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坚持“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国策

　　秦朝末年，刑法苛严，横征暴敛，官逼民反，天下大乱。在群雄逐鹿中，平民出身的刘邦最终打败项羽，建立西汉王朝。然而，新王朝面临的是外部匈奴的虎视眈眈，内部破败的经济困境。为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增强国力，汉高祖刘邦和他的子孙们，实施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措施。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就是轻徭薄赋。
　　公元前202年，对刘邦来说，是个特殊而重要的年份。就在这一年，他打败了项羽，扫清了最大的军事威胁，最终建立了西汉王朝。
　　当了皇帝的刘邦那是喜上心头。但是，在短暂的喜悦后，他的心情却沉重起来，因为他发现，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民生凋敝，百业待兴的烂摊子。
　　不折腾 鼓励百姓开展生产
　　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刘邦即位之初，由于国家粮食储备不足，米由一石三十钱飙升到五千钱。战乱之后，“民亡盖藏”，百姓普遍没有什么积蓄，根本吃不起这天价粮。因此，汉初，甚至出现了“人相食，死者过半”的惨相。
　　同时，这个时候社会物资也极度匮乏。匮乏到什么程度呢？举个例子来说吧，古代皇帝出行，那可是风光无限啊！就说秦朝吧，秦始皇出行，随行车辆浩浩荡荡，仅皇帝的车驾就有两辆以上。而刘邦当了皇帝，却没法享受这待遇，出行乘坐的马车，竟然都找不齐四匹同样颜色的马来拉。
　　这国家经济怎么会困难到这种地步呢？
　　除了长达八年的秦末农民起义和楚汉战争外，秦朝繁重的赋役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可以说，秦朝赋役之重，是前所未有的。赋役这个词，本身包含赋和役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中，赋主要指赋税，就是按照土地和工商经营来征收财物。秦朝在征收赋税上，“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在农业税上，甚至出现了惊人的“泰半之税”，也就是说，百姓要将土地产出的2/3上缴国家，在上缴了繁重的赋税之后，百姓剩下的粮食呢，根本不够糊口。
　　而赋役的“役”呢，则主要指徭役，是按照人丁征派劳役和兵役。秦朝在征派徭役上，“力役三十倍于古”，也就是说秦朝的徭役比前朝厉害30倍！
　　举例来说，秦始皇时期，光是修筑长城就用了30余万人，修建阿房宫和骊山皇陵更是用了70余万人；要知道，秦朝全国人口不过2000多万，壮劳力也就是400多万，这1/4的劳动力都去服徭役了，从事正常生产的劳动力自然是严重不足。
　　在如此繁重的赋役之下，百姓没有生产积极性，劳动力严重不足，因此呢，社会经济发展，基本上处于停滞的状态，而接下来的长期战争更是给社会经济以毁灭性的打击。
　　刘邦千辛万苦地坐上了皇帝宝座，接手的却是这样一个烂摊子。这可如何是好呢？刘邦陷入了深思。
　　这刘邦，是平民出身的皇帝，草根儿一个，没什么文化。但刘邦有一个很大的优点，那就是宽明仁恕，知人善任。他自己没什么兴国安邦的高招，但他能听得进别人的意见。
　　这时有一个叫陆贾的，是一个对历朝历代的治国理财之术颇有研究的大臣，他向刘邦进言，说：“陛下啊，现在的百姓是饱尝战乱之苦，他们最想要的呢，就是能吃口饱饭，过上安稳日子。所以，陛下您呐，应当顺应民意，不做扰民、害民的事，让百姓休养生息，发展生产，这样一来，国家经济状况自然就会好转。”
　　这段著名的理论被记载在陆贾的著作《新语》中，概括起来，他这一兴国安邦的总方针，就是要“与民休息，无为而治”。
　　这八个字可以说是让刘邦茅塞顿开。此时只要不折腾，顺应民意让百姓安心恢复生产，这兴国安邦定是指日可待啊！刘邦旋即着手鼓励百姓开展生产。
　　找回劳力 轻徭薄赋
　　然而，就在刘邦信心满满坚守这条治国总方略，放手让百姓搞生产时，却发现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他面前——大量田地荒废，却没有人耕种。怎么会这样呢？
　　刚才说到了，秦末沉重的徭役加之8年战乱，都使得西汉建立初期人口锐减。减少到什么程度呢？举个例子来说，按照秦朝留下的户籍档案，只有十分之二三“查有此人”。 这就意味着，一个十口之家，就有七八个人死亡或失踪，大量青壮年因战争死了，或者残疾了，没能力劳动了，而最后幸存下来的大多是老弱病残。
　　再以古燕国名城曲逆为例，户籍上登记在册的百姓是3万人，而到了西汉初期，只能找到5000人。仅靠这点儿人口，怎么恢复社会生产呢！
　　这难不倒刘邦。他通过一番调查，发现能从两个地方找回劳力。哪儿呢？一是军队，当时中央有常备军近50万，战事平息了，士兵无仗可打，青壮年劳动力白白闲置。二是流民，大批百姓为躲避战乱，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有的逃进山林，有的自卖为奴。光这些流民的数量就高达700多万，就按最保守的计算，十个人中出一个壮劳力，这闲置的壮劳力也有70多万啊！
　　您想想，要是能引导这军队和流民中的120多万壮劳力从事社会生产，不就解了人力不足的燃眉之急吗？
　　于是，刘邦即刻颁布诏令，“兵皆罢归家”，裁减大批士兵，并且按照战功赐给他们田地和住宅。同时刘邦还要求，无论流亡在山林的，还是当初被迫卖身为奴的百姓，均无条件遣返原籍，恢复他们战前庶民身份，并给他们也安置一定的田地，让这些人早早回归到农业生产中去。
　　一段时间过去了，这一政策的确收到了成效：士兵和流民确实大多都回家安心搞生产去了。可是呢，刘邦却发现，解放奴婢的政策却收效甚微，达官显贵只是象征性地释放了一些老弱的奴婢，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其实很简单，这些奴婢都是人家富人真金白银买来的，现在你刘邦一句话就恢复了他们的自由身，买奴婢的钱岂不是打了水漂？富人们自然是一万个不愿意。
　　奴婢不解放，后果很严重。能让富人买下当奴婢的，往往都是流民中的壮劳力，这多达数十万的壮劳力不解放，怎么加快恢复生产的节奏呢？
　　这个问题依然没有难倒刘邦：既然富人不愿意解放奴婢，损害了社会经济发展，那这损失自然就得让你们富人出钱来弥补！
　　在这里，刘邦巧妙地选择了一个税收的手段：他在征收人头税时，对奴婢课以重税。比方说，在当时，15岁到56岁的百姓每人每年要缴纳120钱的人头税，但对奴婢，要加征一倍，按照户籍登记的奴婢数量，每个奴婢要收240钱。也就是说，你富人拥有的奴婢越多，所缴的税收也就越重。在这一重税之下，富人们只好乖乖地释放奴婢。
　　通过这一系列手段，刘邦缓解了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国家经济开始逐步呈现出恢复的势头。
　　可是一段时间过去了，刘邦发现，经济复苏的速度还是很慢，国家财政收入也没见什么起色。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原来，症结还在税收上。当时，西汉实行的是郡国并行制，各个地方诸侯都有税收自治权，因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的农业税税率并不统一，有的地方实行的是“十税一”，有的地方甚至还在沿用秦朝的“泰半之赋”，这些地方的百姓虽然现在有田耕种了，但税收负担还是很重，生产的积极性并不高。
　　于是，针对这种各郡国实施不同农业税的情况，刘邦统一采取了一个新政策，什么呢——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轻徭薄赋，十五税一”。也就是说，对于农民来讲，地里每出产十五斤粮食，只用上缴一斤的税收。这样一来，农民的税收负担降低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行“十五税一”的低税率。
　　这样的轻徭薄赋，与秦朝的“泰半之赋”相比，无疑是大大减轻了百姓的负担，特别是“十五税一”的低税率，更是提高了百姓耕种的积极性。这时，开始出现了男女老少开荒种田的生产高潮，社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分崩离析的民心也重新得到了凝聚。
　　休养生息的路要坚持走下去
　　眼看“轻徭薄赋、十五税一”的税收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刘邦喜上心头。按常理说，这样利国利民的好政策他应当坚持下去，但没多久，刘邦却又重新提高了税率，不仅如此，还在人头税和农业税外，开征了其他新的税赋。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刘邦又遇到了内忧外患的大麻烦：内有异姓诸侯王淮南王黥布、燕王卢绾等先后造反，外有韩王信勾结匈奴，里应外合，袭扰边境，攻打太原。
　　面对危机，刘邦处在两难的境地：这仗打还是不打？不打吧，家国难保；打吧，“轻徭薄赋”下，刚刚好转的经济势头就会付诸东流。
　　经过一番纠结，刘邦只好两害相权取其轻——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国家安全得不到保证，经济发展得再好又有什么用呢？这仗，不得不打！
　　于是，刘邦在位期间，几乎是连年征战：征讨淮南王黥布，出兵十余万；征讨燕王卢绾，出兵三十万；征讨匈奴和韩王信，出兵三十余万。每次打仗，长则数年，短则数月，耗费了大量资金。而此时的国库并不充裕，钱从哪里来？不得已，刘邦只好再次将手伸向老百姓。刘邦将“十五税一”的农业税率提高到了“十税一”，而且除了征收正常的人头税外，还每人加征了至少63钱的“献费”等杂税。
　　随着赋税的增加，“轻徭薄赋”的政策成为一纸空文，百姓终日劳苦，但仍免不了“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
　　眼看着西汉政权就要重走秦朝的“老路”。刘邦是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他也意识到，这重赋兴国不是办法。
　　公元前196年，刘邦屡次下诏，“欲省赋甚”，减免赋税，想重新回归到“轻徭薄赋”的老政策上去。但这时，留给刘邦的时间却不多了：在征讨黥布的战斗中，刘邦中箭，伤势日趋恶化。
　　来年夏天，刘邦病重，弥留之际，反思治国的成败，刘邦把妻子吕雉叫到了近前。
　　话说这吕雉呢，不仅是刘邦的结发妻子，同时更是一个拥有长远眼光和铁手腕的政治家，她深知国家此时面临的困境。面对病床上弥留之际，但意识尚清醒的刘邦，这吕雉没等刘邦开口，就饶有深意地问刘邦：“现在丞相萧何善于治国理财，可他死后，谁能接任呢？”
　　刘邦嘱托道：“曹参可继任，曹参后有王陵、陈平。”这样的一问一答看似简单，其实背后大有深意。
　　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西汉，丞相主要辅佐皇帝处理军政大事，在治理国家中扮演着至关紧要的角色。这吕雉表面上问的是丞相的继任问题，实际上问的是治国的方针路线问题。
　　这时的刘邦经过反思治国的成败，已经认识到，坚持“与民休息，轻徭薄赋”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因此，刘邦推荐的这些继任的丞相——曹参、陈平和王陵都信奉黄老思想，主张不扰民，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刘邦把曹参等人作为丞相的继任者，无疑是透露了一个强烈的信号，那就是要坚持“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