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新四军税收纪事

　　新四军与八路军一样，是我党领导的抗战武装力量的主力，由南方八省红军游击健儿组建而成。在8年抗战的艰苦岁月里，新四军驰骋在大江南北、淮河两岸日占沦陷地区，抗击20万日军与30万伪军。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新四军的给养从何而来？又如何保障的呢？
　　依靠国民政府军饷阶段
　　国民政府发给新四军的军饷初期为每月8万元（法币），1938年起为11万元，而同样万人规模的国民党军为30万元。在各方呼吁与奔走下，1940年起核定新四军经费为137360元，此时新四军已达10万之众，人均军费1.3元，而实际人均费用需20元~30元，军费缺口高达95%以上，一线作战部队平均4人一套军装，搞得部队十分艰难。
　　1938年，新四军部队在连续伏击日寇后，东进至敌后皖东，发展抗日游击区，因无军饷保障，只得向当地大户借粮。此时国民党军看到新四军部队衣装不整，武器杂乱，以为好欺负，特地赶来夺粮，故意在队伍前摆上十几挺机枪示威。新四军这支部队急忙向本军兄弟部队借来重武器，加上自己缴获的，也摆出了几十挺机枪，镇住了对手，保住了军粮。
　　此时新四军部队处在外打鬼子、内“抗膀子”阶段，很是被动，很是无奈。
　　依靠“战地服务团”筹集军费阶段
　　为弥补军费不足，改善军饷杯水车薪的困境，跟上迅速发展的抗日形势，新四军很快成立了“战地服务团”，各部队均以“战地服务团”名义组织活动，筹措军费，号召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向社会征集“抗日救国税”、“救国公粮”，公粮附加公草等，向开明大户、绅士募捐，罚没汉奸财产等。
　　如1938年~1939年，上海人民为新四军募捐几十万元，部分捐款买来5万套军装所需要的布匹。又如新四军干部陈子谷，将自己名下20万元全部捐给新四军，并以叶挺军长秘书身份回泰国募捐，又募集了6万元，解决了当年全军棉衣短缺的燃眉之急，叶挺军长称赞其“富贵于我如浮云”。
　　“战地服务团”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军费严重不足问题，但战区多数不是富裕地区，部队所到之处也并非都能遇到开明绅士，部队供给保障总是处在不持续不稳定之中，饥一顿饱一顿成了家常便饭。
　　当抗日名将彭雪枫率领新四军游击支队驰骋在豫东大地时，其实也是一支无隔夜粮的抗日武装。1939年除夕夜，为了不骚扰群众过年，彭雪枫把部队拉到驻地书案店西南两公里处的大洼里，愣是冻了一宿。虽是壮举，也反映出此时新四军的窘境。
　　建立人民政权筹措财税阶段
　　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停止对新四军的拨款，新四军各部按照中央与毛主席“一切有收入的居民，不论工人、农民均须负担国家赋税”的指示，各师供给部设置税务科，各根据地都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普遍设置了财税征收机构。
　　由于各根据地在日伪封锁下成孤立状，各根据地隶属于不同的部队建制，开征的税种、税制与组织机构并不相同，一般以行署或专署为单位，自行规定。普遍开征的有田赋（公粮）与货物税、营业税、盐税、农业税、产销税等，各地方开征的地方税有过境税、契约税、屠宰税、酒税、牙税、薄荷税、牌照税等。同时取消了原政权诸如保甲费、户头捐、牛头捐、牲畜税等几十项苛捐杂税。在税收征收负担上，基本是按照100个农民养一个兵把握的。
　　收入分解的基本原则是2/3归新四军各师，1/3留地方政府。新四军军部对下没拨款义务，各师对军部有数额不同的“上解款”责任，其中1师与7师上解款最多。7师1942年上缴税款为74.9万元，1943年为191.78万元，1944年又翻了三番，折合大米8.3万担。5师更是生猛，1940年8月就成立了税务局，其所属的鄂东税务分总局每月税收超过100万元，且逐年递增。该局不仅有税警连和20多人的手枪队，还有5个直属分局，下设30多个税务所，150多个税务卡，不仅彻底解决了5师的军费问题，还向八路军提供了巨额资金支持。
　　粗数新四军税收特色
　　抗战时期新四军在税款实现种类上，是多种多样的。有黄金、白银、烟土（缴获）、国民党银行法币和汪伪政府储备劵，还有各根据地自己发行的诸如江淮币、盐阜币、淮北币、淮南银行币、大江银行币等。
　　在税收征收成本上，稍不注意，是要付出生命代价的。1940年5月高邮县成立税务局，一日有人报告高邮湖中停有走私粮船，闵南检查所即派出两人前往查看，那奸商表面表示对税务检查人员欢迎，却乘人不备推两人下湖，造成一死一伤，走私粮船立即开往敌占区。直到半年后，该奸商再来解放区买粮时才被抓住，审判后正法。就这样，抗战8年中，税收战线上牺牲了不少战士。
　　在税收保障手段上，由于敌我地区犬牙交错，往往按照政治控制版图设置武装税务检查网。如上述高邮县设立了16个检查所，其邻居天长县也设置了15个检查所，每所一般配备一个班的武装缉私人员，斗争激烈地区配备两个班的武装缉私人员。
　　解放区往往禁止或限制粮食走私到日占区资敌，这个任务多半落在税务局身上。日伪军也禁止食盐等商品运进根据地解放区，而解放区则要打破其封锁，掌握运盐的控制权，任务还是落在税务局身上。此外，新四军在日占富庶城镇还有大量地下税务人员，向敌占区日商征税。
　　在税源管辖权上，是要斗智斗勇动枪炮的。宋阜税务所是鄂东税务分总局税收较多的一个所，全所20人，每月有4万元的税收，足够养活千人以上的抗日武装力量。1942年春节期间，宋阜镇伪区长陈丹祥领着日军偷袭该所两个税卡，将7名税务人员全部抓去。这7人虽受酷刑，无一人投降，全部壮烈殉国。1942年，化装的日伪军又偷袭该所人员，前后4次得手，该所又牺牲6人。但该所前赴后继，始终坚持火线收税，与日伪夺税，并配合部队，夜袭宋阜镇日伪军据点，活捉了伪区长及其当特务的儿子，公审镇压。那时，像宋阜税务所这样有较大牺牲的税务机构有很多，鄂豫边区政府盛赞鄂东税务战士“站在抗日最前哨”！
　　抗战时期新四军税收工作与对日伪作战一样，是充满危险的，那个时代的税务人员首先是抗日战士，他们用生命展示着民族不屈的性格，用青春书写着以身殉国的豪情，他们是那个时代的“最美税务人”！ 
　　与之相媲美的是更为广大的抗日纳税人，他们既有朴实的农民、市民，也有有良知的商人。在日战区，他们以个体利益换取国家光明，为民族解放积累力量！在残暴下，他们以涓涓万源，支撑着铁流万里，支撑整个抗战的血脉！他们代表着中国民众的力量，是抗战的坚强后盾！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牺牲在税收战线的先烈们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