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裕校口述：我的家庭档案搜集整理生涯
口述 袁裕校 执笔 李慧学 程锡勇
编者按：为指导公众留存家庭记忆，树立良好家风，传承人文精神，湖北省率先开展了家庭建档活动，袁裕校就是其中的典范。他热爱家庭，醉心于档案收集，于2011年创办了个人家庭档案馆。他收藏的档案不仅反映了一个普通家庭的历史，更折射了社会变迁、人文传承。
我叫袁裕校，2011年在宜昌市点军区五龙村五龙河街创办了“宜昌市袁裕校家庭档案馆”，实现了我传承家庭档案文化、志建中国首个平民家庭档案馆的梦想。个中艰辛，殊为不易，既有我的矢志不渝，也有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但回首走过的艰难坎坷，我无怨无悔。
祖训家风的影响
1962年8月，我出生于湖北省兴山县风邑坪村。刚出生时，曾因难产“假死”，被抱到山坡掩埋时，一个过路的老中医发现我有微弱的脉动，我才被抱回得以存活。正因有这段起死回生的经历，我对人生之苦更坦然、对祖训传承更认同、对信念追求更执着。从小家里虽穷苦，但家教甚严，这对我以后参加工作、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下海、学摄影乃至致力建家庭档案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祖父袁之仕，一生在“苦”字上下功夫，只知勤做苦挣，点滴积累，但目不识丁，曾遭人奚落，因而他在家训中增加一条：“读书，学文化，不当睁眼瞎”。祖父很注重保留旧物，他把“不准丢弃任何使用过的旧物”也作为家训教育我们后代。父亲袁名龙，经历过新旧中国更替，年轻时两次被抓苦役，但始终不忘父辈嘱托，自学文化，新中国成立后成为银行干部。在工作期间，曾写了数十年入党申请书，因而要求子孙“学文化，一定要入党”，还定下了“身体好、不犯法、做点事、小心点”的新家训。父亲虽然仅是县简易师范学历，是山区最基层公职人员，但好收藏，尤喜藏书。他一生收藏的文物农家用品、书刊数以千计，仅画本便达2000余册（套），线装手抄本书1000余册，其中不乏善本、孤本。
我的成长受父亲的言传身教及祖宗家训影响至深。父亲对我坚持“只一子，要加倍教训”，既重学品，也重人品，管束甚严。小时候，祖训家风和棍棒常与我相伴，棍棒使我有敬畏之心，而无妄动之举，棍棒之外是谆谆教诲。记得当时不知道“苦工能恒”的道理，父亲便拿农村用白墡土打墙的事教育我，称“打墙不坏头一板，只有第一板打周正了，第二板、第三板才不会坏坯，墙才立得起来，这同做人是一个道理”。
工作经历的感悟
1980年，在老家当了3年农民后，我被招工到兴山县黄粮镇营业所，不久当上了主管会计。1987年，我被调到农行兴山县支行工作。工作之余，我开始学习摄影，在投稿了297次后，我的处女作《银行储蓄存款摸奖“中奖”》终于在《湖北农经报》头版刊发了。随后，我被借调到省农行办公室工作。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8年，省农行专门给了我一个“带帽读书”的指标，到中南财经大学银行行长班脱产学习两年。毕业后，我被调任省农行宜昌干训部主任，后又调任兴山县当移民委副主任、兴山县驻武汉办事处主任。1995年我33岁，正值三峡工程上马和商品经济浪潮涌来，我感觉当时的岗位难以实现我的理想抱负，尽管当时的仕途顺风顺水，我还是毅然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下海经商。那一年，我来到三峡坝区，从事房地产开发，顺利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之后，我又作出了一个令人咋舌的决定——见好就收，不再继续追求财富的积累，决定学习摄影。1996—2003年，我把拍摄三峡工程建设当成了自己最大的任务，经常在工地周边抓拍、采风，记录三峡工程宏大的建设场面、库（坝）区人民搬迁支援的动人场景以及迷人的三峡宜昌风光。后来，我把自己拍摄的上万幅作品经过遴选，自费出版了《三峡之光》《印象宜昌》等摄影集，并在宜昌夷陵广场和武汉洪山体育馆举办了个人摄影展，很多作品成为了记录三峡建设的珍贵照片档案。
工作之余，我谨遵祖训，一直延续从小养成的热心家庭收藏的习惯。自1983年起，我开始建立自己的个人档案，一年一本，坚持至今，同时，着手收集整理家庭史料。我既收藏了家庭文物实物，还收藏了具有鲜明兴山地域特点的、不可替代的独特家庭文化。为获得袁家三代人系统、完整、翔实的家庭史料，我曾用了十余年时间，广泛开展走村串户的社会调查和收集采录活动。从而，使家庭自清代、民国时期以来所流失的众多实物、文物及图文史料得以收回，并获得了大量的极有价值的访谈笔录、家庭材料，以及亲闻、亲见、亲历者所撰写的珍贵记忆材料。
随着家庭档案史料的越积越多，2006年，我意识到它们不仅仅是我家庭变化的写照，更是中国变迁史的一个缩影，于是就有了妥善安置展示的想法。
艰难困苦的考验
在我众多的家庭档案藏品中，以服饰、电影胶片、毛主席雕像、道具木船等较有特色，那都是费尽心力、历经周折得来的。我收藏的几千件服饰除少数是自家祖传的，多数是我在农村翻山越岭、挨家挨户搜集来的。每次我都是自带干粮和饮水，一个人钻到深山里走访农户，搜集一些过去有特色的服饰。有时走在偏僻处遇雨无处藏身，拿钱也买不到东西吃，虽然狼狈，但我乐此不疲。3000多部、6000余卷电影胶片的收集，是我青年时代的兴趣和倾囊付出。那时家里不宽裕，我又特别喜欢看电影和收藏电影胶片，只好到乡村流动电影队里去帮忙，干些装卸搬运的体力活，还常请放电影的同志吃饭，省下生活费找他们购买电影胶片，日积月累才有了今天的收获。碰到喜爱的东西我不惜代价收购和保护。我在宜昌点军深山里走访的时候，在一农户家中发现了一尊高大的毛主席木质立式全身雕像，此种形态的毛主席像很少见，我非常喜爱，出价1万元将其收购。之后，又花了不少钱将其搬运回来，进行了粉刷、打磨、上油的修缮，如今成了我家庭档案馆引人注目的特色展品。馆门前摆放的破旧木船也有故事，那是2011年电视剧《山楂树之恋》剧组在馆里借用场地和道具拍摄时，我与剧组协商，花几千块钱从他们收藏中收购来的道具船。
自从我痴迷家庭档案搜集、整理以来，无处存放它们成了我最大的一块心病。妻子不理解、不支持，说我把赚的钱都花在这些破烂上了，还一度扬言要与我离婚。我只好在宜昌和兴山租了3处地方临时堆放。为了改善保管条件，展现它们的价值，我想到了在合适的时机，宣传推介它们。
2009年9月，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我个人出资在宜昌市举办以“见证历史，见证辉煌”为主题的中国首个平民家庭史料展览——“袁裕校家庭史料展”。展览引起了轰动，得到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媒体和有关部门的积极评价和高度关注。新华社、《湖北日报》等数十家新闻媒体对该展进行了宣传报道。当年，我被评为宜昌市“十大新闻人物”之一。我以本次展览活动的影响为契机，就多处租房存放大量实物、文献的困境多方呼吁，得到了宜昌市委、市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市政府经慎重研究，同意将长航红光港机厂闲置的原子弟中学校舍无偿借给我建设家庭档案史料教育基地，服务宜昌的文化教育事业。
2010年，这片校舍终于成了我施展家庭档案梦想的舞台，我下定决心要将这破旧荒芜的小院，改建成中国首个家庭档案馆。我筹资650万元开始撸起袖子、甩开膀子大干。当时为了节约成本，我当了三年泥瓦匠，一点点把墙壁上涂抹的石灰水泥层层抠掉，让它露出青砖的本来模样。手套磨破了上百副，鞋子也穿破了十几双，就连板车都换了4辆。那几年苦是苦了点，可是心里却是舒坦的，因为一想到这些“宝贝”马上就可以展示给大家看，对社会有很大的启示教育作用，身上就有使不完的劲！
2010年10月，家庭档案馆进入布展阶段，为了挂好一个马灯，我不慎从梯子上摔了下来，断了两根肋骨。刚住了几天院，我就呆不住了，又绑着纱布回来布展，结果再一次从梯子上摔了下来，又断了两根肋骨，这次我住了两个月的院。
兴家育人的幸福
2011年9月，在宜昌市委、市政府和市直相关部门大力支持下，一座占地30亩、建筑面积4500平方米的具有富有时代气息、馆藏实物2万余件、图文史料1万余件的宜昌市袁裕校家庭档案馆终于建成开馆。
耕耘终有收获，努力必结硕果。2011年6月14日，我荣获第四届“薪火相传——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杰出人物年度贡献奖”，2013年和2014年连续获得该活动的团队奖和十大年度人物奖，2012年被评为“湖北省劳动模范”， 2015年10月被评为“荆楚楷模”，2016年4月登上“中国好人榜”，被评为“助人为乐好人”。同时，全国政协、国家档案局、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办公室、教育部、湖北省、宜昌市等各级领导曾多次赴馆视察指导，纷纷给予我肯定和鼓励。全国政协原副主席王文元来馆视察后题词“滴水见沧海”；国家档案局原局长、中央档案馆原馆长杨冬权题词“家庭档案，兴家育人”┈┄
目前，我的家庭档案馆得到了湖北省档案局、宜昌市档案局的鼎力支持，广泛开展了爱国爱乡的义务教育，已接待参观人数10多万人次，不断发挥着社会教育功能。档案馆先后挂牌“省情市情教育基地”“宜昌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宜昌市国防教育基地”“宜昌市家庭档案教育基地”“宜昌市青少年校外活动基地”“宜昌高校教育教学实习基地”等30多个基地。《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档案报》、《中国新闻周刊》、《湖北日报》等多家媒体曾以《“苦”字家训的百年变迁》《一座穿越家庭历史的博物馆》《“破烂”中的百年中国》等为标题进行过专题报道。正如央视在《新闻联播》报道我荣获第四届“薪火相传——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杰出人物年度贡献奖”时所说：“这是源远流长的地方历史的重要见证；这是维系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精神纽带；这是一个市民分享和学习文化知识的好地方”。
图为袁裕校家庭档案馆
图为袁氏祖训
图为袁裕校家庭档案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