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家暴法施行近一月 在多大程度上打破了禁锢？

　　□　本报记者 　蒲晓磊

　　囿于“法不入家门”传统禁锢，对于家庭暴力，过去多以“家务事”一语掩盖。3月1日起施行的反家庭暴力法已施行近一个月，能在多大程度上打破禁锢，到底效果几何？

　　“在3月1日发布了北京市首个人身安全保护令后，我们对双方进行了回访，现在被申请人没有对申请人实施家暴行为，法律效果不错。”3月25日，当《法制日报》记者询问首个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实施情况时，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河北法庭代理审判员韩玉这样说。

　　“反家庭暴力法为家庭成员划定了行为红线，为家庭暴力的受害人提供了更为多样的救济途径，使我国的法律体系变得更加完善。”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李明舜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反家庭暴力法作为一部人权保障法，保障了家庭成员的基本人权，体现了宪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精神，意义重大。

　　“为了使法律得到更好的贯彻实施，建议公安部和最高法院尽快出台配套制度。公安部出台部门规章，对反家暴一线公安民警进行指导。最高法院发布司法解释，对相关内容予以明确细化。”李明舜建议。

　　人身安全保护令受关注

　　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发布，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就是各方关注的焦点。

　　“反家庭暴力法在3月1日出台后，马上就有了第一个案例，一位61岁的妇女因为长期遭受家暴，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法院在审查后随即开出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大会发言人傅莹在回答《法制日报》记者关于反家庭暴力法的提问时说。

　　“根据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本院裁定如下：一、禁止被申请人赵某对申请人谷某实施辱骂、殴打等形式的家庭暴力；二、禁止被申请人赵某骚扰、跟踪、接触被申请人谷某……”3月1日下午，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依据反家庭暴力法开出了首个人身安全保护令。

　　据了解，年过六旬的谷某自结婚以来因为赵某“重男轻女”等观念，遭受家庭暴力30多年，在去年8月曾经被殴打致伤，经医院诊断为“鼻外伤、鼻出血”。不堪丈夫常年家暴的谷某在反家庭暴力法实施当天即向法院提出离婚，并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根据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法官认为谷某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随即开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赵某继续殴打并骚扰谷某，如有违反，轻则拘留罚款，重则受到刑事制裁。

　　“对于法院作出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公安机关以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协助执行；被申请人如果违反保护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法院要给予训诫、罚款或者拘留。”房山区人民法院河北法庭庭长肖婧说。

　　肖婧介绍，人身安全保护令是反家庭暴力法的一大亮点，在婚姻家庭关系中，申请人遭受家暴或者面临家暴的现实危险时，都可以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值得注意的是，人身安全保护令只要发出，即便遭到拒收，仍然生效。

　　3月2日，四川南充顺庆区人民法院签发了四川首张人身安全保护令，但在3日上午送给被申请人时，对方采取关机和拒绝开门的方式拒收，工作人员只好把裁定文书张贴在了铁门上。顺庆区人民法院审监庭庭长刘兴胜称，虽然被申请人拒绝接收裁定文书，但并不影响保护令生效。

　　韩玉认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设置，将反家暴工作从事后惩治变为事前预防，这种制度的作用比较明显。

　　“去年我们曾出过一份离婚诉讼中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回访中也发现被申请人没有对申请人有殴打等形式的家暴行为。”韩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就目前房山法院的回访结果来看，试点期间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法律效果非常不错。

　　构建完整制度体系

　　除了人身安全保护令之外，反家庭暴力法还作出了告诫制度、强制报告制度等方面的规定，构建了一个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完整制度体系。

　　在去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会法室主任郭林茂指出，告诫制度是反家庭暴力法的亮点之一。

　　反家庭暴力法规定，家庭暴力情节较轻，依法不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对加害人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出具告诫书。告诫书应当包括加害人的身份信息、家庭暴力的事实陈述、禁止加害人实施家庭暴力等内容。

　　同时，对于告诫书的实施效果，法律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予以落实。反家庭暴力法规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公安派出所应当对收到告诫书的加害人、受害人进行查访，监督加害人不再实施家庭暴力。

　　“现实中孩子受到家暴被送往医院抢救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好了，以后再发生类似的事情，医院是有报案义务的。”长期关注家庭暴力的李明舜对一些相似的案件印象特别深。

　　反家庭暴力法第十四条规定，学校、幼儿园、医疗机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救助管理机构、福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家庭暴力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应当对报案人的信息予以保密。

　　“家庭暴力发生地点通常都比较隐蔽，由于遭受暴力的一方与施暴者的关系也比较特殊，通常很难被发现，强制报告制度规定的这些机构，无论是学校还是社区，都是能够长时间接触到受害人的主体，很容易发现。虽然相比其他机构，医疗机构可能只有一次性的接触，但其具备的专业能力确保这类事件能够及时被发现。”李明舜认为，反家庭暴力法把这种责任交给这些机构是应当的。

　　在李明舜看来，设定强制报告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因为这些遭受暴力的人是弱势中的弱势，自我保护的能力比较差，需要国家和社会给予更多的保护。

　　李明舜所说的“更多的保护”，并不仅限于告诫书、强制报告制度这样的单项规定，而是指整个制度体系。

　　“反家庭暴力法针对家庭暴力的特点，构建了一个由公安告诫制度、撤销监护制度、强制报告制度、临时庇护救助制度、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等构成的完整制度体系，更好地实现了对于家庭暴力的预防。”李明舜说。

　　公权力介入比较克制

　　傅莹在发布会上同时提到，反家庭暴力法的关注焦点之一就是公权力的介入。

　　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中国人家庭观念比较强，家对于外部社会来说是相对密封的一个环境，只有在家庭不能够自治的情况下，公权力才被动介入，并且完全是在尊重受害人真实意思的基础上才会去介入。”韩玉告诉记者，从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也可以看出，公权力的介入比较克制。

　　在反家庭暴力法起草的过程中，公权力的介入就是焦点。

　　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苏泽林参与了反家庭暴力法的起草。苏泽林介绍，当时对于公权力的介入有两个焦点问题：该不该介入？介入尺度可以有多大？

　　苏泽林认为，公权力介入要与解决家庭矛盾统一起来。公权力介入过多并非好事，有可能一介入这个家庭就破裂了。毕竟在中国有“家丑不可外扬”的观念，因此大家对尺度的把握有一些争议。

　　数据显示，家庭暴力受害人选择报警的比例并不高。

　　最高法院在201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我国大约有24.7%的家庭存在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然而，选择报警的比例却很低。全国妇联的统计数据披露，家暴受害人平均遭受35次家暴后才选择报警。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经过对涉家庭暴力案件进行调研发现，存在着申请人人身安全保护比率低、申请法律援助比率低的现象。在71件家暴案件中，只有1件案件的申请人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两件案件的当事人申请并获得了司法援助。

　　“家庭暴力是人性之恶，善意和良知才是防止家庭暴力的根本办法。因此，对于家庭暴力的制止，还是要以道德教育为主，采用普遍预防和重点预防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教育。”李明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婚姻家庭毕竟是个私人领域，也就要求公权力介入要适度。

　　李明舜同时指出，公权力介入要适度，就是要在家庭成员的行为失控、道德失范的情况下，法律必须介入来制止家庭暴力。

　　“反家庭暴力法之所以受到关注，也是在于其畅通了公权力干预家庭暴力的通道，打破了‘法不入家门’的传统观念，这必然有利于制止家庭暴力。”李明舜说。

　　相关配套细则亟待完善

　　在李明舜看来，反家庭暴力法作为我国防止家庭暴力的主体性法律，确定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基本原则，构建了较为完善的制度体系，总的来说，可操作性比较强。

　　“但是，毕竟这部法律才6章38条，总体篇幅还不是很大，因此，一些具体的操作规程有待进一步完善。”李明舜说。

　　李明舜认为，当务之急就是公安部和最高法院出台相应的配套措施将法律细化，以统一执法尺度。

　　“警察站在反家庭暴力的第一线，据我观察，反家庭暴力法中有多项职能和措施授权给公安机关，而至于如何具体地行使这些职权，就需要公安部制定实施意见和部门规章，如告诫制度等都需要进行细化。”李明舜认为，公安部应出台配套的实施细则，来明确公安机关的执法尺度。

　　李明舜同时认为，针对反家庭暴力法中一些需要细化的规定，急需最高法院出台司法解释来予以明确。

　　以人身安全保护令为例，涉及到的几处规定都需要进一步细化。

　　“例如，在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方式上，虽然法律规定了可以书面申请也可以口头申请，但是，如果可以将该规定格式化，对于法官和当事人都会更方便。例如，在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保护措施中，前三项的保护措施都比较具体，但第四项‘保护申请人人身安全的其他措施’还是过于原则，仍然需要对这些措施进行细化，以便在实践中统一法官的认识。”李明舜举例说。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少年法庭工作办公室副主任方芳指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应当是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的共同职责。反家庭暴力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人身安全保护令由人民法院执行，公安机关协助执行。此规定在实践中可能会造成误解，公安机关如果怠于行使职责，会造成法院工作的被动，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监督和出警制止职责，超出了法院的工作权限，不利于保护受害人的权益。

　　“最高法院与公安部进行协商，就保护令的执行问题联合发文，明确公安机关监督、出警和处罚职责。或者，最高法院在牵头制定有关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指导性意见过程中，征求公安部意见，对公安机关与人民法院的执行职责在指导意见中予以明确。”方芳同时提出了两个解决方案。

　　“只要公安部和最高法院能够对其中的规定进行细化，很多家庭暴力中存在的问题就可迎刃而解。”李明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来源：法制日报) (编辑：刘莉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