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葱“税”月的苦乐年华

　　忽然好想你，那青葱的岁月。虽然时光流走了20年，但回想地税局成立之初的那段苦乐年华，依然心潮涌动，回味无穷。
　　筒子楼见证的“税”月
　　20年前我刚参加工作。我所在的税务所，是一栋7字形的筒子楼，楼高3层。筒子楼建于上世纪70年代末，原本是为财政所办公和居住设计的，后历经1984年和1994年两次财税体制改革，到1994年8月，成为集财政所、地税所和国税所35名干部职工的办公、生活之处。
　　3个单位，大家济济一堂，包括家属在内有60多人。我们这些快乐的单身汉，只得三四人挤住在一个单间里。
　　这么多人共用一个公共厕所，排队上厕所是常有的事儿。当时乡镇没有自来水，我们要从水井里提水吃。炎热的夏天，正是西瓜成熟的季节，我们把西瓜买回来交给炊事员，他将西瓜装进装满清凉井水的桶里，浸上20多分钟，再取出来，用菜刀切成弦月状，然后招呼我们，“吃西瓜咯，冰镇西瓜！”大热的天，能吃上这样的清凉水果，极其惬意。
　　停电也是极平常的。夏天，每遇停电的傍晚，一桶桶清水被提到楼顶，倒在隔热的水泥板上，待蒸发的湿气上来后，一张张竹床搬了上来。几十号人，星月为盖，或讲税事，或谈农桑，或拉家常。卧看明月信步、星云飞度，耳听新闻八卦、古今逸趣，谈笑间酣然入眠。
　　艰苦的岁月，没有磨灭我们这些年轻税务人的工作激情，为了保证税款及时足额入库，我们更多地奔跑在聚财的路上。
　　为征税“喝”出去了
　　那年月，经济基础薄弱，纳税人自觉纳税意识还不那么强，办税服务厅还没成立，税务人员要带着税票到纳税户开票征税。
　　1994年9月，为了完成税收任务，我骑着破旧的自行车，沿着崎岖的山路，来到离税务所10多公里的蜡烛山铁矿收税，经过查看报表和账本，该矿8月份应缴纳资源税等地方各税3200多元，但1月～7月却累计有6000多元的欠税。
　　我跟铁矿分管财务的李矿长商量，让他无论如何挤点资金，把欠税和正常税款一并缴纳。李矿长让出纳开了一张3200多元的支票，缴上８月份的税款，但对欠税始终不开口。最后，他留我吃中餐，我推辞不过，再一想，还可以用餐时再和李矿长聊聊欠税的事，就留了下来，并婉言相告李矿长：我喝酒过敏。
　　这时，只见李矿长来了精神，声音洪亮：“前7个月的欠税是你前任留下的，想要我缴也可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喝一杯酒我缴1000元，喝完6杯酒，我立马把6000元的税款给你。”
　　听到李矿长这样和国家税款做“交易”，我心头不悦，本想掉头就走，但想到税收任务还没有完成，便硬着头皮说：“好，那我今天喝两杯，明天也来喝两杯，后天再来喝两杯，直到你把欠税缴清。”
　　李矿长不置可否地看着我，我端起一杯酒正要喝时，李矿长笑着制止了我：“你不是喝酒过敏吗，不用了，看得出来你很诚恳，我跟你开玩笑的，6000元欠税的支票，马上开给你。”
　　后来，这事儿传到了老所长的耳朵里，他批评了李矿长，还责备我说：“年轻人工作负责是值得肯定的，但也要注意方法，更要维护税务人员的形象。”20年来我始终遵从老所长的教诲。
　　与老所长玩“猫捉老鼠”游戏
　　说起老所长，年轻的我们对他是又爱又恨，他的节俭“抠门”是出了名的。
　　那是一个没有手机、QQ、微信等即时通讯工具的年代，BP机正大行其道，但BP机只能传呼，要想对话，还得拨打固定电话。不知从何时起，大家都有了BP机，于是，在办公室出现了排队打电话的现象，单位的电话费直线上升。
　　为了节省话费，老所长请木匠做了一个木匣子，把电话机机身连同按键一同锁上，钥匙随身挂在他的腰间，只留话筒在外面便于接听，要打电话得请他亲自开锁。老所长这一招可厉害，我们这些腰间别着BP机的年轻人，经常像闻到了腥却又够不着的猫儿一样，急得团团转。
　　年轻人就是点子多。这不，单位刚从省税校分配来一位小伙子，也不知从哪里学来的法子，破解了老所长的“神仙法”。像发电报一样，将话筒下面的磁头键连敲几下代表一个数字，然后暂停一下，接着再敲另一个数字。很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敲的电话号码是2036，我按照他的办法连敲2下，暂停；连敲10下，暂停；连敲3下，暂停；连敲6下，居然打通了……
　　木匣子使用后的第一个月，电话费还是居高不下，一贯节俭的老所长自言自语：“不对呀，木匣子的钥匙，我随身带着呀，怎么电话费还那么高呢？不行，我去邮局对一对账。”我们这群年轻人看他困惑不解的样子，躲在一旁坏笑。
　　虽然，我现在已成长为基层分局一名管理干部，也继承了老所长勤俭节约的习惯，但每每想到年轻时，与老所长玩那些“猫捉老鼠”的囧事，愧疚之余，仍忍俊不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