削藩镇操之过急两税法名存实亡

　　安史之乱后，在宰相杨炎的建议下，唐德宗推行两税法。然而，唐德宗在两税法初见成效，中央没有积累起雄厚实力的时候，就急于削藩。削藩失败后，征税权再次落入地方藩镇手中。最终，让两税法推行不过短短四年，就落得个名存实亡的下场，导致民不聊生。
　　两税法成效明显
　　地税征收起来还算容易，就是把两税法实施前，靠租庸调、地税等收的税，按照全国的田地面积分摊，计算出每亩田地应缴的税额，再按亩收税就行了。国家只需丈量出百姓的土地面积，就能确定应征的地税。
　　户税就不那么简单了。当时征税的标准，是按照官员百姓的贫富程度，从上上等户到下下等户，划分九个缴税等级，最高的一年要缴4000钱，最低的只用缴500钱。可家产不像田地是明摆着的，富人的金银珠宝大都藏得严严实实的，征税官员不可能挨家挨户翻箱倒柜，确定缴税等级。
　　这个问题难不倒杨炎。杨炎在推行两税法的同时，开展了全国范围的税源普查，评定官员百姓的缴税等级。杨炎规定，对官员贵族，按照官职的高低，王公贵族和一品官员定为上上等户，以此类推，九品官员为下下等户。对平民百姓，借鉴唐朝以往的做法，按照百姓拥有的房屋、家具、牲畜和商铺等资产情况，评定缴税等级。举个例子，一个普通农户张三，有房屋一间，菜园一亩，牛车一辆和少许存粮，一般被定为下上户，一年征1000钱。如果张三名下有铁匠铺等商铺，那就要提高两个缴税等级，按照中中户，一年征2000钱。
　　有意思的是，杨炎深知，“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要求各县，把缴税等级的评定结果，向百姓公布，接受群众监督评议。这样，杜绝了百姓隐匿财产，税官徇私舞弊的现象。
　　同时，为了彻底收回藩镇的征税权，杨炎还派出十余名特使——“黜陟使”分赴各州，督促地方藩镇，把财税权全部上交给中央。
　　杨炎还提出“量出为入”的征税原则，国家提前制定财政预算，花多少，就征多少，不收“过头税”。
　　由于两税法设计科学，又得到了严格的执行，成效相当明显。两税法推行的当年，收上的两税高达1300余万贯，比上一年租庸调加上户税和地税的总和，还要多700多万贯，是近60多年来，唐朝财政状况最好的一年。《通典》称赞两税法是，“适时之令典，拯弊之良图”。
　　两税法充分考虑了当时人地分离的情况，将征税对象由人丁转为财产，顺应了中国封建社会土地逐步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的发展趋势。同时，两税法以财产多寡来征税，使税负相对公平。可以说，两税法是中国税收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
　　武力削藩兵败奉天
　　看到两税法如此给力，唐德宗心里挺得意。在他看来，两税法是一箭双雕——不仅釜底抽薪地将藩镇的财税权都收归中央，还解决了国库空虚的问题，让削藩也有了底气。于是，唐德宗开始在宋州（今商丘）、洛阳等地部署重兵，准备武力削藩。
　　就在唐德宗厉兵秣马，准备削藩时，公元781年正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病死，他的儿子李惟岳请求继承父位。唐德宗断然拒绝了李惟岳的请求。这就意味着，朝廷明确表态，要把藩镇收归中央。这一下，可算是捅了马蜂窝了。咱们之前说过，地方藩镇的征税权都收归朝廷了，吃穿用度都得靠朝廷拨款。就拿魏博（今河北南部、山东北部）节度使田悦来说，本来自己征税，能养7万士兵，可现在朝廷就给拨3万人的军饷，弄得田悦只好用自己的“小金库”来养兵，心里早就不痛快了。
　　恰在此时，唐德宗拒绝了李惟岳继承父亲节度使之位的请求。于是，当年5月，田悦等人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伙同李惟岳起兵造反，唐德宗随即发兵平叛。
　　这边，唐德宗和造反的叛军打得不可开交，而那边没造反的节度使也将了唐德宗一军。公元782年，淮阳节度使陈少游“请求”朝廷，准许各藩镇在中央征收的两税之外，“每一千增二百”，意思就是多征20%，归节度使自己所有。言下之意，就是既然我陈少游没有造反，皇帝你多少也得“表示表示”，要是连我这小小请求都满足不了，哼，后果自负！
　　唐德宗本想拒绝陈少游的无理请求，可又怕这些节度使以此为由，兴兵造反，让官军腹背受敌。于是一跺脚，准奏！
　　本来，两税法规定，征税权归中央，两税之外不再加征一钱。“每一千增二百”意味着节度使不仅重新掌握了征税权，而且百姓还不得不多缴20%的税，税收负担大幅增加。
　　随着战事的进行，官军“聚兵日重，供费日多”，两税法征上来的钱粮，很快就花光了。公元783年十月，由于军饷不足，官军哗变，唐德宗再次重温了年少时的惨痛经历，从长安仓皇逃至奉天（今陕西乾县）。
　　两税法名存实亡
　　灰头土脸的唐德宗到了奉天，心里五味杂陈。藩镇实力太强了，但开弓已经没有回头箭，怎么收拾这个烂摊子呢？
　　就在此时，大臣陆贽建议唐德宗，效仿商汤，向天下检讨过失，以德服人，“感化”那些藩镇。于是，唐德宗随即下了个罪己诏，昭告天下，洋洋洒洒2000多字，里面大概意思是说，我李适才疏学浅，即位以来，所作所为有失天道。这次战乱，是我这个当皇帝的不对，为了表示歉意，我也不削藩了，也不上收税权了，你们这些个藩镇爱咋咋地吧。
　　不久，地方藩镇撤兵。地方藩镇夺回了征税权后，国家收不上这些地方的税，国库很快又见底了。唐德宗不得已，又在两税之外加征了新税。而官员们，一面巧立税收名目，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另一面欺上瞒下，在唐德宗耳边鼓吹国泰民安，粉饰太平。
　　有一次，唐德宗打猎时心血来潮，到一个叫赵光奇的农户家中歇脚。唐德宗随口问道：“老乡，日子过得怎么样啊？”赵光奇回答：“不怎么样。”唐德宗很奇怪：“今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为何会不怎么样呢？”赵光奇壮着胆子回答道：“朝廷以前口口声声说，两税之外就没有其他的赋税了，可现在，官府的苛捐杂税，远远超过了以前的两税，还能过上什么好日子哪？”
　　赵光奇的大胆直言，让唐德宗有了一个难得的、了解实情的机会。按常理说，唐德宗应该反思百姓穷困的根本原因，可唐德宗却是一拍脑袋，给出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答案：免除赵光奇一家的赋役。
　　对于唐德宗的做法，后来的司马光讽刺道：“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又安得人人自言于天子而户户复其傜赋乎！”意思就是说，唐德宗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只是免除了赵光奇一家的赋役，而那些没有机会见到唐德宗的千万黎民百姓，只能继续饱受苛捐杂税之苦啊！
　　两税法曾让大唐王朝无限接近复兴的轨道，如果唐德宗能逐步削藩，长期坚持两税法，也许能够再现大唐盛世。然而，唐德宗却在两税法初见成效，中央没有积累起雄厚实力的时候，就急于削藩。削藩失败后，税收权再次落入地方藩镇手中。最终，让两税法推行不过短短四年，就落得个名存实亡的下场，导致百姓民不聊生。再加上政治腐败，藩镇割据依旧，大唐帝国再现盛世的希望，成了一个永远不能实现的梦想。
　　尽管唐德宗的税收改革失败了，但两税法在制度设计方面的进步性却熠熠生辉。两税法作为中国税收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对中国税收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后的700余年间，历朝历代都把它作为一项基本的税收制度。同时，两税法所倡导的“量出为入”的国家财政预算制度，和按照财产多少，分级分类征税的税负公平原则，也为现代财税制度提供了有益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