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走近器官捐献协调员 揭示神秘职业背后的悲欢

　　2015年国庆节假期7天，同济医院的器官捐献协调员吴迪一天都没有休息。

　　这几天，在她和团队人员马不停蹄的奔波下，五个逝者的家属在同济医院大义捐献出了死者珍贵的器官。

　　一边是家属在告别亲人时的痛苦和不舍，一边是器官受捐者走下病床时，脸上重泛明亮的光泽，心中燃起希望。正是器官捐献协调员，连接起了生命的两端。

　　自2010年3月中国启动器官捐献试点工作开始，器官捐献协调员这份新职业就诞生了。联系“潜在捐献者”的家属，宣讲有关政策法规，并完成捐献法律手续，协助医院完成器官捐献全过程，是协调员的职责。

　　今年1月1日起，我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器官，成为器官捐献使用的唯一渠道，这标志着，中国器官捐献事业进入了更文明的新阶段。在以百万计的等待器官捐献的患者面前，协调员的工作意义更为深远。

　　只是，当楚天金报记者走近他们，了解他们的工作时，才发现这其中的艰辛和曲折。

　　最艰难

　　“麻烦你报警好吗？”

　　协调员遭围堵 请家属报警才获得信任

　　正在家属痛哭流涕时，器官捐献协调员要告诉他们——亲人生命已经远去，但还有一件有意义的事可以做，那就是捐献器官，而且还得争分夺秒，这无疑是一件极为艰难的事情。横亘在“情感关”之前，首要的是“信任关”，被信任了才有机会与逝者家属对话。

　　武汉市红十字会遗体捐献管理中心负责人骆钢强，是专职协调员之一，从2010年第一例多器官捐献者开始，51岁的他已参与了上百例器官捐献的协调工作。

　　一次，骆钢强和161医院的刘峰医生一起去孝感农村，准备接一名捐献者到武汉。傍晚，捐献者家属同意后，签完了协议，两人准备启程返汉。就在这时，捐献者的远房叔叔赶到逝者家中，一到就指责他们是“骗子”。两人拿出证件，却被对方一把推开：“忽悠谁呢？这种玩意10块钱一张，我也能办。”

　　当时天色渐暗，村里围过来五六十人。被围在中间的骆钢强明白，当天不仅很难接到人，而且不好脱身。最后，他心下一动，干脆礼貌地对远房叔叔说：“要不，麻烦你报警吧！还有，这是我工作单位的地址和电话，你也可以打几个电话去核实一下。”这样，围拢的人才渐渐散去。第二天，这位远房叔叔在暗中核实了他们的身份后，向骆钢强道歉。“最后，这位志愿者捐献了遗体。要化解不信任，我们只能一次次耐心解释。”骆钢强说。“做这个工作四年以来，我已经能够接受，被骂被质疑是一种非常正常的情绪反应。”中南医院器官捐献协调员80后小伙司晶这样告诉记者。“对方刚失去亲人，情感上还不能接受亲人去世的现实，正在最痛苦的时候，就像一个即将喷发的火山口。”

　　一次，司晶风尘仆仆地赶到武汉一家医院的ICU门口，当时，一位40多岁的中年人刚因脑外伤而脑死亡。当他说明自己的来意时，伤者的哥哥忽然从沉默中爆发，揪住司晶的胳膊挥舞着拳头大吼道：“你信不信我揍你！还不滚！”这时，逝者的其他家属也一起围了上来。此时，司晶知道再说下去已无济于事，只能平静地说：“我知道你们现在很难过，我都理解！还请多多保重！这是我的电话，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助可以找我。”然后递过自己的名片，转身告别离开。“有15%-20%的捐献者，是自己主动联络红十字会捐献。其他不了解的人，需要协调员上门讲解政策。而这其中，大约80%的家属会在开始时表现出愤怒或者质疑。”司晶称。“我每一次去见逝者家属之前，已做好了所有的心理准备，所有的情况都可能发生。只要你真的理解他们，就不会感到心里委屈。”

　　 最遗憾

　　协议书已签好 家属犹豫了

　　在情感和理智斗争中失去捐献机会

　　2013年的夏天，同济医院器官捐献协调员吴迪于晚上9时匆匆赶至孝昌县人民医院。当时，吴迪刚满25岁，才做协调员不久。医院里，有一位50多岁的男性不幸因车祸而脑死亡，人已进入深度昏迷，靠呼吸机和药品在维持。在一个办公室内，吴迪面对着患者的妻子儿女，还有所有的亲属大约十五六人，一一地讲解病情和捐献政策。患者的妻子，含泪同意了捐献。只是，在签署协议书之前，家属先是通过各种机构来了解吴迪的证件是否合法，然后又详细询问捐献流程等等。等到所有的质疑点全部消除后，已到了深夜12时。签完协议书后，患者的血压已极不稳定，生命体征细若游丝，随时有走的可能。

　　凌晨2时，患者被护送到了同济医院。此时，如果家属不放弃抢救，那么移植手术仍不能进行。尽管在理智中知道，丈夫已经不可能再回来了，可是这位善良的妻子却一再徘徊在抢救室门口，一再念叨着：或许还有救呢？所有的亲戚也都一起赶到医院，劝她再等等，再等等。

　　凌晨3时，患者突然心跳骤停，但家属还不同意手术，要求医生再救一次。医生们全力以赴：按压、电击、心跳复苏……而每抢救一次，器官的功能就会受到较大的损害。吴迪将这个告诉了家属，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时间一点点流逝。

　　凌晨5时，患者心跳再次停掉。而这次，医生用尽了所有的手段，还是没能将病人抢救回来。只是，最后一次抽血化验表明，死者的肌酐值已超标数倍，肝脏也有部分已因缺氧而坏死。看着检测结果，医生遗憾地宣布：死者的肝肾已不再适合移植。

　　患者家属不太清楚的是，就在他们签署了器官捐献同意书之后，已有3位等待已久的患者通过电脑排序获得了移植的机会，他们连夜赶到医院等待手术。而凌晨的手术室内，医生们都已做好了术前的准备工作。只需五六个小时后，这3个病人就可以重新改写生命结局。当捐献失败的消息传来，他们只能无奈地离开医院。

　　这些吴迪都知道。她从晚上9时一直到次日凌晨5时，跟十几位家属整整说了9小时的话，安抚他们的悲痛，耐心地解释各种问题，却没料到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平静地离开ICU后，在医院的楼梯间一个没人的角落，吴迪走路已有些摇摇晃晃，眼泪顿时哗哗而下。

　　一周后，那位逝者的妻子通过医院转告给吴迪一句话：“没能捐献成，我们也真的很后悔，当时，要不那么纠结就好了！”

　　最惊险

　　最后一刻同意手术

　　家属：“我不变了，捐！”

　　2011年6月5日，在跑了150公里后，骆钢强风尘仆仆地赶到京山县人民医院。病房外，一对中年夫妻眉目愁苦，对骆钢强的到来毫无反应，他们就是逝者的父母。22岁的男生张磊，在即将成为一名男护士时，却在5月31日去实习鉴定的路上，被一辆农用车撞倒，生命进入倒计时。“你们好，我是武汉市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骆钢强先是热情地伸出手，尴尬的是，夫妻俩连眼皮都没抬，他只得讪讪地缩回了手。“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我带来了武汉的专家。”沉静了一下，他轻声问，这对夫妻抬头看了他一眼。“我想知道，我的伢到底还有没有救。”夫妻俩仍期待儿子能再睁开眼睛。但会诊后，结论与当地医院一致——张磊已是脑死亡，已失去救治意义。骆钢强终于开了口，向他们提起器官捐献。

　　可母亲始终无法相信，儿子就这么没了。除了头上一点擦伤，小伙安安静静地睡在病床上，呼吸平静。“我总觉得我的伢还有救。”孩子母亲说。

　　骆钢强与她沟通良久，她终于接受了现实，但又提出：“取器官时，他得多疼啊！我心疼。”又是两个小时的沟通，夫妻俩点了头，签订了捐献志愿书。

　　不一会，20多个亲戚以及张磊的同学陆续赶到，七嘴八舌地发表意见，让这对农村夫妻失了方寸：“我们不捐了。”过了一会，他们又说，那就捐个角膜吧。

　　可此时，载着张磊的车已在去手术室的路上，骆钢强只得紧急打电话“喊停”。如果再这样下去，张磊的身体状况很可能就不符合捐献条件了。骆钢强急得直打转，把孩子母亲单独请到医生办公室。“大姐，你千万不要做对不起儿子的事啊！”转了三圈，骆钢强憋出一句话。“怎么会对不起他呢？”孩子母亲纳闷。“张磊只活了22岁，还来不及做出一番事业，如果就这么走了，烧了就是一把灰，他现在有机会成为一个英雄。”骆钢强告诉她，有5个人会因为他的捐献重获新生，这样，张磊的一部分器官也还会继续活着。孩子母亲流泪沉默。

　　几分钟后，她把眼泪一抹：“我不变了，我捐！”

　　移植程序得以及时继续。张磊年轻的角膜、皮肤和肝、肾，挽救了江城5位患者。

　　最喜悦

　　两次欲捐献两次被救活

　　患者奇迹康复 还免交医疗费

　　“王姐，这段时间大哥恢复得还好吧？”记者采访时，中南医院的器官捐献协调员司晶正巧在给恩施的一位患者家属打电话，得知王成(化名)康复得还不错，他也很高兴。今年8月底，王成刚从中南医院出院回家。此前，他已两次生命垂危，并主动要求捐献遗体。

　　王成30多岁，患有先天性脑瘤和脑积水，治疗了20多年也无法治愈。由于一直患病，王成没有结婚，知道自己生命不会长久，他想做点有意义的事，三年前就已签下了遗体捐献的协议书，还多次参加献血。

　　2014年6月，王成卧床不起，已有十多天没有进食，人进入昏迷状态，当地医院称已无法治疗。眼看着弟弟就要不行了，王成的姐姐赶紧打电话找到红十字会，打算进入弟弟之前签署的器官捐献程序。司晶接到消息后，开车8小时赶到恩施王成的家中。

　　与司晶一起去的还有一位医生。在检查了王成的身体之后，医生确认王成并没有脑死亡。“虽然他病蛮重，但现在还不能捐献，我们能抢救一天是一天吧！”司晶说。于是，当天就和医生将王成和家属带回医院，住进了中南医院。

　　到医院后，司晶不仅全程照顾王成家属的食宿，还请了护工照顾和最好的专家会诊。在一天天精心的治疗下，王成的状态一天天好了起来，从可以吃饭，直到下床走动，连他自己也有些不敢相信。一个月后，王成吃饭、走路和说话已基本正常，于是欢天喜地地出院了。

　　今年7月，时隔一年之后，王成再次病危。这次他除了以前的症状外，身体还因为病毒感染而长满了脓包。王成的姐姐再次给红十字会打电话。这次，又是司晶赶去。同样的，王成还是没有达到捐献标准。再一次，司晶将王成带回中南医院，又住院治疗了一个月。今年8月底，王成的姐姐欢欢喜喜地将弟弟接回家，感激不尽。而王成则依依不舍地跟医生说：“我的命因为你们多延续了这么久。反正我迟早都会在这里捐献的，能不能不回家让我留在这里呢？”由于签订了捐献的协议，这两次抢救，医院免去了王成十几万的医疗费用。

　　“有些病人非常担心，一旦进入捐献程序，也许最后的抢救机会也会失去。事实上，判定是否能捐献有一套严格的法律程序，身体必须符合一系列的标准才可以。在此之前，医生必须全力以赴抢救患者。产生这样的顾虑，是因为有些人对器官捐献还有些不了解的原因。我跟我的家人，也已经签署了捐遗的协议。”司晶告诉记者。

　　最感动

　　交房租请律师办葬礼

　　协调员把逝者家属的事当自己的事

　　2014年1月，司晶接到某医院电话，称一位40岁的男性因车祸导致重度颅脑损伤，已经脑死亡，妻子同意捐献其丈夫的器官。

　　赶到医院时，眼前的场景让司晶颇为心酸：伤者的妻子姜凡(化名)，正拉着一儿一女两个头发乱糟糟的孩子，坐在医院的走廊里。她失神地告诉司晶，他们全家来自农村，丈夫靠开小货车谋生，虽然挣钱不多，但是家里的顶梁柱。之前，家里已借了一大笔债。这次丈夫一出事入院，房东见他们付不起房租，就强行将他们赶了出来，她只好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以及仅有的几件衣物，在医院走廊里过夜。交通大队里，还有事故等着处理，老公的后事，她也一筹莫展。在武汉，他们无亲无故。

　　随后的几天里，司晶开着车，带着这个可怜的女人和孩子来到交通大队处理交通事故，认定责任划分，约好法医鉴定；随后又去殡仪馆，为姜凡安排丈夫的火化和下葬。最后，司晶和同事用了四天时间，在二七路为他们母子寻找到一处合适的出租房。中南医院的八位协调员，每人捐了1000元钱，替母子三人先交了半年房租，让他们能暖和地在自己的小窝里过个春节。余下的钱就交到姜凡手里，让她能维持基本生活，等候丈夫的交通事故赔偿款。

　　几天后，司晶帮着姜凡操持葬礼，将所有的事情处理完毕。葬礼之后，姜凡终于忍不住在司晶面前大哭一场。她说：“如果不是你们，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你们待我，就像亲人一样。”

　　“在逝者家属最无助时，我们唯有尽可能地帮助他们处理各种善后事情，以减少他们失去亲人的悲痛，也是对这些付出大爱的人的一种回报。”至今，司晶已经记不清楚，捐过多少次钱，安排过多少场葬礼。

　　尽管这些事情很琐碎，协调员们却感觉非常有意义。“我永远记得今年过年前，一位丈夫在帮志愿捐遗的妻子完成捐献时说的一句话，这句话让我和同事哭着完成了捐献程序。他说‘我们家这个年是过不好了，但我们想让别人过个好年！”吴迪说。

　　前不久的一个深夜，吴迪还接到了一位14岁的小女孩电话：“阿姨，我就是想知道，我爸爸的那些器官，在别人肚子里活得还好吗？他们现在病好了吗？”小女孩是独生女，其父亲一个月前工伤去世，捐出肝肾。吴迪连忙打电话给医生问受捐者的情况，得知病人康复得很好，小女孩轻轻地说：“那我就放心了！”

　　每天，在吴迪所在办公室的6楼，都有几十位患者前来配型登记，等待着器官的捐献。“有人哭着离开时，也有人重新活过来，一想到这里，所有的事就都有意义！”

　　最沉重

　　协调捐献成功率约10%

　　需要达到50%才能满足需求

　　2000年，武汉实现首例遗体捐献，即汉阳离休干部李佩兰，实现了“0的突破”，而那一年，登记在册的志愿者只有几个人。2010年，武汉被列入全国首批人体器官捐献十个试点省市，正式开展遗体及器官捐献工作。

　　可喜的是，这一数字近几年来呈几何级增长。2012年3月，93岁高龄的中国器官捐献之父夏穗生带领同济医院300名医护人员签署了器官捐献志愿书。2014年，武汉新登记捐献遗体的志愿者人数达1026人。去年，武汉市实现遗体、器官、组织捐献374例，挽救457名垂危患者生命，有730名失明患者重见光明，70余名烧伤危重患者得到及时救治。

　　据介绍，一具健康的遗体，如果得到充分利用，平均能够用于108位患者的治疗，并且能对现代医学的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目前，我国每年约有150万患者需要进行器官捐献，但能移植手术量仅有1万余例，捐献量仍远远不能满足临床需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这样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记者了解到，目前，成功捐献者大多来自农村，部分家属甚至不愿意把死者的名字刻在专门为遗体捐献者而立的纪念碑上。

　　目前，武汉市有6家可以做器官捐献的医院，分别是同济医院、协和医院、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中南医院、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解放军161医院。最初三年，协调员主要由武汉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组成，而近两年，协调员队伍多为医院的工作人员，由省红十字会统一管理。只有经过培训和考试，在拿到由“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协调中心”颁发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资格证书”后，协调员身份才算被正式认可。“30多位协调员，把湖北的器官捐献协调事业撑了起来。而红十字会作为见证方，则监督其工作是否符合规范。”骆钢强说。

　　记者从中南医院获悉，该院肝胆研究院自2008年成立后至今年9月，其间有3000人适合遗体捐献，约400人愿意捐献，其中捐献成功的有327人，挽救了800余位器官衰竭终末期患者的生命。“在适合捐献的人群中，协调员主动沟通家属的成功率，大概只有10%。”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器官捐献中心主任唐礼功介绍，“如果能达到50%，就差不多够用了，这还需要很多艰苦的工作。”

　　 资料链接

　　我省已设立人体器官捐献救助基金

　　为了对我省公民“捐献器官，挽救生命”的崇高善举进行褒扬，今年上半年，我省设立了“人体器官捐献救助基金”，为生活困难的捐献者家庭提供必要的人道救助。为保证公平、公正，已制定出救助基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以及募集资金方案。目前，省财政拨款500万元，有关医疗机构捐款170万元，救助款不要受捐者家庭承担一分钱。据了解，该基金将对我省行政区域内人体器官捐献者所在的困难家庭，实施一次性救助，根据捐献者家庭的困难程度，分别给予5万-9万元的救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