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为省工钱烧秸秆 162个烧火点致鄂雾霾严重
(湖北日报)千百年来，秸秆都自有其用途，而非一把火白白烧掉。
著名作家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中就写道：“白嘉轩扯来麦秸塞进炕洞点着火就烧起来……中午那顿臊子面的味道，那是任何高师名厨都做不出来的。只有架着麦秸、柴禾的大铁锅才能煮烹出这种味道。”
时空变幻。2014年6月12日，一场超级雾霾覆盖湖北大部，专家将其归结为“周边省份焚烧秸秆引发”。
历史发展到今天，秸秆因何成了累赘？本报记者辗转千里，展开追访。
突如其来的“黄色预警”
似乎是突然间发生，没有任何迹象。从6月12日中午起，微博上关于“雾霾”的吐槽骤增。
“一大早天空就是昏黄的颜色，午后，天就像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翳子，楼房隐隐绰绰，行走在其间，感觉呼吸困难，遂买了口罩戴上，再看街上，顶着高温的‘蒙面人’比比皆是。这真是：迎面相视不相识，只缘身在雾霾中。”一位武汉网民这样形容。
6月12日中午12点02分，我省发布了雾霾黄色预警，襄阳、随州、孝感、武汉已经出现能见度小于3公里的霾。全省多地空气污染指数爆表，仙桃、武汉、荆州、潜江在全国空气污染排行榜中排名前四。至16时，武汉空气质量已处于重度污染水平。
以武昌东湖梨园为例，14时，据该监测点位空气质量实时数据（统计时段为上一小时均值），当时PM2.5小时浓度值只是一度超过193微克/立方米，尚属中度污染，但其后便扶摇直上，15时冲上202微克/立方米。到当晚7时以后，包括东湖梨园在内的武汉9个空气质量监测点的PM2.5小时浓度值全部“爆表”，均超过500微克/立方米，东湖高新区最高达到895微克/立方米！这是武汉今年春节以来空气污染最严重的一天。
6月16日，姗姗来迟的零星小雨，带来了半月以来最干净的空气。但是，已经持续了近一个星期的雾霾让我们仍心有余悸，追溯“雾霾”的起因刻不容缓。
武汉超级雾霾来自何方
历史总是惊人的巧合，2014年6月12日，让人不禁想起，曾在武汉人心中打上深深烙印的日子——2012年6月11日。这一天，整个武汉城区笼罩在一片黄色阴霾中，空气刺鼻，一度引起市民恐慌；在全省，自西北向东南陆续出现灰霾天气，范围大、强度高、时间长，十分罕见。最终，专家将其归结为“周边部分省份焚烧秸秆引发的烟雾”。
时隔两年，又一次超级雾霾几乎“如期而至”。一个“6·11”，一个“6·12”，让人不禁追问，这雾霾究竟来自何方？其间有什么规律？
6月12日22时，湖北省环保厅发布“环境质量快报”称：结合国家环保部卫星应用中心秸秆焚烧遥感监测日报，在湖北省的东北部省份中有较为集中的秸秆焚烧火点，湖北境内尚未监测到明显火点（不排除卫星过境时间与我省火点发生时间不同的原因），初步判别，此次污染原因为湖北省东北部省份秸秆焚烧，叠加湖北省本地秸秆焚烧导致。
本报记者查阅了环保部的这份监测日报：当日，共监测到安徽、河北、河南、江苏、山东的秸秆焚烧火点162个。火点最集中的省份是安徽，有火点104个，涉及19个县（市）；河北有火点5个，涉及4个县（市）；河南有火点16个，涉及8个县（市）；江苏有火点8个，涉及3个县（市）；山东有火点29个，涉及10个县（市）。
对照天气情况，武汉市6月12日为偏东风2到3级，正处于安徽省的下风向。这是否足以说明，这次大规模雾霾来自于邻省的秸秆焚烧？
湖北半月前已过“点火期”
卫星监测为瞬时过境截图成像，“湖北境内尚未监测到明显火点”，并不足以说明湖北境内没有着火点。为探明真情，6月13日晨，本届世界杯首场比赛的结束哨声响起时，记者已驱车驰骋在荆楚原野。
连续多日，本报记者西奔襄阳、南下赤壁等地，纵横千里进行了实地探访。沿途所见，荆楚大地已是绿油油一片，沿线的孝感、随州，小麦早已在半月前收割，新耕地或已插上秧苗，或已点上玉米。
襄阳小麦产量占我省的40%，若要点火，这里无疑是最大的源头，但记者在襄州区伙牌镇王湾村等地同样看到的是一片绿意。湖北小麦的收割期在5月下旬，就是说，在本次强雾霾发生时，湖北烧秸秆的时节已经过去，“6·12”雾霾，没有本省的“参与”。这与环保部卫星监测日报的结果是一致的。
换句话说，我省大规模雾霾，为邻省空气流入所致。
但是，这并不能表明，湖北农民不烧秸秆。6月13日下午，就在襄阳王湾村，记者看到了火烧秸秆的痕迹，一辆烧毁的收割机仍停在田间。
5月27日，湖北日报集团《楚天快报》记者杨柳采写的《百余亩麦田收割在即一把大火毁了田烧了车》，详细地记录了本次事件——
5月26日下午3时许，记者赶到襄州区伙牌镇王湾村2组时，大片的麦田被黑灰占据。“中午12时许，我们都在忙收割麦子。”村民李女士说，突然听到有人大喊失火了，她抬头一看，旁边的麦田哔哔啵啵燃起了大火，顺着风势快速蔓延，原本在田间作业的李师傅，慌忙跳车逃生，很快，大火蔓延了百余亩麦田和收割机。”
报道称，消防部门初步调查，疑为邻近田间焚烧秸秆引燃了麦田。近段时间正是麦收季节，焚烧秸秆、麦田起火时有发生，仅26日一天，消防处置此类警情已达3起。
通过这篇报道，我们不难看出：湖北不是没有烧秸秆，只是在时间上没与安徽等地合流，因而与“6·12”雾霾无关。
农民为什么要烧秸秆
专家说，目前，秸秆的利用率越来越高，不仅粉碎后秸秆还田，而且养殖场也需要大量秸秆。对于食用菌加工企业来说，打成包的麦秸就是食用菌的培养基。秸秆还是工业原料，广泛用于造纸、制造建材、酒精和一次性包装盒等。它还可作为新型能源，利用秸秆发酵制取沼气、生产新型燃料等。
检索历史资料，早在2000年10月23日，本报《向生物垃圾要热能》的“记者观察”中，就曾这样描述：“收割后成堆的麦秆是农民们的一块心病。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见在路边焚烧麦秆的农民……浓密的黑烟四处蔓延，给丰收的欢快蒙上了一层阴影。如今，沼气技术为麦秆提供了一个洁净简单的处理方法。将其和人畜粪便、垃圾污泥投入沼气池，在一定温度、水分和隔绝空气的条件下，经过微生物发酵，麦秆从要烧掉的垃圾变为农民的‘金疙瘩’。”
这则报道至少透露了几个信息：在2000年或以前，焚烧秸秆已成为常态；从那时起，这个问题已引起有关方面注意，并开始采取疏导措施；秸秆是“金疙瘩”。
秸秆既然有这么多好处，农民为什么还要一烧了之？
13日下午，在襄阳王湾村2组，57岁的康社香正在自家的地里间苗，小麦收割后抢栽的玉米，已有一尺高。从她家的田头，一眼就可望到那台烧毁的收割机。“这秸秆扛回去没什么用，关键是请工还得花钱。”她对记者说，壮劳力在外打工，就是一个砌匠，手快的一天可以挣一两百元，手慢的也能挣个百把，谁愿意来给你挑秸秆？
康社香还说，时下收麦子和20年前不同，过去是通过人工，把整个麦粒麦秆一起收割后挑回稻场打晒，秸秆自然就堆在了房前屋后码成了垛，可以用来烧火做饭，也可以垫猪圈作肥料。现在不同了，麦收时都是请收割机，70元一亩地，麦粒直接收了，麦秆就被机器切割后倒在地头。请工不合算，又要抢种下一季作物，最省事的就是就地一把火烧了。“一斤麦子一斤秆，这一亩地也就六七百斤麦秆，就是有人收购，也卖不了几个钱。现在猪喂的少了，做饭不是用电就是用液化气，根本就用不上麦秆。”她说。
对此，赤壁凯迪生物质电厂总经理周少波，有着差不多的回忆：“我是农村长大的，过去好像没有烧秸秆的情况。我们都是将麦秆、秸秆收集起来，堆在屋后，平时就用这些生物质燃料生火做饭。”
生物质电厂“等米下锅”
实际上，周少波正等着这些秸秆“下锅”。“有多少，我们可以收多少、消化多少！我们永远不会觉得收料太多，如果料多了，一台发电机组运行不过来，我们完全可以再建一台机组。只是，通常没有人愿意卖秸秆给我们。”6月14日晚，周少波在他的生物质电厂的草料车间告诉我们。
2011年，赤壁凯迪生物质电厂落户赤壁。根据规划，该电厂发电量将超过2.2亿度，年供应蒸汽量超过26万吨，年节约标准煤超过10万吨，年减排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超过22万吨。
但是，尽管刚过秸秆盛产时节，在这间工厂偌大的草料仓库里，我们竟然没有看到一根秸秆，这里堆放的多是木屑、废料。
作为朝阳产业，生物质发电厂既环保，又能节省能源，为何会面临每天发电量不足的尴尬境地？周少波说：“主要问题来源于生物质废料收购不足。便宜了，农民不愿意卖；贵了，作为企业也必须考虑成本。这是一对矛盾。”
目前，周少波所管理的崇阳和赤壁两个电厂，采用了不少办法解决收购难的问题。如组织车辆去地里集中收购，完成短途运输；建立村级收购点，尽可能减轻农民负担等，但是效果仍不明显。
在他看来，要解决好当下的问题，最主要的是流转土地，形成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我们的农民所承包的土地面积小，如果采取机械化收割，显然成本过高，用机械化收集秸秆等生物质燃料，那成本更高。如果农村土地合理流转，就可以统筹管理，提高效率，发展集体经济。”周少波说，“那样，集体的农田变大，适合大型机械化运作，既能够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又可降低机械使用成本。”
谈及未来，周少波充满了乐观的向往。他说，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政府的进一步重视，以及生产工具的改造，包括如打粒、切秆、打捆一体化的收割机普及以及大规模机械化生产的运用，秸秆的收购问题将迎刃而解，那时，烧秸秆的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终结了。
既然现代科技的发展，改变着农业生产，也改变着生活方式，相信随着科技方式的进步和改善，在不断的轮回中，生产与生活和方式一定能够返璞归真，达到自然的和谐。愿未来焚烧秸秆的问题能彻底解决，从根本上拒绝雾霾，让青山绿水常在，期待着有一天，雾霾只是我们时代里一个悠远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