不平衡而产生矛盾。”
无法承受的礼金
丁祥威清晰地记得：20年前办酒席讲的是人情，那时候送鸡送蛋，送米送面，礼轻情义重。“现在，办酒席讲的是份子钱，再穷也要把份子钱凑足，礼金已经成为村民沉重的负担。”丁祥威说。
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自己每年至少要参加40次左右酒宴，每次礼金最少100元，一般200元～300元，多的500元～1000元，平均1年要在这方面花费万元以上。“我的交往面还是窄的，有些人家一年要随三四万元。”丁祥威说，农村人一年种庄稼的收入也不过万把块钱，还不够交份子钱的。
西部某贫困县的一位村干部告诉记者，往年每个暑假，他光升学酒要吃二三十席，光礼金就要送四五千元。
占明是安徽省阜阳市人，去年刚从大学毕业，开始了自给自足的生活。近来他发现自己经济越发吃紧，算一算开销才发现，罪魁祸首就是“赶人情”。在他看来，“赶人情”已经不是为了情，而是为了钱、为了面子、为了不吃亏，俨然成了“赶钱情”。占明说，刚刚过去这一个月就有4个同学结婚、一个同学宝宝满月，工资几乎无存，经常吃泡面，要不就到父母那里蹭饭，感觉经济怎么都独立不起来。
除了你来我往这种正常的酒宴，在相对封闭的农村地区，要获得办事方便或是一些稀缺性资源，一些农民还将“赶人情”视为“敲门砖”，通过参加基层干部的酒宴来达到某种目的，这给本来就愈演愈烈的随份子、赶场子更添了不少“灰色”意味。一些村民告诉记者，虽然平时没怎么和村干部接触，但是不去怕得罪了村干部，导致一些惠农补贴、补助无法享受。既然去了，人家是村干部，份子钱少了，岂能看上眼？
身不由己的游戏
重庆万州区走马镇走马社区党支部书记向秀发说，人情消费玩来玩去，到了最后谁也不赚钱。
安徽安庆某镇的吴永贵今年50岁，在当地经营着小本生意。他和爱人千盼万盼终于盼到儿子在今年国庆节成了婚，但这一场婚宴也让他花光了几年来的家庭收入。
“一共摆了30桌酒席，请了我们县城里最好的婚庆公司，婚宴所有的开销在一起大概花了20多万元，减去收回的5万元礼金，大概花了十几万元。”吴永贵心疼地说，“我们农村人都爱面子，你不摆会被人说、会被看不起，只能硬着头皮上。”
主人喊累，客人也喊累，可如此累人的酒席为何无休无止呢？一些村民道出了缘由：大家都觉得这种吃请的风气不好，但是又都没有办法，别人请你，你不可能不去，你这次参加了别人的，又觉得不回请就吃亏了，所以找机会自己也办酒席。
“很多时候，大家都知道有些人办酒席是为了收份子钱，但是不去又不行，没钱借了钱也要去，就怕别人在背后讲闲话。”曾在三峡库区某村当过村支部书记的杨永生说，许多村民已经厌倦了这种游戏，想尽快从沉重的负担中解脱出来。(半月谈记者 韩振 马姝瑞 实习记者 吴慧珺)
下篇：让乡土人情回归“淳味”
人情、社交、逐利：多重因素加剧乡风嬗变虽然“赶人情”在农村已经到了人人累之厌之的程度，但依旧屡禁不绝。究其原因，是人情束缚、社交模式、逐利需要等在起作用，并在加剧乡风嬗变。让乡土人情回归“淳味”，必须建立健康文明的人情交往观；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消除农民的危机感；同时，避免灰色消费导致的权钱交易，不要让人情钻了基层廉政建设的空子。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农村是乡土社会家族制度和家本位的思想孕育出的独具特色的社会，它以熟人社会的面孔展示了其人情社会的一面。人情社会具有社会性、规范性、情感性等特征，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情像一张在手中不断编织的网，越来越华丽，但一根线都不能断。
“这就是说，最为实际的农民之所以愿意如此大方地出份子钱，首先是为了通过人情来建立和维持更广阔的人际圈，方便自己的生活，扩展自己的资源。久而久之，这种人情成为大家都遵守的生活模式，或是变成约定俗成的传统，反过来又会形成约束力，迫使农民遵守并强化它。”安徽大学社会学教授范和生分析说。
在他看来，人情固化和异化的束缚是加剧乡风嬗变的首要因素。“受到这种束缚的影响，人们潜意识里会自觉遵守它，无论它是否已经变质异化，但形式依旧存在，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坚不可破。”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王安白认为，虽然红白喜事已经变味成“先集资再偿还”的资金流动，以前作为感情的因素在淡化，经济利益在强化。但在不少农民眼中，老祖宗都是这么办的、别人家也是这么办的，于是自己也就必须这么办，否则就会被边缘化。真是喜喜相报何时了，子子孙孙无穷尽。
一些农村基层干部认为，相比城市居民，农民社交模式较为单一，获取资源的途径较少，但社交需要非常强烈，个体生产、生活保障等相当一部分都来源于其家庭、亲缘、宗族关系，这也使得他们必须寻求“赶人情”的方式。
“我给你、你给我；我帮你、你帮我，在闭塞的乡村社会，这种你来我往是情感维系最便捷的方式，也是农民追求归属感的表现。”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社会结构研究中心主任王开玉说。在他看来，随着农民外出务工带来的农村空心化，集体生活较之于过去越来越淡，互帮互助的组织形态越来越少，这也是导致各种人情消费趁势强化的原因。
重庆市政协委员程德安告诉记者，自古以来，红白喜事都是农村人际交往的公共场所，但是随着大量年轻人外出，农村人口结构以及对精神交往的需求已经发生变化，这要求交往形式随之改变。现在随着物质水平的提高，感情的成分让位于物欲的上扬，交往成为农民的一种负担，盲目求大、求高、求排场，超出了民风民俗、精神需求的范畴。
对于灰色消费以“赶人情”的名义横行，不少专家指出，其根源在于互相逐利的需要。“农民获取某种稀缺资源利益，如家里要盖房子需要审批，土地拆迁了多分点房子、申请困难户等等一系列涉及切身利益的事情，唯一的途径便是找干部。逢村里有个一官半职的干部家里办大事，农民多上门随‘大礼’，他们希望可以以小利图大利，‘赶人情’也就成了他们寻求利益的突破口。”王开玉说。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灰色消费是改变农村红白喜事本真形态最重要的因素。农村的村委会属于自治组织，缺少现代性质上公共权力的监督，“赶人情”轻易钻了廉政建设的空子。
王开玉认为，农民为人情东奔西走，构建自己的社会网络是为了备不时之需，帮助自己脱离生活、生产的困境，想要解决问题，就需要政府出面，完善农村的公共服务体系，改进农村公共管理，从体制上消除农村居民的危机感，为农民创造不过分依赖私人关系的客观条件。
人们的精神生活、情感联系无法取缔，因此农村也不可能没有“赶人情”，但方式需要改，淳朴的理念要先行。“首先，要提倡勤俭节约，明文反对铺张浪费，逐步转变大操大办、互相攀比的不良风气；其次，理念先行，树立正确的人情消费观，还原本真的互相关心、互相爱护；第三，考虑引进一些新的风尚，如节日送鲜花、贺信、对联等人情味更浓的东西，而非金钱的相互交换。”范和生说。
针对灰色消费，竹立家提出，要加强基层廉政建设，严格遵守八项规定。“同时，要树立农村地区政权的法理性以维持基层村委会的规范运行，成立村民监督委员会以监督基层政权，改变人情大于法的基层社会态势，建设法大于权的健康基层政权。”
移风易俗有新招
“在农村每逢操办红白喜事，主人多会委托一人统管大小事务，这人便是村里皆知的‘总管’。用句时髦的话说，‘总管’就是农村红白事的CEO。”重庆巫溪县古路镇居民曾奇说。
据巫溪县文明办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些“总管”中，90%以上的都是往届或现任的村干部，还有部分是德高望重、具有较强组织能力的地方贤达。巫溪县各乡镇成立红白喜事理事会，在全县范围内对“总管”调查摸底，统计全县500余名农村“总管”的个人信息，建立动态的“总管”人才库。全县每半年召开一次“总管讲堂”现场会，并面向全县公开征集红白事说词、丧事孝歌、“总管”的文明劝导顺口溜，编印成《“总管”锦囊》口袋书。对于那些文化程度有限，讲稿消化有难度的“总管”，将制作好的录音材料用U盘拷贝给他们，让他们直接在酒席现场的音响设备上播放。
“我们在‘上岗’过程中，会建议和劝导主人减少宴席数，减少菜品，改变荤素搭配；不给帮工发礼品，不燃放或少燃放烟花爆竹；倡导简办婚丧宴，不办‘无事宴’；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倡导节俭新风，改变大操大办铺张浪费陋习。”巫溪县古路镇的一位“总管”赵志高说。
据统计，自今年5月以来，巫溪县共通过“总管”劝停650多起“无事酒”，与往年同期相比，全县“无事酒”场次约下降95%，粗算可以为老百姓直接节约宴请资金650余万元，避免人情送礼2600余万元，起到了践行节约的目的。(半月谈记者 马姝瑞 韩振 实习记者 吴慧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