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观察：如何靠近“理想“的金融监管体制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黄卓就两会金融热点话题接受海外网财经采访
海外网3月13日电 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变革现有金融监管框架问题被高度关注。政府工作报告里把“加快改革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制”作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第一要务。
实际上，金融监管变革脉络在2015年就初现端倪，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之后，各界就此话题广泛探讨，热度延续至今年两会。
结合2016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及各方表态，人民日报海外网财经对话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黄卓探讨金融监管的方向。黄卓指出，建立部门协调机制，避免监管空白和监管交叉是当务之急。
建立部门协调机制
2016年两会上，由分业监管向综合监管体制转变的共识已基本形成。代表委员纷纷建言献策，有的提议成立国家金融安全委，有的建议合并“三会”成立国家“金监委”，还有人提出合并“一行三会”成为新央行等。
面对综合监管的呼声，黄卓认为“内容大于形式”，无论采取何种职能设置，都必须建立起跨部门的协调机制。
“当前我们监管主要存在的问题有三个，一个是权责不清；第二个是分工不明；第三个是协调不够。”黄卓一语中的。
回望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变迁，“一行三会”本来是一家，1992年证监会成立，1998年保监会成立，2003年银监会成立，终成延续至今的央行负责宏观调控、金融改革和金融稳定，“三会”负责微观监管的分业监管格局。
然而，在多年的实际运作中，每个部门都需要承担货币政策传导、防范系统性风险和保证公平交易秩序三个任务，容易造成监管真空和协调失灵。
“我比较赞同北京大学黄益平教授提出的建议，建立三个委员会，货币政策委员会、金融稳定委员会和公平交易委员会”，黄卓表示。
2016年2月，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曾发表公开论文讨论建立“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组建“三个委员会”。
黄卓进一步阐述其分工，货币政策委员会主要负责货币政策的制定、实施和有效传导至实体经济，属于最宏观层面；金融稳定委员会主要是防范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比如说对杠杆率的关注，介于宏观和微观之间；公平交易委员会更多在微观行为监管层面，保障公平的交易秩序，保护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利益。
发挥法律示范效应
此次两会上，“严厉打击金融诈骗、非法集资和证券期货领域的违法犯罪”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成为公众热议的新话题。
其中，打击“证券期货领域的违法犯罪”格外引人关注，这与2015年间资本市场声势浩大的反腐风暴不无关系。曾经的市场监管者和主力机构成为反腐爆发的集中营，一方面证监系统在其中损兵折将；另一方面，证监会对于市场上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也空前高涨，一批违法违规行为和个人受到巨额处罚。
黄卓认为，对于资本市场的规范是此前被忽视了，资本市场是作为建设多层次的有效的资本市场的重要环节，整顿和规范证券交易秩序，打造公平的交易环境，符合国际趋势。
在解决途径上，黄卓强调政府监管部门的责任作为，需要建立长效机制，在立法、调查程序、多部门协调、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及民事赔偿等方面取得制度性的进步。
对于去年的“高调严打”黄卓有不同的看法，“2015年看起来好像很高调，那2016年怎么样？我们不能说一轮一轮的打击。很多时候我们关注问题的后续发展，但问题出来之前是有预判的。不能等到出问题之后再设小组制来解决问题。”
在投资者教育方面，黄卓认为监管需要在两件事上改进，一个真正是打破刚性兑付，让市场决定价格，只要没有系统性金融风险，政府应该从隐含担保中退出，尽量让市场决定价格，投资者自负盈亏。第二是完善金融证券领域的信息披露、司法审判、民事追偿、集体诉讼等制度，明晰权责，发挥法律的示范效应。
“这些年投资者教育一直在做，但是最受伤的每次都是普通投资者。很多时候他们没有从错误里面学到，正是因为对政府的期望太高。有时候是政府不应该干涉，也有时候是政府发出来一些错误信号，这两种情况都有。”黄卓补充道。
鼓励优秀人才进入体系
抛开“超级金融机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功能监管”等两会热词，一个国家的金监管体系能否良好运转，在黄卓看来，最后落脚点还是在“人”——需要建设最优秀的专业监管队伍，加强监管部门的专业能力。
当被问及“目前金融监管顶层设计欠缺是否与监管层专业水平不够有关”时，黄卓沉吟片刻，反问道：“你的对手是最优秀的人，如果没有最优秀的监管队伍，怎么去监管他们？”
现实情况是，我国金融监管队伍大部分是从体系内成长起来，日后职位变更也均在内部流转，背景较为单一，薪酬体系与业界也不可同日而语。
“可以考虑从学术界和金融界吸引优秀的人才”， 黄卓建议。
黄卓同时指出，在引入人才过程中需要配套相应的人事和激励政策，否则人事体制和激励机制两大问题势必会成为拦路虎。
借鉴别国经验也至关重要，“此前有一些跨领域引入人才的案例，但是没有形成长效机制。我们可以参考下美国等国家，在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在如何引入优秀人才补充研究力量方面，做了大量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