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验珞珈山
朱玲近照
作者：朱玲
武昌珞珈山是我的母校武汉大学的所在地，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1978-1981年，我在那里读硕士研究生，从此实现了专门从事经济学研究的梦想。此前，我曾为中断学业上山下乡而痛苦，也曾因得不到工农兵上大学的机会而伤心。对知识的渴望和对命运的不甘，曾激励着我在工余饭后、夜半黎明自学不已。那份坚韧执著的追求、那种自强不息的劲头，虽然可以令自己受益终生，但这种经历毕竟伴着苦涩带着压抑。正因为如此，武大的接纳，使我如同小溪奔流入海一般欢快；落脚珞珈山，对于我恰似如鱼得水一般舒畅。进校之后，学业中有良师益友，生活里有七彩时光。在武大学习的三年，留给我的记忆至今依然是丰富充实的日子、无忧无虑的岁月。
一晃20多年过去了，我的硕士生导师曾启贤先生已经故去，当年的同窗也天各一方。此间我曾3次回武大，每次都是下乡调研途径武汉，禁不住对母校心向神往，于是便抽空顺访珞珈山。第一次是在1992年夏季，完成以工代赈项目田野调研之后，从四川万县乘船顺长江抵达武汉。在湖北省交通厅招待所安顿下来，我就和一起出差的同事到武大樱花大道走了一圈。第二次是在1998年初冬，我随中国社科院课题组做洪灾调查，初到武昌下榻东湖宾馆。晚上散步看到湖对面灯火辉煌，一问才知那就是武大，心中顿生一种奔向对岸的渴望。次日请假2-3个小时重温了徜徉珞珈山的乐趣。到校园先找到经济系的伍新木老师，他在我学位论文答辩的时候担任答辩委员会的秘书，后来又与曾老师成为忘年交。所以，那次和伍老师一起散步也是想再次详细地了解曾老师逝世前后的情况。第三次是最近的事情。2004年4月中旬，我和同事们去湖北农村做合作医疗保险试点调查，计划在武汉停留一昼夜。为了能再看看母校，特意住在名叫珞珈山庄的武大招待所。
进住珞珈山庄已经将近下午2点，4点来钟要去省卫生厅接洽，一看还有可以利用的时间，就赶紧给留在武大任教的同班同学颜鹏飞打了一个电话。老颜一贯好脾气，虽然还在午后小憩，接到电话很快就赶来了。他烟酒不沾擅长健身活动，上学的时候早餐前翻单杠，晚饭后散步。遇到雨天，他便穿上胶靴打着雨伞在校园里溜达。带着这份自信他曾跟我打赌，如果我能赢他一局克朗棋，他就跳到写字桌上去。没想到我竟真的赢了，老颜拗不过一群女生起哄，几步助跑就轻盈地落到桌面上。现在当了教授的老颜看起来还像20多年前一样身手敏捷，除了持续健身以外，可能还得益于满目青翠的珞珈山风光和平静稳定的教研生活吧。当然，珞珈山风光与我们当学生的时候相比变化良多，似乎少了些野趣，多了些工业化的雕琢。一些夹杂着野草的小径消失了，代之以铺满了地砖的人行道。遇到人行道较窄的地方，往来频繁的汽车不仅携带着嘈杂，而且还动摇了我漫步校园时固有的安全感。这也许正是人类为了生活方便所付出的一种代价。
出了珞珈山庄就能看到一组被称为工字楼的建筑群，学校行政办公楼恰似那“工”字中间的一竖。楼前的平台和台下的操场既是散步的好去处，又是学校举行大型庆典的地方。据说，毛泽东主席曾在此会见过武大师生。我们班的同学在校时也常到这里来，因为经济系资料室和办公室就在这组建筑群的西南角。加之行政楼脚下就是学校的收发室，大家为了尽早取信，下课后也免不了要顺便到这里转一转。如今电话和移动通讯普及了，收发室可能不再有那么多人光顾了吧。学校的操场不止一个，在我的印象里，一东一西两个大操场除了冬季以外总是绿草茵茵。平日里读书者、散步聊天的人、做操打拳和奔跑跳跃的运动健儿在场上各行其是、互不相扰。盛夏的黄昏，草地上布满或躺或坐放松身心纳凉的青年才俊，姹紫嫣红的短衫长裙就像绿毯上点缀的朵朵鲜花。现在操场的跑道改造成塑胶材质的了，修剪整齐的绿地似乎也收缩成一片娇嫩的小方格，精致得令人难以亲近。
绕过绿地、穿过大操场就到了以圆屋顶为特色的教学楼，这是我们进校前参加复试和进校后时常来听课的地方。记得我第一次找到这里时曾向一位精神抖擞的小伙子问路，开学后发现他就是同学刘启明。他现在湖北省委党校工作，不知道是否还像在我们班上那样调皮淘气。那时候，他常能在课余时间出人意外地抖出笑料来。与他同属经济思想史专业的汤一溉同学参观博物馆时，曾经对着橱窗里的文物抒发感慨，开玩笑说人类的历史就是坛坛罐罐的历史。次日上课前，刘启明不仅把这话写在黑板上，而且还配发了漫画，在罐子图形上几笔勾勒出汤一溉的眉眼特征，把大家笑得前仰后合。如今汤一溉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的副主任，也许每当他参观博物馆的时候都会想起青年时代这愉快的一幕。
“圆屋顶”前的一小片空地，是大家课间交流信息的场所，在这里听到的故事很多，其中最难忘的是杜昌祚同学丢皮鞋的事情。那个年代曾经流行男式三接头皮鞋，我们班好几个男生都请来自辽宁的何剑同学代买过。山东大汉杜昌祚买了这样一双鞋却舍不得穿，我知道后就用机器闲置会产生资本无形损耗的道理劝他及时消费，可是他打定主意回家探亲的时候才启用，别人也就不好说什么了。新学期我俩刚见面，他没说几句话就用胶东腔痛心疾首地讲起来：“朱玲呀，我真后悔没听你的！我那双三接头皮鞋在火车上丢了！这鞋穿起来真舒服，在家穿上就不想脱了。回来在郑州转车的时候我占了一个好座位，心里一放松，脱了鞋脚蹬到对面的座位上就睡着了，醒来一看我的鞋不见了，脚底下是一双破皮鞋。这鞋号码太小我还穿不上，只好趿拉着鞋，一个一个车厢找那个在我旁边坐过的人。从前往后都找遍了也没找到。幸亏碰上咱们经济系的几个大学生，借给我一双球鞋穿上。”我一听就笑得差点儿流眼泪了：“那双破皮鞋呢？”老杜似乎对我的反应熟视无睹，认认真真地回答：“我穿上球鞋就把它扔了！”为这事老杜后来还讲过几次，只是一张嘴多半就免不了被恶作剧的同学搅扰。我曾见到他刚开始痛心地讲述，卢建同学便不管不顾地大声念叨电影《祝福》里头祥林嫂的台词：我真糊涂，怎么不知道屋后有狼，不该让阿毛在那里剥豆……。这个故事可以说是当时物资尚且匮乏、个人手头都还不宽裕的一种反映。杜昌祚毕业后回了山东，现在成了省统计局的局长，也许再也没有机会经历这样的遭遇了。
从“园屋顶”向西走就到了被称为“老宅舍”的学生宿舍。老宅舍层层叠叠依山势而建，看起来雄伟壮观，住在里头可并不怎么舒坦。我和世界经济专业的宋玉华同学曾在顶层一间朝西的房子里住过一年，狭窄的空间夏热冬寒，因此我尽可能到室外活动。宋大姐现在浙江大学当教授，1978年她是作了引产手术来上学的，这使我每每回想起来就对她坚定的意志和强烈的进取心敬佩不已。她患有神经衰弱，睡眠质量差，碰上我这么一个早起晚睡的人，可就遭了殃。好在后来学校把研究生都集中到西操场附近的一个宿舍楼，为女生宿舍在三层西面打了一个隔断，我俩都通过自由组合找到了作息时间大致相似的伙伴。我这次漫步老宅舍平台，看到下面那间曾经住过的房子，一面凭栏留影一面在心里暗暗对宋大姐深表歉意。
平日里老宅舍的顶层平台既是学生晾晒被褥的地方，又是大家散步聊天的场所。酷暑时节，受不了室内闷热烘烤的学生们还在此过夜。这种建筑设计既节约土地，又方便人们交往。平台南端有两间屋檐翘起的小房子，记得那是学生会的办公室，里面装有广播设备。有一天，一些学生在那附近遇到歌手关牧村，热情地请她唱了两首歌。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一到吃饭的时候广播里就传来她那浑厚悦耳的歌声，那段时间校园里几乎人人都能唱几句“吐鲁番的葡萄熟了”。老宅舍属于以图书馆为中轴顶点的一组建筑群，建筑群的西北角属于外文系，东北角的建筑是数学系的地方。这次看到数学楼东面的空地上筑起一座闻一多先生的头像，那神韵颇似贝多芬晚年画像中那样个性迸发。这座塑像之所以置于此处，是因为数学楼原先是文学院所在地，闻一多先生曾担任该院院长。我上学的时候认识数学系的两位女硕士生，她俩一直在老宅舍住到毕业，与研究生楼这边的同学们交往不多，临毕业时我还和来自生物系的舍友小匡一起给其中的一位搭鹊桥。可笑的是，与此事相关的每个参与者都不想花费时间，结果不到两天事情就不了了之。外文系那边的平台人气很旺，吃饭的时候不仅有他们本系的学生聚会，而且还有外系的学子端着饭碗游荡。原因很简单，外文系里无论那一个语种专业都有俊男靓女云集，用时下的流行话来说，他们特别能吸引别人的眼球。毕业前我们班一位男生相中了个日语本科的姑娘，两三年后与她在北京成婚。为此，我们几个在京工作的同学齐聚王府井大街的萃华楼饭庄，热热闹闹地庆祝了一番。
从老宅舍平台上去就是图书馆大门前的空地，曾记得那里常有学生伸展肢体或极目远望以便缓解阅读的疲劳。每次开馆前，图书馆大门口都拥挤着一群准备占座位的青年男女。门一开，有的人像小学生分发作业本那样把几个书包逐一甩到阅览室的长条桌上，有的人迅速奔向报架，抓起1-2个报纸夹子再冲到座位上。阅览室的桌椅古朴美观又实用，坐在那里阅读和写作往往很快就进入忘我的境地。图书馆建筑群可以用“巍峨壮丽”来形容，初访武大的人几乎无不到此一游。有一天正在阅览室漫游书海，忽听有人朗声宣布：“请大家注意！语言学家王力先生来我校讲学，今天参观图书馆，顺便来看望同学们！”抬头看到一位老者在校领导的簇拥下正在向大家微笑，想必那就是王先生了。他是著名的北大教授，我们中间不少人都读过他写的书，因此响遍全场的掌声饱含着真诚的敬意。王先生很谦和地说了几句勉励的话就离开了，可是他的到来越发使我们为武大图书馆的吸引力感到自豪。
1978年金秋，这个图书馆还曾带给刚进校的我一个巨大的惊喜。办完报到手续，世经专业的曹远征同学约我一起去图书馆看看。小曹现为中国银行国际控股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那时候他来自青海，我来自陕西，都在西安上过学，所以一见如故。站在阅览室门口观望了一番，我不禁赞叹了一句：“从来没见过这么美的图书馆啊！”小曹也有同感，我们边走边聊出了大门，就见一个小伙子从后面赶上来盯着我看，笑眯眯地问道：“你是朱玲吧？”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你是……”“王小凡！”天哪，这场面怎么像电影里的一样，我俩的手紧紧地拉在了一起。小凡是我姑姑的儿子，生长在乌鲁木齐，我们好多年没见面了。早先听说他1977年考取了一个学校，怎么今天到这儿来了？小凡告诉我，他对上次考试结果不满意所以没去报到，隔了几个月又考了一次，被武大生物系78级录取。小凡几乎是在“文革”中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没受几年正规教育，硬是凭自学实现了自己的志愿，我真为他高兴。进了武大他依然出类拔萃，被选为学生会主席，还提前毕业考取了留美研究生。这些自然是后话。当时我们在图书馆门前邂逅的情景，不仅让在场的小曹惊奇，而且后来也带给我们的亲朋好友长久的欣喜。20世纪70年代末，整个中国都处在拨乱反正、医治“文革”创伤的阶段，社会经济在起步改革的过程中酝酿着剧烈的转型，生活在其中的人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那些在万马齐喑的年代积蓄了知识的人，此时便奇迹迭出，一下子扼住了命运的喉咙。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社会这种内在的激励机制并非在每时每刻每一个事件上都起作用，但它表现出来的必然性总能给人以创新的希望，从而也就最终推动整个国家的进步。
从图书馆向西绕过外文系的办公楼，走学生食堂后面的坡道下山就到了一个三岔口。继续向西的道路正对学校现在的正门，比以前拓宽了许多，路北增添了地质学家李四光先生倚着小毛驴为武大选校址的雕像，看起来与周围的环境并不和谐。过去在我们眼里高大簇新的化学楼如今已显陈旧，我班同学常去吃热干面的小饭馆也早已不见踪影。遥遥望去，路南新建了几座教学楼。校门前还停着几辆中巴，老颜介绍说这是校内的通勤车，学生可以很便宜地乘车往返不同的教学区和生活区。我想这自然又方便又节约时间，只是我们上学的时候倒也没把奔来跑去当成负担，顺便就锻炼身体了。研究生楼里拥有自行车的人都算大富翁，历史系有位王性同学从西安带了辆破自行车来，常常骑了出去打探电影消息，很是丰富了大家的业余生活。那时候学校既无大门也没围墙，就像是东湖之滨的一个大公园。记得来武大复试的时候，我从武昌火车站乘坐12路公共汽车经过街道口汽车站，看到一座跨街而立的牌坊，上书“国立武汉大学”的字样，赶紧问售票员：“同志！我去武大，是不是坐过站了？”车上即刻有乘客安慰我说：“不用着急，还有两站地呢，终点就是武大！”现在的大门前有一个复制的牌坊，书写着同样的字体，只不过好像少了原物蕴含的那份厚重和沉静。学校大门前交通繁忙喧闹一片，我们一行在此和老颜挥手告别去省卫生厅，洽谈公事的时候我自然就把有关武大的回忆先搁在一边。
当晚返回住处，我又约了同事出来看看珞珈山的夜景，不知不觉就走上了樱花大道。这条路在老宅舍脚下，路边的樱花到不了4月中旬就开败了。记得每年4月初这里都繁花似锦游人如织，经济系77和78级本科生还在此组织过照相服务，用120相机给人拍照一次好像收费5毛或者1块钱。小凡和我做了一次他们的顾客，还笑嘻嘻地评论：“经济系的学生真有经济头脑！”如今，这两届校友里还着实出了几个企业家，不知他们当初可曾在那种季节性照相馆里实践过生意经。其实，那个年代里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都不从事商务活动，校园里弥漫着浓浓的学术气氛。
转向樱花大道西面的体育馆，从那里下坡继续往西北走，途经历史系办公楼，到达接近武大和水利学院交界的地方，就能看到当年的研究生宿舍。它虽然并非属于教学区，可是除了食宿娱乐，每间宿舍都有自习室的功能，在同学们撰写学位论文的时候尤其如此。冬天的武汉阴冷潮湿，出了太阳室外比室内还暖和。可是即使在雨雪交加没有取暖设备的日子，满楼的研究生也能一如既往地正常学习和生活。夏季的武汉素有长江边上的火炉之称，珞珈山一带闷热难耐蚊虫肆虐。当时我们尚未见过空调，电扇还是奢侈品。宿舍楼里男生差不多都打赤膊，女生着装也多袒露。我父母从通信中得知这些情况，特意寄来他们合作缝制的丝绸衣裙，叮嘱本人注意衣着庄重。可是无论怎么着装，都免不了遍体痱子痛痒交加。即便如此，同学们还保持着“心静自然凉”的定力，挥汗如雨依然读书写作和讨论，蒸笼天气照旧快快活活散步奔跑和打球。也许是大家相互之间的关照和砥砺凝聚成这种不惧酷暑不畏严寒的气势，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这些“文革”后重新获得学习机会的人们对祖国前途和个人命运的改变都怀有炽热的追求。我相信，对理想目标的持久追求必定鼓舞那一代学人在学业进取的同时锤炼自己的意志品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们的社会在推崇个性自由的同时也混杂着蔑视崇高理想的风气，市场化在提高经济效率的同时也携带了物欲横流的社会现象。正因为如此，我们研究生楼里充溢着的那种积极向上的精神才那样令人留恋。
还记得有那么一天，世经专业的陈继勇和左东官同学告诉我，他们宿舍的宫占奎住院了。老宫看起来高大结实，什么疾病能把他送进医院呢？他俩你一言我一语地回答，老宫是因为巴基斯坦总统布托之死生病的。看看他们不像是开玩笑，我的好奇心一下子就被勾起来了。次日清晨，我一边背诵着外语单词，一边悠悠荡荡地找到了学校卫生所的住院部。那是一座保留着木地板的精致小楼，老宫看到我一大早寻了来很是高兴，一面拿出些好吃的招待，一面耐心地回答我的问题，使我终于弄明白了布托之死和他生病的关系。那时候，我们班同学大多喜欢看参考消息报，老宫一直从中关注巴基斯坦时局。看到布托总统在政坛上输了，他惋惜不已；读到有关布托被判绞刑的报道，他彻夜难眠。他认为，这样对待政敌太不人道，布托总统夫人和儿女将为此痛苦终生。老宫思前想后感同身受，好几个晚上睡不好觉，以至于扁桃腺发炎乃至引发高烧，后经校医诊断住院治疗。前几年我和调到复旦大学做教授的陈志龙同学聊起这件事，他带着一连串的欢笑评论道，老宫心地善良，也是多愁善感。在我看来，老宫的故事乍一听有点儿离奇，可其中的缘由所包含的同情心不是令人肃然起敬吗？老宫后来到南开大学当了教授，我猜他的学生该有福了。
现在回想起来，人性中的真诚和善良、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和互助之所以在学校得以集中展现，很可能与那时候的学习生活相对纯粹有关。我们班同学喜欢“扎堆”，每逢国庆或是元旦都免不了凑钱改善伙食，听湖北来的同学说那叫“打拚伙”。每次打拚伙都是几个年龄大一点儿的同学负责策划，全班同学按照拟定的时间表和菜单分头行动。带着煤油炉来上学的宋玉华搬来了她的烹饪家什，家在武汉的陈恕祥贡献些炊具。孙健、田源与在职研究生张秀生和王林昌同学早就相熟，齐心协力从他们家抬来煤气灶具。邓瑞林和徐兴良等同学跑自由市场采购，煎炒烹炸的时候，动手能力强的陈志龙和杨永平等人一马当先。剩下些没有做饭特长的人，例如我和苗务生，就在打杂组听候使唤。做饭聚餐的地点在二楼洗漱间附近，有一次我一边唱着歌儿一边洗菜，遇到空间物理系的徐永斌同学。老徐是我们楼里的“活雷锋”，楼层断电、房间灯管不亮、个人的收音机或是录音机不响了，谁找他都会帮忙给修，在楼里人缘极好。那天他问知我在打拚伙中的角色就笑话开了：“嘿！大姑娘家的连饭都不会做，不知道害羞，搁这儿打杂还哼哼呀呀地唱！”我振振有词地回答：“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嘛！不会做饭有什么了不起？洗菜洗碗不也得有人做？”老徐一看我这么不堪造就只好作罢。前年他参加我班几个同学在中央党校附近“颐北园”餐厅的聚会，席间大家还忆起在学校打拚伙的情景。那虽然远不及下餐馆省事，可是同学们在分工合作中倾注了自己的感情，密切了相互之间的交往，最终挤在一起吃喝还分享了快乐的友情。毕业以后，徐兴良、邓瑞林和陈恕祥相继离世，加上进校一学期就逝去的胡洪宽，我们失去了4个同学。当年一起打拚伙的人马已经不可能重新聚齐，由打拚伙带来的享受自然也一去不复返，因此它才使我们如此深深地怀念。
当然，三年校园生活中值得怀恋的故事和人物远不止前面提到的那些，所有引领我们进入经济学之门的老师，都永远留在了我的脑海中。记忆最深刻的人当属导师曾启贤。他和汤再新老师是好朋友，前者在经济系分管研究生后者分管本科生，可二者的爱才之心都超越了双方的分工边界。无论是研究生还是本科生，只要有问题请教，他俩都会耐心指点，并且给予热诚鼓励。系里其他老师对学生的关爱也是如此。系主任吴纪先老师教授世界经济专业，早年曾就读于美国的大学。我们这些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想去留学，只要找到吴先生，他哪怕再忙也给认真写好推荐信。张培刚先生曾担任曾老师的硕士生导师，后来去华中工学院任教。当我们完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程之后，曾老师把张先生请来给我们启蒙微观经济学。他讲课深入浅出生动活泼，例如用连吃四五碗热干面的感觉讲解边际效用递减的道理，用湖北省以往填湖造地种粮的后果，说明什么是资源配置不当，等等。他边讲边写，板书入木三分；说到精彩之处还作图，曲线坐标勾画迅速，还不用米尺圆规。对我们进行宏观经济学启蒙的是刘涤源先生，他认为阅读英文文献对于做经济学研究至关重要，因此曾指导我翻译一些经济学英文刊物上的文章。周新民老师和谭崇台老师给我们讲授过专业英语。周老师讲英语用的课文是一篇法国经济政策评论，他总是通过提问的方式帮助我们理解作者使用的一些复杂的语句和关键词。例如，文章中有句话如果直译，说的是法郎变得强壮起来。周老师讲到此处环顾大家问道，“strong”这个词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宋玉华应声作答：“货币坚挺！”从此我就记住了strong的这种表达法，直到今天依然能运用自如。谭崇台老师对发展经济学感兴趣，所以带来的文献开宗明义就是区分“发展”和“增长”两个概念。当今年我国高层决策集团提倡科学发展观的时候，我们注意到，这其中的一些道理早在20多年前阅读的那篇文献中就提到了。现在看来，当年我们之所以能够在学习期间了解基本的研究路数，获得一些具有前瞻性的知识，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这样一批视野开阔、知识渊博和严谨治学的老师。
半个多月前的那个夜晚，对老师的怀念驱使我从研究生楼转回三岔口，进而奔向学校南部生活区。途经过去时常光顾的一个小邮电所，见它外貌未改，感到分外亲切。穿过马路爬上坡，看到附近数间破败的房子，我则惊异那里为何还没有改造。过去那是教师宿舍，经济系的郭吴新老师、李裕宜老师和陈华山老师好像都曾在这一带住过。记得第一次造访这里是陈继勇同学陪我来的，他现在担任湖北社科院的院长，当时准备研究苏联经济问题。我对苏联经济统计资料感兴趣，他就介绍我找陈华山老师帮忙。如今我对那些资料早已没有记忆，可是陈老师家里居住拥挤的场景还历历在目。走访他家以后，我注意到其他老师的住房也不宽敞。不过更令人难忘的是，老师们并没有因此而影响对教育事业的忠诚，他们诲人不倦的形象至今在我脑海里生动鲜明。走到曾老师住过的地方，我似乎遥遥望见他坐在屋外树荫下审阅同学们的学位论文。记得他对我们每个人的论文至少都读过两遍，每次读后都通过个别谈话指明修改的方向。酷暑天气里他连续审读过七八篇，接下来还逐一为我们组织答辩，以至于病倒住院好几天。
早听说武大教师的生活条件已经今非昔比，我深为之释然。如今我也为人师，生怕自己会随着生活的安逸而精神堕落，因此见到珞珈山才会不由自主地打开记忆的闸门。这些记忆几乎无不和美好的环境、快乐的集体、专注的求知态度和忠于职守的敬业精神联系在一起，因此我在回顾这一切的时候才意识到这表达的是自己内心深处的向往。记忆中武大师生的精神风貌，可以说是20多年前我们的国家即将腾飞时的缩影。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我们的社会日益走向丰裕，如何在变化了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保持和发扬以往那种健康积极的精神风貌呢？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社会成员深思的问题。（原载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简介：1951年12月生于宁夏银川。1981年在武汉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88年在联邦德国STUTTGART市HOHENHEIM大学农经系取得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国际农经学会2000-2003年期执行委员会委员，2002-2004年期亚洲奖学金基金会理事会委员。
2014年10月23日，朱玲再次回到武汉大学，参加第五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颁奖典礼暨2014年中国经济发展论坛。
2014年10月23日，朱玲再次回到武汉大学，在操场留影，右后方为当年上课时的教学楼。
2014年10月23日，朱玲再次回到武汉大学，背景为图书馆。
2014年10月26日，朱玲参加第五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颁奖典礼后，与张培刚夫人谭慧合影
（编辑：冯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