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死刑案件办理中实现“救心”与“传道”——武汉市检察院积极推进重罪案件认罪认罚工作

　　在重罪案件中，当事双方往往矛盾尖锐，被害人亲属要求严惩罪犯的愿望强烈，而被告人出于求生心态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也存在抗拒心理。面对这样的情况，检察人员如何推进认罪认罚工作，在办理重罪案件中实现“救心”与“传道”？武汉市人民检察院通过近期办理的四起案件实践总结经验，给出了答案。

市院第二检察部召开联席会议商讨案情

　　用人情理法教化人心

　　“以前办重罪案件，更侧重严惩罪犯，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不太重视。直到办理肖某抢劫案时，我才领悟到化解矛盾与积怨，让被告人真心知错才是司法办案的最终目的。”2021年2月26日，在武汉市检察院检察二部的案件总结会上，检察官李文清说道。

　　疫情居家期间，被告人肖某接触到赌博网站，很快上瘾并欠下巨额赌债。为偿还债务，他冒充防疫人员潜入某小区，趁被害人独自在家时入室抢劫并致使被害人死亡，涉案金额折合人民币六十余万元。

　　2020年5月12日，此案移送武汉市检察院审查起诉后，承办检察官在办案中着手开展认罪认罚工作。一开始，肖某自知罪恶深重难逃一死，坚决不愿配合认罪认罚工作。

　　2020年5月22日，该院以抢劫罪对肖某提起公诉后依旧没有放弃向肖某释法说理，多次就认罪认罚的积极意义与其沟通。渐渐地，肖某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严重触犯法律，不仅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也给被害人及自己的家庭带来巨大伤害，悔罪之心日渐强烈。

　　2020年6月5日，肖某表示自愿认罪认罚以期宽慰被害人家人、平息矛盾与仇恨，也希望能减轻父母及子女在精神上的负面影响。

　　该案于2021年1月13日宣判，肖某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后未上诉，法庭上肖某向被害人家属深深鞠躬致歉。

　　时刻坚守法律原则与底线

　　2020年2月20日，被告人童某因琐事与被害人发生争执。争吵打斗中，被害人及其妻女被童某刺伤，经送医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案发后童某主动拨打了120并报警投案。

　　审查起诉期间，市院承办检察官耐心细致地结合案件造成的严重后果，就认罪认罚的意义、利害关系以及不予从宽的理由和依据向童某充分的释法说理。

　　童某与被害人既是同乡，又是远亲，他深知自己的冲动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十分后悔，在思想反复煎熬后，童某接受了检察官的意见，自愿认罪认罚并表示愿意积极赔偿。

　　虽然案发后童某确有自首、自愿认罪认罚及积极赔偿等情节，但被告人在疫情防控期间故意杀人，严重妨害社会秩序，且造成了一家三口死亡的严重后果，再从宽也不能脱离法律的严厉制裁。因此，检察机关提出了判处死刑的量刑建议，童某表示理解、同意并在律师见证下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

　　2021年1月4日，此案开庭审理（暂未宣判）。法庭上童某跪地向被害人家属频频磕头致歉，额头上深深的红印映射出一颗真诚的悔罪之心。

　　“我们办案必须时刻牢记法律原则，恪守法律底线，该严则严，当宽则宽，作出合适的量刑建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背后的意义，是让被告人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承担责任化解矛盾以宽慰被害人。”承办检察官喻涛说。

　　发挥好辩护律师的介入作用

　　2020年9月27日晚近11时，被告人余某醉酒回家途中，经过被害人家门口，因说话声音大打扰到被害人一家休息，双方起了冲突且矛盾持续升级，期间余某被被害人打伤左脸和腹部，气愤之下携刀刺伤了被害人及其父母，致使三人死亡。

　　2020年12月22日，此案移送至武汉市检察院审查起诉。第一次提讯时，余某对认罪认罚工作有强烈抵触情绪，辩称被害人打伤自己有错在先，本意也不想伤害被害人父母，但二人参与打斗，自己才还击。

　　考虑到被告人更信任辩护律师，承办检察官便主动联系律师介入认罪认罚工作，并向其沟通余某的顾虑，同时就余某认罪认罚的意义和是否从宽等问题充分交换意见。

　　在辩护律师的介入下，余某对认罪认罚的刑事政策逐渐不再抵触。加之检察官多次向余某释法说理，最终余某认识到自己的过激行为确实造成了严重后果，真心悔罪，遂在律师见证下，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

　　2021年2月10日，市院以故意杀人罪对被告人余某提起公诉（目前该案尚未开庭）。

　　“在办理这类死刑案件时，如果能重视与辩护律师的沟通，让律师充分参与介入到认罪认罚工作中来，被告人的抵触情绪会少很多，我们后续释法说理也就更顺畅。”承办检察官熊玉桥说。

市院第二检察部主任尹恒在审理案件

　　据该院检察二部主任尹恒介绍，2021年1-2月，武汉市检察机关重罪案件认罪认罚制度适用率达89%，比去年同期高18个百分点。

　　“希望通过死刑案件认罪认罚工作的分享，更多人能理解支持这项制度，明白它背后的价值所在，也希望检察人员在今后的办案中主动适用，将这项‘救心’‘传道’的好制度落得更好。”尹恒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