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建议趁势出台强制执行法

“基本形成中国特色执行制度、机制和模式,基本解决执行难这一阶段性目标如期实现。”3月12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听取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首席大法官周强话音刚落,掌声响起。

执行工作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解决执行难是破除公平正义最后一道藩篱。如何把每一个判决都落到实处?如何把纸上正义兑现为真金白银?

最高法晒出一份成绩单:3年执结1936.1万件案件,同比增长105.1%；4.4万亿元执行款实际到位,同比增长71.2%；366万人迫于压力自动履行义务；1.3万人被判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基本解决执行难交卷了,成绩如何?今天,几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向《法制日报》记者道出各自的感受。

信息化破解执行难

江苏地处经济发达地区,是案件大省,也是执行案件大省,每年受理执行案件数量约占全国执行案件的十分之一。

2013年至2017年,江苏法院受理执行案件数量翻了一番,连续5年位居全国第一。

执行难到底难在哪儿?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夏道虎道出曾经的“四难”:人难找、物难查、协助执行难、财物变现难。

夏道虎坦言,仅以查人找物为例,面对每年都在增长的数百万件执行案件,要把被执行人的各种财产在全国范围内查控一遍,靠人力几乎不可能实现。

最高法抓住现代科技飞速发展的历史机遇,与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16家单位和3900多家银行业金融机构联网,覆盖存款、车辆、证券、不动产、网络资金等16类25项信息,对被执行人主要财产形式一网尽收。

“法官足不出户,轻点鼠标便可实现对被执行人银行存款、车辆等信息的查询,甚至冻结、扣划存款。”全国人大代表、广西林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黄超说,覆盖全国范围以及各种财产形式的执行查控体系的建立,在解决被执行人难找、财产难寻问题上取得重大突破。

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一名“老赖”去南极旅游,准备回国时,才发现自己上了失信人员“黑名单”,无法购买返程机票。最终,只能抵押公司3套房产,支付执行款后才得以回国。这是发生在河南的一起真实案例。

统计数据显示,党的十八大以前,全国法院年执结的被执行人有财产案件中,80%以上案件的被执行人存在逃避、规避甚至暴力抗拒执行的行为,自动履行的不到5%,消极等待强制执行的约占15%。

“打击失信行为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执行攻坚行动中的联合惩戒要机制化、常态化。”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科美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兼技术总监陈勇彪注意到这样一组数据:最高人民法院会同国家发改委等60家单位推进失信惩戒机制建设。采取11类150项惩戒措施让失信被执行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让‘老赖’过得舒坦,就是我们的耻辱。江西法院加大拒执犯罪打击力度,对失信被执行人形成合围之势。”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葛晓燕介绍说,仅去年一年,江西就对356名拒不履行判决裁定义务的被告人判处了刑罚。

3年来,各地法院因地制宜,积极创新对失信被执行人的惩戒措施,通过“抖音老赖”“老赖款手机彩铃”“老赖广告电子屏”等各种贴合当代生活传播方式的惩戒方法,增加被执行人的失信成本。

推动执行难立法

基本解决执行难这一阶段性目标如期实现,但切实解决执行难的大考才刚刚开始。

在全国人大代表、江西友达律师事务所主任冯帆看来,基本解决执行难更多的是通过3年攻坚,探索了一套规范执行工作的体制机制,锻炼了执行法官队伍,为强制执行立法提供了经验。

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巩富文认为,当前较为完善的执行司法解释体系已经建立,但存在效力层次不高、对相关部门约束力不够等问题,急需出台统一的强制执行法,规范执行程序,明确相关协助部门的义务和责任。

“破解执行难的关键在于顶层立法,让守信成为一种自觉。”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律师协会会长肖胜方认为,有必要从顶层法律制度设计入手,通过立法提高拒不履行判决的成本,迫使大部分当事人自觉履行生效判决,从根本上解决执行难问题。

除了法院自身原因外,社会诚信体系不健全也是执行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

如果能以破解执行难工作为契机,从国家层面完善公民“信用画像”,打造公民“信用身份证”,形成处处凭信用、事事看信用的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执行自然也就会变得不难。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董开军呼吁,信用建设重点是将失信被执行人信用联合惩戒纳入立法规划,增强信用联合惩戒措施的威慑力和可实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