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怀念恩师刘涤源先生

作者：圯上老人 

我的老师刘涤源先生去世已经整整九年了。九年来，先生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我眼前，给我勇气、力量、激励和鞭策。我总想写点东西纪念一下先生，我想这也算是对先生一个不太正式的纪念吧。

坎坷人生

和中国许多高水平的知识分子一样，先生的社会知名度只算一般，与其学术成就极不相称。但是，在我国经济学家圈子内，先生则是公认的货币理论和凯恩斯研究权威，是国内能够贯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少数几个经济学大家之一。

先生1912年12月出生于湖南湘乡。1935年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开始其长达六十多年的学术生涯。1939年本科毕业后入法学研究部，在著名经济学家杨端六教授指导下研究货币理论，1942年研究生毕业。其硕士论文《货币相对数量说》25万字，将凯恩斯的“半通货膨胀论”同传统的“货币数量说”结合，摒弃充分就业假定，以就业不足、经济萧条为假定前提，提出了“货币相对数量说”。该论文获得当时国内最高荣誉的“杨铨学术奖”（杨铨即杨杏佛，曾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即民国时期的中国科学院院长）。1942-1944年任重庆大学银行保险系讲师。1944-1946年留学哈佛大学文理研究生院，研究经济周期理论，1947年底学成回国，担任母校武汉大学经济系教授。

1949年之后，先生开始研读《资本论》，实行学术思想的自我革命。但1957年还是被划为右派。  1957—1961年在湖北蕲春八里湖校办农场参加强制劳动，染血吸虫病，几次差点丧命。1961年1月至1966年6月一度解除“劳动”，调经济系任“编外资料员”。先生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写出几部经济学专著札记：《资产阶级利润学说选集》、《资产阶级关于“物质刺激”的资料》、《阿·马歇尔经济学提要》、《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科学抽象方法》、《“人民资本主义”批判》等共60余万字（后来陆续整理出版）。1970年监管加严，先生又被下放武大沙洋分校农场劳动。1978年秋，错案改正，先生重回经济系工作。

1978—1996年，先生出版经济学专著9部、论文90余篇。1983年与谭崇台教授合作，主编《当代西方经济学说》，全书49万字，是国内第一本系统介绍当代西方经济学说及其流派的教科书，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二等奖；1989年出版《凯恩斯就业一般理论评议》，全书38万字，1995年获国家教委优秀著作二等奖；1992年主编《反通货膨胀论：通货膨胀的理论与实践》，30万字，1993年获中国图书评论学会第七届中国图书奖，书中的许多观点在后来的《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得到体现；  1995年与人合著《垄断价格机理研究：垄断机构的理论探索和实证分析》，把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推向一个新阶段；1996年，负责主编国家教委重点科研项目——《凯恩斯主义研究》14卷大型丛书。

1997年12月1日，先生因病去世。

丰硕成果

1949年之后，先生真正安定下来从事学术研究大约20年，如果历史能够假设的话，先生的学术成就将不可限量。在我看来，先生实际的学术成就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关于货币理论的研究。除了硕士论文《货币相对数量说》之外，先生还有与学生陈端洁教授合著的《弗里德曼及 现代 货币主义》、主编的《反通货膨胀论》等关于货币理论的专著，而且关于凯恩斯《通论》的《评议》也包含大量货币理论问题。这是先生最主要的学术成就。其中，我尤其推崇先生的“货币相对数量说”。事实上，复旦大学叶世昌教授编著的包括管子在内的《中国货币理论史》一书中，写进中国货币理论史而当时还在世的只有三个人：刘涤源、滕茂桐和薛暮桥，先生被列进去的原因就是“货币相对数量说”。

二是关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研究。1989年出版的《凯恩斯就业一般理论评议》，是先生集数十年心血而成的高水平学术著作，全书38万字,被学术界认为是迄今为止对凯恩斯就业一般理论最系统、最全面、最深入细致的研究，不仅为研究凯恩斯，也为研究西方经济学提供了典范，“是一部研究西方经济学有开创性的著作”，“没有刘教授本人思想、成熟的观点和对国内外新出现资料的基本把握，是难于完成的。”先生主编的“凯恩斯研究大型系列丛书”，至今仍然是国内关于凯恩斯主义最权威、最全面、最深入的研究。

三是关于垄断价格机理的研究。先生与人合著的《垄断价格机理研究：垄断机构的理论探索和实证分析》是先生最后的学术创新成果。学术界普遍认为，先生提出的垄断价格理论，发展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上海财大 程恩富 教授把这一成果收入了其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吴易凤教授认为该书“作出了系统而科学的肯定回答，从而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学术研究上作出了十分可喜的新贡献”，“是刘涤源教授在学术上执着追求、锲而不舍的集中反映。”其实，先生关于垄断价格的理论是先生几十年研究《资本论》的结果，在本书出版之前，曾经和我进行过多次交流。我认为这个理论成果还只是初步的，可以用对策论进行更严格的说明，那样的话，学术意义将是革命性的。

高尚人格

我原本是学数学的，虽然早闻先生大名，但真正和先生近距离接触是我读博士的时候，那时我26岁，先生差不多80岁。先生给我的印象总是那么慈祥善良，那么和蔼可亲，那么坦然正直，那么虚怀若谷。在我心目中，先生永远是一个笑眯眯的、可爱的老头子，是我可以依靠的大山，是对我无所不容的大海。

武汉大学曾经是国内西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重镇，集中了一大批1949年之前留学回国的“老海龟”：从哈佛回来的张培刚先生（虽然早已调入华中科技大学，但仍然常到武大讲学，在我辈看来他仍然是武大人）、吴纪先先生、刘涤源先生、谭崇台先生，从耶鲁回来的李崇淮先生、周新民先生，从威斯康辛回来的朱景尧先生，还有我忘了从哪个学校回来的王治柱先生。张培刚先生和谭崇台先生主要讲发展经济学，刘涤源先生主要讲凯恩斯主义研究和货币理论，吴纪先先生和周新民先生主要讲世界经济，朱景尧先生主要讲国民收入核算和国际经济比较，王治柱先生主要讲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李崇淮先生主要讲国际金融。如此整齐而超豪华的整容，国内除了北京大学经济系外，没有一所学校能够比拟。可以说，这些老先生个个都是人品高尚、学识渊博的长者，能在这样的学府学习，是人生的一大幸运。所有老师都对我学业的长进提供了有益的指导和帮助，但对我影响和帮助最大的还是刘涤源先生。我时常为自己能够在刘涤源先生这样博学厚道的老师门下学习感到十分幸福。

刘先生是个追求真理的人，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见解，绝对忠于自己的学术良心。谭崇台先生曾经跟我们说，刘涤源老师反通货膨胀坚持了一辈子，做学问就要像刘老师那样不受政治气候影响，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见解。先生是个“真”人，毛泽东时代被认为有点“右”，改革开放时期被认为有点“左”。我算个直人，比先生还差一撇一捺。尽管我非常尊重刘先生，但我还是经常和先生争论一些学术问题。先生经常鼓励我和他讨论甚至争论问题，而且总是笑咪咪地听我在他面前“大放厥词”。也许正是这样，我们教学相长的效果非常好，而且感情也因此不断加深。先生总是把我的好问及争论当做好学的表现，所以先生认为我是个很谦虚好学的人，鼓励我还要狂一点，要有向任何学术权威挑战的信心和勇气。我和先生争论的多数问题最后基本取得了一致，我也因争论弄懂了很多东西，包括《资本论》。我以前对《资本论》不是十分懂因此也就对它不太感冒。在和先生争论的过程中，我发现以前的政治经济学老师本身也没弄懂《资本论》，他们没有搞清楚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非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没有讲清楚价值是怎么转型为生产价格的。我是听先生讲垄断价格理论的时候，悟通“转型问题”的，而且我比先生还超出了一步，用简化的对策论模型严格证明了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刘涤源垄断价格理论的正确性。我觉得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讲的生产价格理论其实就是西方经济学的均衡价格理论，在这里，我们也找到了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相通的地方。但是，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了从全社会宏观上讲，生产价格总和等于价值总和，把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推广到资本主义，并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秘密——剩余价值的生产。可以说，我是跟刘先生学西方经济学的时候学通马克思经济学的。开始我还觉得有点得意，后来转而一想，其实这是再应该不过的了，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产生于西方社会而不是延安窑洞的文明成果。前几年，我参加中央调查组开展“新时期怎么理解劳动价值论问题”调研的时候，几乎所有学习政治经济学和研究《资本论》出身的人，为了论证“三个代表”说法的正确性,异口同声地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已经过时了。我进一步确信，刘先生和我才是马克思经济学的真正传人。

我和先生在两个问题上的分歧，一直到先生去世的时候，也没有取得一致。一个是关于先生本人学术成就的看法，先生不认为“货币相对数量说”是最重要学术成就或最重要成就之一，而我对它评价甚高。我一直怀疑先生是因为历史原因而心有余悸，不敢承认自己纯西方学术范式研究成果的价值。另一个是对于理性预期学派特别是卢卡斯学术地位的评价，先生是比较看低他们的，而我是比较看高他们的。到1995年卢卡斯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先生笑着对我说：卢卡斯的东西真有那么高水平吗？政策结论明显不对呀！我想，要理解卢卡斯的理论模型和政策结论大概已经远远超出了先生的数学水平，要强求先生理解或说服先生是很难的，我只有搁置争议。但当我告诉先生我可以用简化的对策论模型证明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和先生本人的垄断价格理论时，先生的眼里顿时放出光芒，说数学还真有用。

我属于不喜欢掩饰因而很容易遭到嫉妒的那种人。以我的经验看，当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多数六十岁以下甚至部分六十多岁的人都会把我当作竞争对手而嫉妒我，因为在八十岁的老先生看来，我和他们都是老先生的学生，属于师兄弟关系。由于刘先生也经常不掩饰他对我的喜欢，所以，我经常会莫名其妙地得罪了人而不自知。

在我离开武汉大学去清华大学工作的时候，先生拿出他留学回国时买的两套回国后一直没有机会穿的燕尾服，一套送给我做纪念，一套留给他儿子。在先生去世之前一个月，先生把他的成名作，中华书局1947年再版的《货币相对数量说》寄给了我，还附了几张照片。我当时一点也没有意识到先生那么快就会走了。我后来想，也许先生对自己不久于人世早有预感，也许先生其实也很看重那本书，认为它才是传世之作，只是不便明说罢了。按佛家传统说法，这本书实际上就是先生的衣钵。

往事悠悠,感激不尽，思念无限，不能尽说。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我说这些的时候，仿佛看到先生在天国对我微笑，安静而慈祥，饱含深情和希望。

http://finance.ifeng.com/opinion/xuejie/20090904/1195370.shtml

窗体顶端

（稿件来源：凤凰网站  2009年9月4日  本网编辑：冯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