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西尧：珞珈山下的热血岁月

编者按：两弹元勋刘西尧于2013年8月24日逝世，享年97岁。习近平、周永康等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对他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并送花圈。刘西尧1934年考入我校，是前教育部部长，革命家，政治家。为纪念这位杰出校友，本报特摘登他的回忆文章。

欲进又徘徊

高中毕业后，在武大当教授的伯父刘秉鳞想要我做他的儿子（他们没有生育，只抱了个女儿，叫刘保熙），要我考武汉大学。第一次没有考上，通过伯父的友人、南京大学一位友人、南京中央大学一位姓曾的教授的关系到中央大学旁听。我的同学瞿毅、汪灼华都在中央大学就读，住在中大学生宿舍，我们来往更密切了。一天，汪、瞿拿了两本马克思主义的书来找我，一本是普列汉诺夫的《史的一元论》，另一本的名字忘记了，好像是布哈林的一本名著。他们要我参加读书会，我有些犹豫，说让我考虑考虑。我清楚他们要指引我走什么路，我也认为应该走那条路，但是我问自己，能经得住严峻的考验吗？反复思考了半个多月，我下了决心，去找汪、瞿，却见宿舍的门上了锁，隔壁同学说，不知哪里去了。后来，我曾在内桥北头遇见汪灼华和一些人迎面走来，因为已经互不知底，没有打招呼；那时正值我党地下组织遭受严重破坏。

1934年夏，我考入了武汉大学物理系，当时能上大学的人不多，全校只有600多人，物理系还算人多的，我那个年级也只有7个人（工科学生比较多些）。我因为身体不好，怕体检不合格，两年都只报考了先考试录取再体检的武汉大学。其实录取后经过体检，并没有什么病，是思想苦闷使我长期自己觉得有病。因为我在钟英中学高中六个学期，每学期成绩平均分都在85分以上，因此申请到了上海资本家王伯元的奖学金，每学年300元。王曾到南京召见过我，他注重人才，是什么打算就不知道了。我在武汉大学的费用全由伯父刘秉麟负担，这300元奖学金就都给家里，作为补助哥哥在上海光华大学的费用。私立大学学杂费都高，他花销也大，听说他在上海主办演进步戏，还赔了钱。参加演戏的还有康庄，即后来外交部的康岱沙。为了帮助我哥哥还钱，我还向武大同学朱九思借了100元，他可能误以为是组织上要用，很慷慨，这笔钱至今未还。我在武大时，伙食加零用钱每月不过十二三元，还有剩余；我的零用钱就是买鸡蛋和橘子。那是谷贱伤农的时代，1元钱买100多个鸡蛋，当时时兴早晨空腹喝生鸡蛋来养身体。伙食是学生自办，由学生推选出来的人负责管理。一个月交8元伙食费，还可以退回1元多；中晚餐四菜一汤，两荤两素，星期天还加一个菜，红烧蹄膀或清炖鸡。

武大山清水秀，风景迷人。伯父积极要我进武大，一是他没有儿子，想要我过继给他；二是怕我到北平上学被赤化，他希望我走他们的路，出洋留学，平步青云；其实有很多当时出洋留学的人，后来也都变“红”了。我的心已经不可能被他们的希望拴住，我深深地陷入苦闷之中，夜晚常到东湖荡舟解愁。读完大学一年级，碰上国民党于当年开始的大学生暑期军训，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亲临训话，军训中国民党大肆拉拢、收买学生。这期间为了伙食问题闹了一次风波，我还当了代表。后来发现闹风波的另三位代表都被拉进了复兴社，并逮捕了一个据说有共产党嫌疑的同学程彦况。所有这些，更加深了我的苦闷。军训结束后自觉有病，申请休学。正是我在家休学的这一年，红军胜利地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轰轰烈烈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在北平爆发；我不再徘徊了。后来写了一首《秦淮岁月》：

北阀烟消白下停， 六朝盛地又称京，

乌衣巷口闻歌舞，玄武湖中采绿萍。

三省沦亡识暴主，两江喋血知红星，

雨花滋润禾苗壮， 辞别秦淮破浪行。

珞珈山麓密扬波

响应北平“一二•九”游行的学生救亡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后不久，我和就读于金陵大学的原钟英中学进步同学胡笃弘等一道参加了南京的救亡运动及秘密学联的一些活动。1936年8月底回武汉后，与武汉大学秘密青年救国团（简称武青救，是武大在“一二•九”运动后组织、和全国秘密学联有联系的）接上了头，参加了该团和武汉秘密学联的活动。武大那时的政治空气和休学前不同了，有了进步大学生地下组织即“武青救”和公开合法的学生会。国民党的复兴社、CC也在校内展开了活动。听说，他们为了控制进步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始也参加了武汉学生响应北平“一二•九”的运动，而且一度在临时学生会中占主要地位。但是他们被真正的人民抗日洪流吓坏了，很快就丧失了领导权。复兴社、CC分子中，有一些人道德败坏，如CC头目周文化办了一年学生伙食，就贪污了一件呢大衣，全校皆知（此人后来当了汉奸，任过孝感县伪县长，解放后被中南公安部逮捕枪毙）一年级时我和同寝室的一个同学，参加复兴社不久就得了下疳。因此，用功的同学自己不愿当代表，也不愿选CC、复兴社分子当代表；尽管CC、复兴社的几个头面人物还能控制他们所在的几个班级，但在其他班级，他们很难当上代表。这样，就使我们和我们的同路人在学生中始终处于多数地位。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员中也起了些变化，我后面要提到的杜时效就从国民党员变成了共产党员。经济系一年级的班代表罗竞华，是有国民党背景的，但她是一个抗日救亡的积极分子，常来找我；她还参加了我们在卓刀泉办的农民夜校的工作，开了珞珈山上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合作进行抗日活动的先声。当时，一位支部委员还怕我被她“迷”住，曾警告过我，我笑笑，心想送上门的工作为什么不做？我当时在武大一心想的就是抗日，根本没有想过恋爱问题。“文革”中，这位支委在中国科学院工作，我才知道他在北方就入了党，因身份暴露，才逃到武汉上武大的。1994年5月我回母校看望时，陶德麟校长告诉我，罗竞华和丈夫王国琦在台湾给母校捐款300万元台币，作为励才奖学金。几年前，罗带着她的女儿回母校，我去看了她。前些时听武大校友会张怀群讲，她已辞世了。

复学后，我已无心读书，从物理系转到数学系。那一班只有3个人，每周只有7个小时的必修课，使我有时间进行秘密活动和阅读有关马列的著作，休学期间和这段时间，是我读马克思主义书籍最多的一个时期。李达的几本著作，对我系统地了解马克思主义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后来在武大图书馆借到了一本英文的《列宁选集》。回武汉定居后才知道，李达因为对毛主席的实践论有不同意见，在东湖和毛主席辩论过，并且他不赞成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顶峰的提法。“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被抛出来批判，迫害致死。

开学不久，武大青年救国团负责人李汝俊（即理如军，现在四川）北上找党，把他担负的总务干事的工作交给了我。负责武汉秘密学联工作的李厚生（即李锐）、王国瑞（即杨纯）在双十二事件时，公开在武大合作社开怀畅饮以示庆祝，引起注意，在学校待不住了，也北上找党，把武汉秘密学联的工作也交给了我和另一位同学朱九思。1994年我回武汉定居，才知道当时李锐、杨纯身份暴露，幸有王星拱保护才未被捕。王星拱曾找他们谈过话，要他们不要那么暴露，学校当局不好办。以前我只知道国民党军警要进校捕人，他们躲避开了，校方以高等学府不让军警进来为由，挡住了国民党军警的搜捕。我们在汉口有两个秘密关系，一个是生活书店的顾一凡，一个是通过李均平在城里教会的关系，我主持的武汉秘密学联的几次会议都是在一个教堂里开的，具体地点记不清了，好像是司门口附近的那个教堂；每次都有两位二女中的同学参加，我只知道她们都姓胡，像是两姐妹；我们都很注意保密，不问对方的情况。

我也要找党，但是不打算离开武汉。我认为有党的地方，不缺我这样的人，我应该就地闹革命；这是对我一生具有关键性的决定。那时政治情况复杂，我也有所知晓；有一天，同学谢文耀找我，说有一个姓甘的人，去过苏联，与党失去了联系，约他一起组织一个党小组，将来再设法和党联系；我因不摸底，就说怕“接错了根”，回绝了。这两件事使我的入党时间推迟了。对当时的慎重，我并不后悔。我在申请入党时写的自传上写了这件事，后来郭述申告诉我，那位姓甘的曾经向国民党自首，他组织的成员，中共湖北省工委经过审查才个别承认。最近得知，谢文耀因为这段历史在抗战期间被怀疑为托派，受过审查。

回武大后，我审时度势，觉得不能再沉默。为了尽快掀起抗日救亡的热潮，我领衔贴出了呼吁团结抗日、动员全民族抗战的十人大字报；我的政治面目公开了，全校师生都大为惊讶。这时伯父要找我谈话，我没有去，不知要谈什么。我们通过武汉秘密学联，组织了宣传团结抗日的全市学生大游行，后在武大办了游击战训练班，请了刘季平来讲课（他是刚从国民党监狱里放出来的，自称长期住在一个古庙里），我们还在卓刀泉附近办了农民夜校，面向农村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当时，各种政治观点在武大展开了斗争。我们先后请了董必武、沈钧儒到学校演讲。在武大小礼堂，董必武讲的是“开展敌后游击战争问题”，进一步加强了我要求去农村准备开展敌后游击战的决心。（后来看到武大小礼堂门前的介绍上写的和我记的不一样，好像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董老当年在武大讲了两次，可能第二次讲了这个问题，因为都是当时最重要的问题，董老第二次到武大时，我已离开武汉）。我去请沈钧儒时，他正患感冒，他的女儿劝他改期，他说：“他们（指武大同学）都在等着我，怎么能不去？青年人热气腾腾，我去讲话，一兴奋，感冒就会好的。”他坚持当晚带病和我一同到了武大小礼堂。我们的对立面请汪精卫去讲了一次，我特地站在后面听了一会儿，真是名不虚传：“哗众取宠，言之无物。”学校当局也请陈独秀讲了一次。最近从陶德麟口中知道王星拱与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的旧交，王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掩护过陈独秀；解放后王一直住在上海，因肺病逝世，当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送了“一代完人”的挽匾，这是前些时侯杰昌告诉我的。我的活动引起了反动分子的敌视；我选修的第二外语是德语，德文教员（德国人、法西斯分子）借题寻衅，以我旷课多为由，在课堂上指着我大骂，不准我再上他的课。

加入中国共产党

9月底的一天，陶铸到珞珈山找我，要我开一张可以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进步同学的名单。我列了七八个人的名字，并写了自己的入党申请书，交给陶铸。陶铸问我，是不是多了，我说他们都不错。后来，这几位同学都分批入了党。1937年10月2日，小黄（即杨学诚，小黄是他当时的化名）来到我的宿舍，我和我开的名单中的两位同学（大概是周继颐、李昇震）自己画了镰刀斧头的党旗，在小黄的监督下举拳头、念誓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小黄宣布，我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没有候补期。每年我把这一天作为我的第二生日。

北平南下学生大批进入武大后，武大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支部，南下学生李声簧任支部书记，郭佩珊、谢文耀分任组织、宣传委员；我编入了以南下学生冯珍为小组长的党小组，在武大学生宿舍后山开过几次小组会；据说冯珍后来脱党了。“文革”中有人说我是假党员，那位当了支部委员，在武大曾和我同住一间学生宿舍的同学当时在中国科学院，大概被“文革”吓怕了，对我是不是党员，出尔反尔，不敢证明；惟有冯珍（当时在财政部工作），造反派去找她时，她一见照片就肯定我是党员，并证实了我们在学生宿舍后山开过党的小组会；针对“造反派”的责问，我坚持说，她自己是南下的党员大学生，又是女的，如果不是党的关系，不会认识我；在当时的形势下听到这一情况，我很感动。党支部成立后，我对学校里的事就很少过问了，一是因为有了党支部，二是我的心已经不在学校了。那时日寇正在进攻上海，我意识到当时的敌我军力对比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政策下，武汉肯定是守不住的，当时最紧迫的，就是要抓紧时间准备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我的大表哥方俊还记得他路过武汉到武大看我时，一起在东湖边散步，我向他讲了要去敌后的事，可我一点也记不起来了），因此，入党后，我就写了报告要求到将沦陷为敌人后方的农村去。党批准了我的要求，介绍我到七里坪农村工作训练班学习。1937年11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武大小礼堂正开青年救国团武大分团的成立大会，我望了望小礼堂的灯光离开了珞珈山。

（摘自《攀峰与穿雾：刘西尧回忆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2月。题目为编者所加）

刘西尧

刘西尧（左7）与同事们在观看导弹发射

http://news.whu.edu.cn/paper/?paperid=89&pageid=330

（稿件来源：武汉大学报第1316期  编辑：冯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