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日报】周鲠生：新中国国际法奠基人

在新中国的法律史里，很多地方都谈到周鲠生教授。他是新中国宪法起草的四位顾问之一，曾为毛泽东、周恩来讲授国际法、讲解国际条约规则;作为武汉大学的校长，曾力拒白崇禧将武汉大学迁往桂林的命令，做到了“保产护校，交给人民”;他还是新中国国际法的奠基人和划定领海宽度的人。在丰富多彩的法律人生里，他最大限度地向社会贡献自己的法律知识，一刻不曾停歇。

投身革命的法学博士

周鲠生原名周览，湖南长沙府长沙县人。1889年3月6日，他出生于一个贫寒的教书先生家庭。不幸的是，他4岁丧母10岁丧父。寄人篱下苦读了三个春秋之后，他以文章名列榜首考取秀才，“神童周览”一时传为佳话。1906年，17岁的周览获得官费留日的机会，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法律、经济等学科。

在日本留学期间，周览愤于清室腐朽，国弱民穷，一面发奋读书，一面积极投身反清活动，参加了孙中山、黄兴等人组织的同盟会。辛亥革命前，周览回国赶到武汉，与李剑农、杨端六等人在汉口创办《民国日报》，宣传民主革命。由于该报积极反对袁世凯称帝，报社遭到查封，编辑人员被通缉。周览只身逃到上海，从此改名周鲠生。他得到黄兴的支持和协助，并获湖南省官费，于1913年再度离开故国，赴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

1921年，周鲠生在英国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任总编辑。第二年应蔡元培的邀请，赴北京大学任教授兼政治系主任。随后，周鲠生写就《领事裁判权问题》，从国际法角度论证侵害国家主权的领事裁判权“断乎不能任其存在”。1926年，北伐开始后，他放弃北大教职，南下赶赴广州参加革命，后随北伐军来到武汉。据说，周鲠生以文人之身从事革命，丝毫不怯枪弹，甚至提出自己在反袁时期曾经负责炸药工作，以此主动请缨，希望与其他革命青年一同走继续北伐之路。

不过，这位爱丁堡大学的法学博士更擅长的武器并不是刀枪，而是自己的国际法知识。1926年冬，周鲠生应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之邀，担任外交部顾问，四处推动收回“国权”的运动。他协助国民政府以“革命外交”之手段，先后收回了汉口、九江英租界。他在《革命的外交》一书中，提出对待老练的帝国主义，就应该采取“主动的、攻势的”外交，并且要“利用民众势力”来“打破一切传习成见和既存的规则”，“对于既存的国际规则、惯例或条约的束缚，都要一概打破”。这个时候的周鲠生，可谓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贡献了一介书生所能贡献的全部力量。

用国际法武器来抗击日寇

北伐胜利后，周鲠生先后担任南京大学教授兼政治系主任、武汉大学教授兼政治系和法律系主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参议。在日军侵华期间，他不仅运用国际法学到处演讲鼓励抗战，而且身体力行地组织民众抗战和捐款捐物支援抗战，充分展现出了自己的学识、勇气和爱国情怀。1932年，英国李顿爵士率领“国联调查团”来我国调查“九·一八”事变，某些人偏袒日本帝国主义，说事变的发生起因于我国同胞抵制日货，是反日运动所造成的。周鲠生在这次与调查团的谈话中，引经据法，结合形势，有力地驳斥了李顿调查团某些人的片面之词。此外，他还四处进行演讲，鼓舞民众坚定抗日决心，仅为武汉大学师生演讲的讲稿已公开发表的就不下30篇。其中，《日本对华侵略政策》《东省事件与国际联盟》等，都成为国际法后世学者必读的经典檄文。

从1932年7月开始，身为学者的周鲠生更深入地参与到政府抗日的决策中。值得一提的是，参与最高决策，周鲠生凭借的是自己的国际法知识和对国际关系形势的判断。战事一开，周鲠生就提出，不能做一国单独出兵援华的准备，要注意避免成为妥协外交的牺牲品，应该在持久抗战的局势下，策动一种基于英美合作之上的国际或联合的干涉行动。他认为，在世界上侵略与民主两大集团初现端倪的时刻，“中国的利益与命运与世界民主国相联系”，对德意两国日益有害于我国的政策，“决不能作与吾有利之期望”。他的判断，不但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走向所证明，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抗日战争的方向。

为我国外交赢得较大空间

1945年7月初，抗战即将胜利的前夕，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决定由周鲠生接任武汉大学校长。武汉临近解放时，白崇禧曾命令武汉大学迁校桂林。周鲠生当面予以拒绝。1949年4月，他在学校迎接解放的座谈会上公开表态:“在任何情况下，决不迁校!”并对学校的安全和师生的生活作了妥善安排。在学校紧要时刻，他临危不乱，态度明朗坚定，稳定了全校人心，最后，把武汉大学完好无损地交给了人民，为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周鲠生主要从事外交和立法工作。他担任了1954年宪法起草工作的顾问。他为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进行了一系列斗争。他亲自审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英文国名为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他建议使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称赴朝作战，为我国外交斗争赢得了较大空间。

1958年8月，周鲠生等三位国际法专家应召到北戴河面见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两位领导做有关领海宽度和领海法律制度等问题的咨询。三位专家认为，中国应以12海里为领海宽度。同年9月4日，根据周鲠生的建议，中国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领海的声明》，第一条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海宽度为12海里，并适用于台湾和澎湖列岛”，并宣布渤海为中国内海。自此，中国有了法定领海宽度。

1964年，他完成了60万字的巨作《国际法》，此书介绍了国际法的来龙去脉，以及西方的国际法理论实践、苏联及第三世界的国际法观点，并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新中国的外交实践上升为现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写入此书，该书于1970年出版。

1971年4月20日，周鲠生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一生中，曾经是无助孤儿、神童秀才、才子周览，后来是同盟会员、留英博士、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再随后成为北京大学教授、北伐战士、外交专家，周鲠生就这样离开人世，留下令人赞叹的光彩一生。

  (作者为北京大学法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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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来源：《检察日报》2014年12月16日 本网编辑：吴江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