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记忆】叶君健的文化抗战传奇

作者：张然

人物名片：叶君健（1914-1999），生于湖北黄安县（今红安县）一个小山村，著名的文学翻译家和儿童文学作家。他还是中国对外宣传事业的开拓者，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发挥个人外语专长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做出的努力堪称一部传奇，但并不为世人所熟知。

重回武汉，效力“三厅”

1936年，叶君健从武汉大学外文系毕业后，在导师兼朋友朱利安•贝尔的资助下，远赴日本教授英文，不久就因“有危险的思想倾向”而被捕入狱，并被遣送回国。他身体虚弱，但凭着顽强的毅力还是返回了武汉。

武大外国文学系毕业同学

此时，武汉已成为抗战中心，国共合作一致对外，中国工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937年底，叶君健以“马耳”为笔名参与发起“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1938年2月，叶君健加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这是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国工农红军改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国民政府”给予共产党的唯一“地盘”。

三厅主要负责团结一切抗日知名文化人士宣传抗日文化。叶君健被分配到三厅第七处，以“少校衔干部”的身份开展对外宣传，主要进行笔译、口译和英语广播，他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左派”英语人才、三厅最年轻的英语人才和唯一英语“口译者”。

时任第三厅秘书长阳翰笙后来回忆：“特别是叶君健同志，里里外外，笔译、口译，有时加上英语广播，整天忙得不亦乐乎。当时只要是进步的国际友人来到武汉，或者途经武汉到延安解放区参观访问的，都是找叶君健同志翻译，如史沫特莱、电影家伊文思、世界学联、援助解放区的外国医生等。”

陪朱利安•贝尔在四川考察

这一时期，叶君健因为特殊的身份，结识了一大批进步的外国记者、文学家和艺术家，如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爱泼斯坦、斯诺，荷兰电影家伊文思，美国知名战地摄影师卡巴，英国诗人奥登和小说家栗伍德等等。叶君健自己认为：“这是一个诗的时期，是艰难的严酷现实和充满希望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时期。”

辗转香港，文艺抗战

随着战局的不断变化，1938年八九月间，三厅解散，叶君健拿着郭沫若多批给他的一个月工资，带上一部《牛津简明字典》和一架手提旧打字机，由广州辗转至香港。当时茅盾等一批内地知名的文化人都流落至香港。

但香港不允许搞抗日宣传活动，抗日宣传工作只能在地下进行。叶君健抵达香港后，先在《世界知识》杂志当编辑，后与戴望舒、冯亦代、徐迟等共同创办了英文刊物《中国作家》（Chinese writers），作为该刊物实际上的选稿人（中文）、翻译者（英文）和编排设计者，叶君健致力于把中国的战时文学作品介绍到国外去，实现另一种形式的对外抗战宣传。

与此同时，叶君健还翻译了刘白羽、张天翼、姚雪垠等作家的战时短篇小说并送到美、英和苏联的有影响的文学刊物上发表，他个人在香港出版了两部翻译小说集——《中国战时短篇小说集》和《新任务》。

在香港期间，叶君健的另外一项“紧急”任务是把从延安和华北解放区转送过来的进步书籍和小册子翻译成英文，利用香港的印刷和发行条件向世界人民传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叶君健受廖承志所托，厕身香港一间废弃的卫生间，集中精力把毛泽东《论持久战》和《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的前身）翻成了英语并在马尼拉出版，这也是毛泽东重要著作第一次被译成外文并在国外发行。

与国际友人在香港

远赴英伦，战时演讲

1944年，受英国战时宣传部的邀请，叶君健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从重庆经驼峰航线飞到印度，再从印度辗飞世界各地，最后抵达英国伦敦。

作为英国战时宣传部特聘的专职演讲人，叶君健的主要任务是到英国各地向当地民众巡回演讲，介绍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和中国人民所作的坚决抵抗，藉以鼓舞战时英国军民抗击法西斯的斗志。

按照英国战时宣传部的安排，叶君健每天讲两场，有时还要增加一场，行程很紧张，听众很广泛，演讲地点有工厂、兵营、医院、中学、教堂等等，他花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走遍了英伦三岛。

在欧洲为读者签字

叶君健演讲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国社会的现状和中国人民的现实生活；中国的人民武装如何拖住日本侵略军；中国知识界及其他职业界对抗战所作的努力和贡献；为什么中国人民必胜，日本侵略军必败等。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特殊背景下，中国人民同英国人民实现了在思想文化上的一次交流沟通，叶君健的演讲使英国民众了解了中国人民在抗战中的精神风貌和斗争，那是对他们的启发和鼓舞。在演讲过程中，叶君健也深入了解了英国人民的生活和愿望，以及他们为抗击德国法西斯所付出的艰苦努力和牺牲，大大增进了英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好感。

1945年8月15日深夜，叶君健正在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准备第二天的演讲，他从广播里听到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立刻同欢腾的民众一起走上街头。自此，他的战时演讲任务正式完成。

叶君健用一个人近600场的演讲，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独一无二的贡献。不久，他的关系转到英国文化委员会并在剑桥从事了五年的研究工作，直到1949年秋天启程回国。

在英国剑桥的合影

1949年8月在启程回国的船上

（资料图 编辑：严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