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山忆往】艰苦的乐山学习生活

作者：高峻岭

我在1940年秋中学毕业后考取了武汉大学。从贵州铜仁出发，经重庆沿长江西上，来到四川乐山武汉大学。报到后，学校安排我们新生住进文庙（校本部所在地）对面的第一学生宿舍。

全舍住着大约四百多人，双层木床。由于人多嘈杂，在早晚时间，同学们上下楼梯发出隆隆响声，闹得难以安静。每个房间只有两盏光线昏黄的电灯，没有自习桌，同学们用自备的蜡烛，伏在床头看书。我们在附近的大食堂吃饭，由于物价飞涨，学校发给的贷金只够维持每天的二饭一粥，小菜必须自备。我因家乡沦陷，经济来源断绝，无钱买菜，只得买瓶酱油，充当小菜下饭，可以填饱肚子。日子一久，由于长期缺乏营养，两条腿发肿了，心脏也不大好。因为学校医务条件差，缺乏有效治疗，医生叫我用米糠冲开水喝。一个多月后，病情有了好转，勉强可以坚持上课。

在乐山时，我们还常遭受日机空袭。课余时间，我常与同学相约去郊外茶馆温习功课。1941年7月的一天，天气晴朗，大家担心会有日机空袭，果然不出所料，警报声阵阵作响。我随着一些同学，躲进文庙后面的防空洞内。洞身狭小，阴暗潮湿。正当我们在洞里闷得难受时，敌机已飞临上空投下炸弹。由于爆炸时产生的强烈气浪，使洞内进行了一次强劲通风，顿时觉得空气清新多了。

警报解除后我急忙跑回宿舍，不料宿舍竟被炸毁了。新楼被炸得四面开花，其他的旧楼房也受到损坏，屋上的瓦片全被炸碎。我从瓦砾堆中找到仅存的衣物，除去污泥灰尘，洗涤后继续穿用。轰炸后，我在一处比较完整的房屋走廊里，架了一张木板床，作为栖身之所。这次轰炸比起1939年夏天那次的乐山大轰炸损失算是很小的了。

被敌机轰炸后，乐山城市遭到严重破坏，环境遭受污染。我和不少同学患上了痢疾，还有一些同学患上了“姻病”，这是当地特有的一种怪病。据说是因为当地的井盐中含有氯化钡，人食用后神经中枢中毒，发病很突然，没有预感。我同宿舍的一位同学，当晚睡觉前还和同学聊天，到了半夜发病时全身瘫痪，不能动弹，不能呼救，等到天亮后被发现时已为时过晚，无法救治了。

赵师梅老师(电机系主任)关心我们贫困学生，1942年暑假介绍我们到武大印刷厂去做零工。我和让庆光同学去做了一个月的装订工，后来工厂发给我们相当于一个月的伙食工资。以后我又经机城系同级同学孙淦生介绍到乐西公路工务处做了一个多月的抄写、描图工作，又挣到一些工资。数目虽然不多，但已大大缓解了我吃菜难的问题。

1941年暑假后，我升到电机系二年级，从第一宿舍迁住到高西门外的露济寺宿舍，这是借用一个寺庙改建的，又新建了两排两层楼房，大约有30多个房间，装有天花板和地板，房屋条件比起第一宿舍不知好了多少。我和孙淦生、袁雪枚同学在殿堂的右边一角加放了一张自习桌。我们三人早晚就在这张桌子上做功课，它成了我们固定的学习场所。

露济寺的后面，有一条小路通向工学院的三育大楼，小路两旁长满矮竹与杂草。有一个晚上，我与袁雪枚、孙淦生从三育大楼看完书回宿舍，我们赤脚穿木拖鞋在黑暗中行走，经过小竹林时，突然听到走在后面的袁雪枚同学惨叫了一声，我们回头一看，他的右脚被什么东西咬伤了，赶紧回到露济寺，只见脚背上有一个伤口，已经发青发肿，很快向上肿到腿部，情况非常凶险，大家都为他着急。孙淦生同学急忙在黑夜里冒着大雨赶到城里，请来了治蛇伤的医生，这是一个70多岁的老者，形态古怪，据说是世代蛇医。他用火罐拔出伤口的毒液，然后给了些用蛇虫百脚浸泡的药酒。袁雪枚当晚喝了药酒，第二天果然脚就消肿了。那天早晨，我特地去小竹林察看，果然见到一条二尺多长的青蛇，盘踞在茅草丛中。我立即捡起一块小石头，趁它不备向头部砸去，把蛇打死了。大家为除了这个大害而高兴。

乐山的老鼠很多，大得像小猫一样，连大猫都不敢捕捉这些老鼠。在我们宿舍的地板下，老鼠在那里安了家。每天夜里，它们就出来放肆地觅食，弄得我们难以安睡。老鼠还咬坏了我们的衣服与鞋子，真是可恨极了。我们设法用铁笼来捕捉，把捕到的老鼠用开水烫死，以泄愤恨。连续多次捕捉，鼠患大大减少了。

在露济寺的大门外右侧有一家小店，每天早上供应豆浆。店主的一个女儿长得很漂亮，大家戏称她是“豆浆西施”，高兴去喝他们的豆浆。豆浆冲鸡蛋，当时认为是最高级的营养食品。可怜我们这些贫困学生是无力经常喝到的。

露济寺的殿堂里还保留一些泥塑神像。每天晨昏，尼姑们要在神像前焚香鸣钟，进行膜拜。机械系1944级的崔永祥同学，在佛殿后边的一个小房间内自习，与我们的自习桌靠得很近。崔永祥同学爱好拉小提琴，也常在晨昏时练习。有时琴声和尼姑们的钟声齐鸣，发出奇妙的音乐声，我们就在这“和谐”的环境里，整整生活了三年，直到1944年夏天毕业时才离开露济寺。

笔者于1983年曾重访乐山武大旧址。露济寺已被拆除，尼姑也多还俗成家，原来大门口的一座石牌坊，还残留在那儿。

（编辑：肖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