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证医生不收红包 加大处罚力度

　　最近有两则关于“医生与红包”的新闻颇为引人关注，一则是“新东方名师李睿医生教学生收红包”的视频在网络上热传，视频中充斥着行医时收红包和赚外快的秘诀；一则是广东各级医疗机构今年以来自查自纠，已累计上缴红包13196件、17470人次、739.7万元。前者捅破了医疗行业的“脓疮”，后者褒扬了医疗机构的自律自省，对比鲜明，发人深思。

　　医生该不该收红包？当然不该。无论是基于医生的职业道德，还是基于法律法规，医生都不应该收红包，患者也不应该送红包。在古老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中，有“我要清清白白地行医和生活……不为所欲为，不接受贿赂”；在中国医师宣言中，也有“保持清正廉洁，勿用非礼之心，不取不义之财”。对于中外医生来说，这些誓言和宣言的精神是相通的，都是对医生职业道德的基本规范，也是每一位医生必须经过的“成医礼”。而在现行法律规定中，医生收红包额也是涉嫌收受贿赂的行为，同样是法律明令禁止的。所有这一切，毫无例外都是在宣示和保证医生远离红包，回答的也正是“应该怎样”的问题。一句话，单从价值理念上判断，医生不该收红包是自古延续至今的社会共识。

　　医生会不会收红包？回到这一现实问题，不同的医生自会有不同的回答，神圣的誓言给无数医生设定了一条行医底线，但在漫长的执业生涯中坚守却并不容易。同其他行业一样，医疗行业也属于资源稀缺性行业，医生同样会面临“价高者得”的诱惑，这不仅是对道德灵魂的一次考验，更是对现实利益的一次重塑。当然，社会上不乏众多拒收红包的坚守者，他们用行动诠释着医者仁心，他们无疑是最可敬的那批人。但是，这个社会同样有许多动摇者，他们对于患者递上来的红包没有断然拒绝，有的甚至想方设法索要红包。也许这部分不在多数，但在社会上影响恶劣，特别是像所谓“名师”李睿之流，一边是不择手段为自己捞钱，一边还为此沾沾自喜。这些人不仅伤害了患者的信任，而且败坏了整个医疗群体的形象。

　　如何保证医生不收红包？现在的自查自纠和专项检查，对于医生的职业行为确实有很大的威慑意义，某种程度上也在推动医生作风向好的方面发展。但正所谓“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对于不少收红包的医生来说，也许灵魂上早已认识到“不该”，但基于现实利益考虑还是“会”。现在的这些做法，包括从5月1日起各级医疗机构全面开展的住院医生与住院病人双方签署不收不送“红包”协议活动，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医生收红包的问题，而且还招致了一些医生的强烈不满。

　　要解决这一问题，必要的灵魂唤醒教育自是不可少，但更重要的还是妥善解决利益层面的问题。在我看来，医生之所以愿收、敢收红包，一是希冀借此获取更多经济利益，以灰色收入增加自己的实际收入；二是因为现有的惩戒机制作用十分有限，收红包所面临的风险和代价比较低。因此，对症下药，一方面要想办法提高医生的合法收入，压缩灰色收入空间，这有点类似于“高薪养廉”；另一方面要加大惩戒力度，一旦查实收受红包就终生吊销其行医执照，通过制度使医生们根本不敢收受红包。这些做法其实并无新意，在国外特别是医疗体系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正是通过这些方法保证医生不收红包的。

　　红包犹如糖衣炮弹，一点点地侵蚀着社会公平肌理，改变着正大光明的社会规则。对此，社会从来不乏共识，也从来不乏整治行动，但必须承认这一潜规则已经积淀成一种腐朽落后的社会文化，其并不独存于医疗行业。改变一种现象容易，但改变一种文化着实不易，必须做好打持久战和攻坚战的准备，通过深化改革、制度建设逐渐改变社会不良风气，重构人们的行为模式，营造积极向上的社会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