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武大教授的思考与建议
编者按：从“暂停”到“重启”， 76天，对武汉乃至对全中国而言，是冬天与春天的距离，是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的艰难历程。武汉大学学者群策群力，分享了诸多关于疫情影响的思考与建议。
对新冠疫情的思考
冯天瑜 人文社科资深教授
抗疫总体战已取得阶段性成果，然前路遥遥，吾辈尚须继续努力。现在千万不要庆功贺胜。
我们面对的是一次来势凶猛、颇难化解的生态危机，应当提高国家、民众的生态自觉，如同爱护眼睛一样地维系生态平衡。我们又面对四十年来前所未见的经济下行趋势，须尊重经济规律行事，勿耍花枪虚套，切实守住民生底线。我们还面对空前强劲的外部压力，须从容应对，以柔克刚，据理力争，既不惊惶失措，也勿轻率高调抗击。
讲实话，做实事，弃绝形式主义那一套。
天佑中华，保我生民渡此难关。
构建国际公共卫生共同体 夺取全球抗疫胜利
胡德坤 人文社科资深教授
4月16日，《求是》杂志第8期发表习近平主席题为《团结合作是国际社会战胜疫情最有力武器》的重要文章，既是对前一阶段中国与世界各国抗疫斗争经验的总结，又是对下一阶段中国与世界各国抗疫斗争提出的指导性意见。
世界各国团结合作抗疫思想是习近平主席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体现。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越来越多，目前正在世界蔓延的新冠肺炎也是其中一种。
新冠肺炎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的传染病，其特点：一是疫情的突发性极强，新冠病毒看不见，摸不着，难以预测和预防；二是传染性极强，一旦有人染病，所有接触过的人和物都有传染性，传染速度成倍数扩展；三是疫情蔓延不分国界，不分种族，任何国家和个人都不能置身其外，都难以独善其身；四是新冠肺炎并非偶发现象，类似的传染病一有合适的气候环境还会不断爆发。可见，新冠肺炎是人类的共同敌人。
新冠病毒在中国爆发后，中国及时采取果断有力措施，迅速控制了疫情的蔓延，使得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在世界上从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变成为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体现了中国抗疫的高效率。在国内防控疫情的同时，中国积极主动同世卫组织和国际社会开展合作和信息交流，并筹措抗疫物资、派遣专家奔赴有关国家共同抗疫，展现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
截止2020年4月15日，新冠病毒来势凶猛，各国都措手不及，仓促应对，各自为战，疫情迅速蔓延到世界212多个国家和地区，确诊人数达200万人以上。为此，世界各国的当务之急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尽快构建国际公共卫生共同体，筑构起长期有效的抗疫防波堤，使世界各国能团结合作共同抗疫，力争在最短时间内夺取全球抗疫胜利。中国是战疫经验最丰富、最成功的国家，应该全力推动国际公共卫生共同体的构建，为世界公共卫生事业做出新贡献。
关于新冠疫情的人文学反思
郭齐勇 国学院院长
新冠病毒肺炎正在全球肆虐，是人类面临的大灾难、大危机，给今天中国的“人文学”带来了全方位的挑战。反思三点：
第一、人文与社会科学学者应参与我国公共卫生体系重建与改革的顶层设计。检讨我们早期应对疫情的缺失，普遍出现识别和应对重大突发事件能力不足，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精神与物质准备不足，一些干部的综合素质与专业化能力双不足等。进一步，要杜绝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问题，根本上是要改革。改革应从短板开始，从公共卫生体系的合理建构开始。
第二、防止人类、族群、社群的撕裂甚至仇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疫情防控过程中出现的若干现实问题，表明人与人、人群与人群之间，不同社群、族群、地域、立场、利益的人之间的紧张与对立，常常有被撕裂的危险。需要研究的是：怎样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其政治、经济、文化、观念的基础、最大公约数在哪里？如何协调？
第三、养育心性，坚持“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信念。作为一个活生生的感性生命而非抽象的人生活意义何在？疫情带来人们对生死观、忧乐观的省思，民众的生理与心理健康成为一个问题。应常葆“灾害”与“忧患”的意识，把广义的“生命教育”纳入到大、中、小学教育体系，其中包括传染病的防控。
总之，我们要敬畏天道，尊重生命，调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内在自我的关系，使人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科学抗疫 复工复产 打好防疫与经济复苏的两场战役
宋敏 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
自2020年初新冠疫情在湖北武汉初次暴发以来，短短的三个月左右已席卷全球，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的疫情仍然处在蔓延之势。我国人民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对疫情的扩散打了一场艰巨的人民战争。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后，中国已成功取得了第一阶段全民阻击战的伟大胜利。但是，我国各地方，特别是湖北省，在采取史上最为严厉的封城封区的防疫隔离政策后，也使得许多经济活动处于停顿状态。在疫情得到初步控制的状况下，各部门目前也在积极推动复工复产，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各地在面对疫情反复及经济复苏两项挑战下怎样把握好对策和执行力度，是考验决策者的智慧和勇气的关键时候。我个人就打好防疫与经济复苏两场战役有如下三点看法。
1. 科学精准防疫。前期通过严格社交隔离的方式对阻断疫情大暴发也许是最好的方法，但在疫情得到初步控制，大爆发的情景基本消失的情况下应及时调整战略，采取更为精准的科学防疫手段。可采取大数据技术，通过电信、微信及支付宝等手段定位高风险人群。当然，国家在民众隐私保护方面也需加强立法与监管。因为疫情的完全控制取决于有效疫苗的产生，我们必须有较为长期的打算，做好抗击疫情的持久战的准备。
2. 积极复工复产。在疫情得到初步控制的情况下，全国复工复产成为了重要的任务。目前复工复产的困难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全国人员的流动还受了很大的限制，许多人在进出地都必须隔离，极大地增加了人员流动的成本。中央应尽快出台全国范围内的人员流动标准，如全国通行的健康码、检测证明等，而不能由各地甚至各小区自定标准。第二，逐步恢复各类服务业，特别是一些居家的服务，帮助解决低收入阶层面临的困难。第三，许多企业在复工复产后面临订单缺失的问题。应积极拓宽市场，提升服务手段，探讨网络及数字经济。政府可加大采购，帮助企业度过难关。第四，因全球疫情影响，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遇到了断链的风险。企业应积极寻求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替代方，增强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韧性。
3. 创新政策应对。此次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是全方位的。全球经济在需求及供给两方面同时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在深度全球化的今天，各国经济通过贸易、投资及产业链等已深深连结一起。应对全球疫情的冲击，需要各国政府联手合作，并发挥国际组织如世界卫生组织、国际货币组织及G20等的作用。在国内政策方面要加大对中小企业及低收入阶层的支持力度。可通过减税免费、减息续贷、发放现金及消费券等纡困政策。要积极利用货币财政金融政策的反周期手段，同时加大结构性改革开放的力度。
总之，目前全人类遇到百年一遇的大挑战。中国应积极利用抗疫的阶段性成果，尽快恢复产能，为全球的抗疫提供急需的防疫抗疫物资。同时，大力推动内需的发展，扩大进口，为全球经济的复苏做出中华民族的贡献。
用五千年中华文明的能量 推动新一轮的全球化
吴根友 哲学学院院长
预言未来是一件最大的风险，因为有诸多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情正在塑造着未来，而对于这些事情，我们是缺乏认识甚至根本就没有进入我们的认识视野。但把握未来是我们当下必须要做出的判断，否则我们就不知道现在要干什么？也不理解现在这么做的意义何在。
正在全球蔓延的新冠病毒肺炎疾病，对于人类已经造成的伤害是触目惊心的，而且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被扼制住，人类现有的医学力量还没有找到绝对有效的治疗药品。一些抗病毒疫苗虽然已经培育出来了，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但究竟是否绝对有效，也还要时间与实践来检验。近几年来，特朗普政府人为制造的逆全球化运动，已经造成了全球经济的严重衰退。
而此次病毒在全球的蔓延将会加剧全球经济的衰退力度，助长正在出现的逆全球化趋势，一些深谋远虑社会科学家们都在纷纷思考“逆全球化”的问题。由此而派生出的一些网络舆论，如中美关系脱钩论、中国孤立说等，以及近几天网上流传的，美国与日本政府出资让他们的企业搬离中国等消息。
回顾人类文明史，农业文明之所以最终取代游牧文明，主要是农业文明在相同单位的土地上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并能提供比游游牧文明更加适应人的全面发展要求的生产与生活方式。而近五百余年来的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之所以能够取代全球范围内的农业文明形态，根本道理是相同的，即它能够养活更多人口，并能够让更多的人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当然这一系列的文明进步的同时都带来了一系列的罪恶，尤其是资本主义文明所带来的巨大生态破坏，已经让整个人类处于极其危险的状况之中了。但当代资本主义通过金融垄断与技术垄断的手段与力量，在全球范围内攫取利润的空间没有彻底丧失的时候，全球化的进程就不会停止，而只会是改变它的方式与方向。美国出现特朗普政府与目前出现的全球范围内的新冠病毒肺炎，都只能是人类如火如荼的全球化大趋势中出现的一股逆流与巨大的偶然事件。这股逆流与此次巨大的历史偶然事件，可能是全球化过程中文明病灶的一种集中暴发，但并不能也不会扭转人类全球化的整体趋势。资本与市场的自身逻辑，以及近五百年人类现代文明发展出的内在社会要求与人性的要求，都将以一种合力的形式推动人类的全球化进程，并追求一种更加合理、公平、安全的全球化形式。而在这一相当漫长的过程中，中华文明几千年来所积累起来的文明能量，如强烈的责任伦理意识，天下大同的情怀，民胞物与、万物一体的人与自然相处的智慧和追求生生不息，求通求变、忧患进取的积极精神，与现代文明所培育出的市场经济意识、改革开放精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高度结合，必将成为推动新一轮全球化运动的巨大动力与引擎。而当前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观念，正在以一种新方式、新观念推动着全球化向前发展。稳住疫情的中国正在为全球的抗疫活动做出中国人的贡献，而全面脱贫后的中国，将会以更加有力的方式推动并支持新一轮的全球化运动。
用五千年中华文明的能量推动新一轮的全球化，将中国梦、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梦想与人类追求和平、发展，安全、富裕，自由、平等、正义等诸多美好理想结合起来。由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一个新的、更加合理、安全而美好的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新冠疫情呼唤我国城市治理的国际化
肖永平 国际法研究所所长
当代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机制是为了改变以前各国各自为战的割裂式治理方式，它以控制公共卫生风险为任务、以实现全球公共卫生安全为使命，为修复全球化带来的公共卫生安全脆弱性而形成的全球性公共卫生合作机制。与军事安全等“硬安全”不同，涉及健康、环境等问题的“软安全”具有明显的非排他性和共赢性。
当下全球抗击新冠疫情的实践表明：一个国家的科技、经济不管多么强大，都需要与世卫组织和其他国家合作才能更好更快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我国多数城市管理存在着国际风险意识不强，应对国际风险的工作机制不畅、专门机构缺失、能力不足等问题，导致我国的国际合作受阻、国际维权不力、国际公共信任资本流失、国际舆论污名化升级。即使是在我国抗疫取得成功，积极与国际社会分享经验，并尽最大努力帮助其他国家抗击疫情的情况下，国际舆论对我国的污名化、“追责”声仍然不少。这固然是西方少数国家部分政客政治操弄的结果，也说明我国城市治理需要提高国际化水平。未来可以通过增强统筹性国际风险意识、养成全局性国际法治思维、提高灵活性国际合作能力、形成公私互助型国际舆论机制，来提高我国城市治理的国际化水平。
后防疫时代武大人的努力面向
秦前红 法学院教授
随着雷神山医院患者清零、封停待用，防控新冠肺炎的行动进入新的阶段。在这场前所未有的突发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中，武大人不仅贡献了智慧，而且贡献了力量，展示了团结、拼搏、忘我、担当的精神，完美地诠释了自强、弘毅之校训奥义。创痛有待安抚，经验教训有待总结。为了慎终追远，极有必要复盘过去，前瞻未来，继续整合武大人的综合优势，期以全校之力，来充分研究新冠肺炎的缘起由来、变迁脉动及其影响冲击。为此，我个人以为：
第一，要格物致知，研透武汉样本。中国之防疫在湖北，湖北之防疫在武汉。如果有防疫的中国模式、中国样本，那么武汉必是其集中表征。比如说举国一致、各地协同，中央统筹、地方贯彻，政治引领、科学坚持，内外合作、官民平等，全民组织、一体动员…上述这些大多都是中国国情、中国制度架构下的特色作为。哪些是成功的，必须继续坚持；哪些是存有不足的，必须改善提高；哪些是不合时宜的，必须裁汰革新。武大具有贴近前线、亲历亲闻的优势，因此应对武汉样本开展系统、全面、持续的研究。
第二，经纬天地，放眼世界。大学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武汉大学素抱顶天立地、报效家国之情怀，兼挟百年历史之底蕴，自应显现不同的气象格局，人物风流。基辛格、福山等世界级人文学者皆预言新冠疫情将改变人类的命运、世界的格局，因此谁能率先参透其变化趋势、格率脉动，自然就获得引领或契合历史发展的先机，其研究成果当然也就具备了世界级的水平。申而论之，渡尽疫劫之后，全球化何从何去，是逆全球化，还是续全球化，抑或是碎片式的全球化？全球产业链将发生怎样的迁移？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及由此带来的国际格局变化？国际保守主义、民族主义的抬头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带来的重大影响？风险社会下人类如何相互调适？等等，必须针对这些最重大性议题，开展战略性研究，以此培养具有世界级眼光的人才，打造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研究平台和研究队伍。
第三，深耕细作、条分缕析。个人判断可以依赖直觉和经验，科学的决策则须仰赖缜密的思维和精细化的研究。比如说，近些日来国际上兴起一股甩锅诿责的逆流，甚至有许多不友好势力主张对中国法律索赔。对此，我们不能简单以国家责任豁免或《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问责条件进行判断。类似美国这样国家，可以国内法进行长臂管辖，而且奉行三权分立原则，司法相对于立法、行政有极高的自主性，因此若有某法院冒然支持控方诉求，形成对中国不利裁判，彼时中国将如何应对，其实需要未雨绸缪。又比如，野生动物的销售、养殖、买卖、食用等问题，也涉及复杂的生态、习俗、生活、经济、社会等问题，在没有充分了解情况，把握规律之前，也应戒急用缓，不可操切行事，简单一禁了之。
第四，教化育人、移风易俗。公共传染病的发生、传播和损害，某种程度上与国民的生活偏好、卫生习惯、公共素养、社会公德等密切相关。因此，如何弃恶扬善，提升国民质素，作为教育重镇的武汉大学自然义不容辞。武汉大学应发挥综合性大学之优势，致力于创建世界一流的公共卫生学人才培养和社会体系，以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
新冠疫情危机下 对文化和旅游发展的建议
傅才武 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
庚子新冠疫情将触发新一轮世界经济“大萧条”，而对于文化和旅游行业冲击的烈度，将远远超过2008年的金融危机，文化旅游行业将面临“二战”以来最严重全行业性危机，估计要等到疫苗面世后（专家估计至少1.5年）文化和旅游行业才能完全恢复，因此须作好较长时段（2-3年）低迷的应对策略。我的建议是：
第一，文化和旅游企业努力保持“活着”是硬道理。尽管目前文旅活动从停滞转入有序开放，但全球疫情形势严峻，出入境旅游完全中断；尽管线上数字文旅有所增长，但消费有限，远远不足以托住巨大的供给规模，许多中小型文旅企业面临破产危机。根据相关研究，预计全年疫情造成的旅游业损失额度约相当于疫情前预测总值的22%至25%，约在1.6万亿至1.8万亿元之间，全年预期从同比增长10%变为负增长14%至18%。想法努力在全行业寒冬里存活下来，是所有文化企业和旅游企业的第一要务。
第二，国家金融政策应该延长扶持期限。2月1日，人民银行、财政部、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规定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物流运输、文化旅游等行业，不得盲目抽贷、断贷、压贷。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企业到期还款困难的，可予以展期或续贷。但据我所知，目前国家金融政策的扶持期限大多只到2020年6月，这就意味着，本来要接受2-3年治疗的“病人”治疗了3个月就放弃了，那前3个月的治疗成本也就白费了。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和旅游人次的巨大规模，文化和旅游产业具有较高韧性，尽管疫情危机后恢复能力要比其他国家强，但如果没有了一批骨干文旅企业作为市场支撑，文旅市场的恢复将是缓慢和低效的。
第三，结合国家积极的财政政策，科学实施文化和旅游消费财政补贴政策。据报道，3月2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疫情危机签署了2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法案。预计疫情结束后世界各国都将出台积极的财政政策，我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也会出台促进消费的政策。因此必须进一步研究通过消费财政补贴、税收减免、弹性假期、优惠促销等政策举措来推动文旅消费、扶持文旅行业的发展。2015年起，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受原文化部和财政部的委托，一直在跟踪研究 “大数据+财政消费补贴”的政策手段与技术实现方式，形成了系列成果，并推动了全国45个城市的国家文化消费城市试点。“大数据+财政消费补贴”模式，促进了消费补贴的精准投放和公共文化与消费市场的有效对接，能够在推动经济和文化行业复苏的过程中发挥文旅消费的乘数效应。
第四，行业领袖和企业家要把握“后新冠”时代文旅行业深刻变革的趋势。此次疫情对宏观经济、产业环境、社会心理、消费行为等宏微观领域都将产生长期深远影响，文化和旅游行业的治理模式、产业业态、产品形态、消费方式等都将发生深刻变革，初步研判数字文旅、虚拟体验、高品质健康文旅产品、反思教育类文旅项目等将迎来发展新一轮机会。因此，进入“后新冠”时代的文化和旅游行业在“十四五”布局时期需精准研判行业环境大变革的趋势与要求。
（稿件来源：武汉大学官方微信 编辑：相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