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劝荣代表：以多元解纷新机制助力疫后荆楚平安稳定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涉疫矛盾纠纷，是湖北省疫后重振面临的新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努力将矛盾化解在基层。
“针对涉疫矛盾纠纷特点，应当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充分发挥多元解纷机制作用，引导当事人和解协商、共担风险、共渡难关，从而实现定分止争，加快修复因疫情受损的经济社会关系。”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游劝荣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涉疫纠纷化解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关
历史经验表明，大灾大疫之后可能会有矛盾纠纷出现。
游劝荣认为，湖北是疫情最严重省份，也是涉疫矛盾纠纷最为复杂、最为集中的地区，“疫后综合征”如果化解不好，就会影响“六稳”“六保”工作成效，就会拖经济社会发展的后腿。
游劝荣介绍说，从目前情况看，湖北省内因疫情引发的法律纠纷类型主要集中于合同履行、劳动争议、房屋租赁、民间借贷等领域。
“这类纠纷的妥善解决与复工复产复市紧密相关，引入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等社会力量开展多元解纷，可以更精准地把握市场主体需求、市场发展趋势，更容易达成不同利益之间的平衡，实现企业市场多赢和共赢。”游劝荣说。
当前，社会矛盾不断显现并以案件形式大量涌入司法渠道，人民法院受理案件数量呈爆发式增长，这是我国社会治理面临的重大挑战和严峻考验。“社会矛盾纠纷的性质、形式、对抗程度不同，解决纠纷的手段、方式也必然是多元对应的。”游劝荣说。
游劝荣认为，从彰显民主政治看，国家引导各种社会力量有序参与矛盾纠纷解决，有利于实现共建共治共享；从国家治理经验看，司法诉讼不是解决矛盾纠纷的唯一手段，有时也不是最好的手段；从矛盾纠纷特点看，新时代很多纠纷涉及利益平衡问题，通过协商解决纠纷，可以更好地维系经济社会秩序、更多地增强社会宽容。
在游劝荣看来，不少涉疫矛盾纠纷属于不可抗力造成，应当坚持协商为主、调解优先，将矛盾纠纷解决在诉讼之外。
转变思路 推进多元解纷机制优化升级
游劝荣认为，多元解纷机制具有对话性、协商性、灵活性等特质，更能实现情、理、法的有效融合，有利于引导人们理性表达诉求、妥善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近年来，湖北法院通过选派法官驻网格、设立法官工作室，在诉讼服务中心设立人民调解室、律师工作室，主动与交管、卫生、消协、保险等部门及基层组织对接等方式，联调联动化解矛盾纠纷，主动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大格局，并大力推行“分调裁审”机制，提供在线解纷“零距离”司法服务，打造多元解纷快车道。
在谈到多元解纷机制发展方向时，游劝荣认为，过去习惯于将人民调解、行业调解、律师调解等各类调解资源汇聚到人民法院，由法院主导形成一站式、多元化的纠纷化解平台。但实践证明，这种由法院主导的多元解纷模式并不能扭转案件大幅增长的趋势，单纯依靠诉讼解决纠纷不仅产生诉累，花费巨大，还会导致诉讼迟延。
“单单由法院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感到很难从全局角度统筹，也不利于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提升。”游劝荣说，应及时调整工作思路，争取由党委政府整合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多种社会资源，综合运用调解、仲裁、诉讼等多种方式和手段，让法院真正回归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职能定位上来。
去年以来，湖北高院紧密结合最高人民法院部署的“两个一站式”建设，提出“党委领导、政府支持、部门主导、司法行政部门管理、法院对接”的思路，积极探索“走出去”的多元解纷模式，并在全省法院全面推行。
游劝荣介绍，当地党委政府将咸宁市人民调解中心明确为公益类事业单位，并将中心运行、人员聘用、办案补贴等所需费用纳入财政预算，确保了中心平稳运行。
最大限度将涉疫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
“针对涉疫矛盾纠纷的多元化解，湖北法院将重点从依法审理涉疫情案件、积极争取党委政府支持、加快构建多元解纷电子平台三方面发力。”游劝荣说。
根据案件实际情况，湖北法院将准确适用法律，平衡各方利益，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与此同时，湖北法院将积极争取党委政府支持，完善矛盾纠纷源头预防、排查预警、多元化解机制，运用法治手段稳妥化解“疫后综合征”。
湖北法院还将抓住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在武汉试点的有利契机，优化司法确认程序，加快构建多元解纷电子平台，促进多元解纷机制在程序、方式上的衔接与协同，努力创造出多元解纷的湖北经验、湖北模式，为加快推动湖北疫后重振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司法力量。
“全省法院将坚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涉疫矛盾纠纷化解，紧紧围绕‘全力以赴维护社会稳定、千方百计服务复工复产’的目标要求，加强对涉疫矛盾纠纷发展趋势、阶段特征和变化规律的分析研判，全面摸排、靠前调处、积极化解各类涉疫矛盾纠纷，最大限度把涉疫纠纷调解在萌芽、化解在基层。”游劝荣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