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治助力“治理现代化”

            常听基层干部谈论信访工作的“两难困境”：面对一些上访群众的极端行为，如果满足其诉求，又会催生更多极端行为；如果置之不理，又会积累社会矛盾、影响长治久安。处理也不对、不处理也不对，这种进退失据的困境，反映了基层治理的一个侧面。

　　其实，“两难困境”并不意味着左支右绌、没有出路。“枫桥经验”到今天依然历久弥新、充满活力，就是因为它注重运用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群众诉求合理的 解决到位、诉求无理的思想教育到位、行为违法的依法处理到位”，两难困境在法治框架内得到化解。可见，解开繁难复杂的基层治理方程式，“法治”提供了一把 钥匙。对此，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着重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遵守法律，带头依法办事”。

　　然而，现实生活中，一 些领导干部并不青睐法治方式。一些地方遭遇负面新闻，不问是非曲直，就火速撤换干部，以此平息舆论漩涡，但是时隔不久免职干部又官复原级，问责又如何能取 信于民？处理突发事件，只希望息事宁人，不顾合法与否，在“强者”“弱者”的概念下，主观偏袒一方，短期内纵能平息民愤，长远看如何树立法治权威？违背法 律的权宜之计看似高效，却将政府与民众的信任基础侵蚀得千疮百孔，无异于饮鸩止渴、养痈遗患。

　　面对治理中人情与法理的龃龉、利益与观念 的博弈、怀疑与信任的较量，如果法治既成为公民的行为标杆，又是政府的行政方式，那么政府公信就能在法治土壤上开枝散叶，大大降低治理成本。“温岭最牛钉 子户”事件曾经闹得满城风雨，当地政府既未诉诸暴力、采取强拆，也没有同意超越法律的拆迁补偿，最终“钉子户”与政府部门在法治框架内达成妥协。这一场 “温柔对峙下的拆迁变局”，演绎了一堂生动的法治案例：公民依法维权，政府依法施政，就能把对抗转化为合作，在矛盾中谋求善治。

　　尽管如 此，一些领导干部仍然痴迷于人治，在他们看来，法律程序限制太多，许多“急病”等不得慢郎中，不如人治那样灵活应变、及时有效。殊不知，“有治法而后有治 人”，法治所体现的程序正义，对于领导干部而言，是约束更是保护，是限制更是捍卫。曾在采访中听到一位县委书记坦言，“选人用人实现制度化，书记的权力是 小了，但是给我送钱送礼的人也少了，这对我是一种解脱。”也曾听到一位国企分公司的负责人感慨：“我主动请求上面派财务总监，虽然捆住了我的手脚，但是也 管住了我随意花钱，避免犯错误。”听听这些经验感悟，更能触摸法治所蕴含的治理能量，所释放的制度善意。

　　“中国的历史发展到今天，人治 的办法恐怕已经走到了尽头。”1978年全国政协会议上，一位政协常委的话振聋发聩。“规章只不过是穹隆顶上的拱梁，而唯有慢慢诞生的风尚才最后构成那个 穹隆顶上的不可动摇的拱心石”，这种风尚的形成，既有赖于庙堂之上的国家宣示，也需要每一位领导干部践行法治的共同努力。（《 人民日报 》 2014年10月30日   0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