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每日电讯》专版刊发长篇通讯  报道湖北档案事业创新发展

▲2016年11月,湖北省档案馆举办的湖北省大型湖泊图片展。

　　　照片由湖北省档案馆提供

▲宜昌市民袁裕校在家庭档案馆库房里展示他收藏的旧式电影放映机。

　　摄影: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完颜文豪

　　 档案是承载社会记忆的主要文献载体,加拿大著名档案学者特里·库克曾说,档案人员,是在“建造记忆宫殿”。这个记忆宫殿,储藏着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社会方方面面的记忆财富。如何激活这些记忆财富,服务我们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档案工作者是被动收储还是主动作为。湖北省档案部门的主动“出击”,正是档案事业的创新思变之举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完颜文豪

　　公众眼里有些“高冷”、从业者自感“寂寞”的档案工作,正悄然发生改变:

　　整理与开放反映近代中国工业发展史的汉冶萍公司的历史资料,让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脉络逐渐清晰,今天的老工业基地振兴和国企改革仍可从中汲取经验；

　　为湖北全省每一个湖泊建立“户口”,长江流域上重要一环的生态保护和修复,从此有了不可或缺的参考史料和生态信息,为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建设美丽中国留下一份珍贵的历史底稿；

　　传承了上千年的方言,被制作成一集集影像资料,即将消亡的文化密码得以永久地保存下来,也为人们“记得住乡愁”刻下了寻得见的文化印记；

　　一个个普通家庭几代人的家谱家训被收集珍藏起来,良好家风得到广泛传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将代代相传……

　　与其他大多数档案部门一样,在过去很多年里,湖北省的档案事业,只跟特定的部门打交道,从政府机关收集档案、归档管理,调取供内部人员参考,也给人们留下了一种远离普通人生活、“旁观”经济社会发展的神秘印象。

　　近些年,湖北省档案局带领全省118个档案管理部门主动“出击”,开始深度参与到整个国家正在进行的国企改革、扶贫攻坚、农村土地确权等过程中,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也渐渐“亲民”起来。

　　7月底,江城武汉。在连续多天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里,行人习惯性地从一座12层的米黄色老建筑楼前匆匆走过。

　　很少有人把视线从路面移到这座建筑上,似乎许多人终其一生都不会与这里产生交集。

　　实际上,这座不起眼的老楼里,静静地躺着这个省甚至这个国家上百年的历史记忆,有85万卷档案尘封在一间间封闭库房的柜子里。

开掘“汉冶萍”

　　 这个被历史学者称作“中国钢铁工业摇篮”的公司,始于1890年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相关档案资料遭到严重损毁

　　沉睡在湖北省档案馆老楼里的其中6656卷档案,记录着一个近代钢铁公司58年间的发展史。过去近30年的时间里,刘文彦一直在跟这些档案打交道。

　　1987年,刚在湖北省档案馆工作3年的刘文彦,接到了一项工程浩大的任务——编研汉冶萍档案。

　　“一部汉冶萍史,就是一部近代中国工业的发展史。”对于这个有着58年历史的公司,现任湖北省档案局巡视员的吴绪成给出这样的评价。

　　这个被历史学者称作“中国钢铁工业摇篮”的公司,始于1890年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后来,盛宣怀将其与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合并,成立“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抗战期间,公司机器设备被运到重庆另建新厂,大冶铁矿则遭到日本的掠夺性开采。1948年国民政府接收了汉冶萍公司上海总事务所,至此前后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汉冶萍公司宣告结束。

　　遗憾的是,在历史上,这个公司的档案资料却遭到严重损毁。1937年,位于上海的公司总部将一部分档案转移到武汉,大部分档案还没来得及转移,就在上海四行仓库被日军炸毁。

　　转移出和留存工厂的档案,占到现存汉冶萍档案的90%,1957年由大冶铁矿移交到湖北省档案馆。

　　30年前,29岁的刘文彦、25岁的柯黎和另外6个同事,在位于武昌北环路农业展览馆旧址的几间平房里,把汉冶萍公司的6656卷档案从库房里搬出来,在桌子上一卷一卷地摊开,开始了艰难又枯燥的编研工作。

　　日光灯照在泛黄变脆的纸张上,在没有打字机的年代里,刘文彦和同事们一页页地揭开汉冶萍公司的制度文件、来往书信、收支账本和销售记录,一个字一个字地把这些珍贵史料抄录下来。

　　出于保护档案的考虑,编研工作的平房里,冬天没有暖气还不能生炉子烤火,夏天没有空调又不能吹风扇。湖北省档案馆的8名档案人,一边琢磨着给没有标点的繁体字档案分句分段,一边推测着已经损毁纸张上变成空洞的几个字。

　　直到1994年的冬天,刘文彦和同事们终于翻遍了数亿字的原始档案,编研出上下两册共300万字的《汉冶萍公司档案史料选编》。2002年,汉冶萍档案入选首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作为汉冶萍档案编研工作的参与者,现任湖北省档案局档案资料保管处处长的柯黎,在2007年发现,库房里保存的汉冶萍档案因为年代久远,已经出现非常严重的损毁。在一次档案状况摸底中,她随机抽了160卷原始档案,存在各种空洞、破损的就有143卷,占到89%。

　　2013年,汉冶萍档案的抢救性整理和数字化保存被提上议程。湖北省档案局经过反复讨论后,开启了汉冶萍档案的整理和数字化保存工作。

　　如今每两年举办一次的汉冶萍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湖北省档案馆公开的汉冶萍档案,被众多国内外学者当成宝贵的原始资料,从中挖掘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史、工业史、军事史、外交史和工人运动史。

　　如今已是湖北省档案局利用处处长的刘文彦认为,汉冶萍档案中详细记载的企业管理模式、民族品牌的建立、技术的引进与利用、工人的薪水分配和技能教育等,对今天中国正在进行的国企改革和传统工业经济的变革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为湖泊“上户”

　　 除了为湖泊生态保护提供必不可少的档案资料,还能唤起这个“千湖之省”5800多万人爱湖的意识

　　刘文彦和他的同事们对汉冶萍档案进行编研整理、数字化保存的过程,也是中国档案事业从封闭逐渐走向开放的进程。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的档案事业参照苏联模式,档案馆作为党和政府的机要部门,突出为机关工作服务的职责,没有为民众开放的规定,基本上处于封闭和半封闭的管理模式。

　　1980年,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国家档案局下发了《关于开放历史档案的几点意见》。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颁布,明确了开放档案是国家科学文化事业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

　　在刘文彦看来,传统档案工作就是对档案资料进行简单地接收、整理、保管,“不公开、不对外”,而现在的档案工作需要转型升级,由传统向创新阶段推进,“今天的档案馆所承担的重要职责是走向开放,为公众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据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耀林介绍,现在的档案工作不再只是传统地接收档案,近年来国家档案局强调档案资源建设,不少档案部门陆续开展主动建档工作。

　　为湖泊建档,就是湖北省档案部门的一次主动“出击”。

　　湖北号称“千湖之省”。2016年11月,湖北省档案馆举办了一次“千湖之省·碧水长流”大型湖泊图片展,参展的观众第一次看到一张154年前的湖北省地图。这张绘制于清代同治元年(1862年)如山水画般的地图上,百亩以上的天然湖泊有1500个。

　　上世纪50年代,这个数字变成了1332。

　　半个多世纪以来,伴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长期以来人与湖争地的矛盾,“城市扩容要填湖,农田不够了就开垦湖”,湖泊面积在缩小,数量逐渐减少。到了2016年,湖北省百亩以上的天然湖泊仅存755个。

　　为家乡拥有这么多湖泊“感到很自豪”,同时又对历史上湖泊的消亡“感觉很痛心”,这是很多湖北人的感受。湖泊的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也被政府提上重要议事日程。

　　然而,作为这项工程重要参考的湖泊史料和湖泊生态信息,在历史上却鲜有记载。

　　在湖北省档案局馆室处处长丁洪印象中,2010年以前,湖北虽然号称“千湖之省”,但要想拿出这千湖的名称、详细史料以及具体生态状况,没有一个部门能做到,很多部门对湖泊的记录也是零零散散。

　　2010年,湖北省开始在全省范围内,为每一个湖泊写一个湖泊志。

　　尽管为湖泊建志的做法,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但在丁洪看来,这样对湖泊信息的整理仍不完整。“历史上湖泊的原始资料不多,湖泊志的内容多来源于散落在各种资料中的只言片语,有的湖泊只收录了简单几句话,一些小湖甚至只有一个名字。”

　　2015年10月份,湖北省档案局开始筹划着为湖泊建立档案。

　　一年后,这项抢救湖泊信息的工作正式开启。在中国档案史上,这是第一次专门为湖泊建立档案的创举。

　　湖北省档案局的工作人员更习惯称这项工作是为每一个湖泊上一个户口。只不过,这样的户口比为一个人建户口更为复杂。除了基本的“名字、地址”外,湖泊的户口簿上,还要详细地记录水文状况、水生动植物、历史最高和最低水位、相关的历史人物和诗词歌赋……

　　为了弥补历史上湖泊资料的欠缺,湖北省档案局除了寻求与省水利厅、省湖泊局的合作,还通过各市县档案部门广泛动员全省的民间力量。在2016年的天然湖泊摄影比赛中,全省400多名摄影师,向湖北省档案局投递了5000余张不同历史时期的湖泊照片,为湖泊建档提供了珍贵的原始资料。

　　到了2016年年底,湖北省档案部门已经为587个天然湖泊“上了户口”。

　　丁洪和同事们希望这项湖泊建档工作,除了为湖泊生态保护提供必不可少的档案资料,还能唤起这个“千湖之省”5800多万人爱湖的意识。

抢救方言

　　 82岁的台湾《湖北文献》社社长汪大华,跟着40多个从台湾赶来的80多岁的老人,侧起耳朵用力捕捉着音箱里传出的蕲春话、仙桃话、襄阳话、监利话……

　　2016年11月的一天,82岁的汪大华带着一盒光盘,从武汉回到台湾。此后一年多,每遇到在台湾的湖北同乡聚会,他总会把光盘里的内容一遍遍播放给他们看。

　　这盒记录着湖北各地方言的光盘,唤醒了沉睡在汪大华心底60多年的乡音记忆。

　　1947年,汪大华告别生活了10多年的家乡湖北蕲春,去南京投奔在国民党军队里任职的父亲。1949年8月,15岁的汪大华跟着母亲赶到厦门的码头,登上一艘被军方征用的商船,看着商船匆匆地驶离码头,最后停靠在陌生的岸边。

　　这位说话带着浓重台湾口音的老人,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回武汉是在1998年。两年后,这位老人第一次回家乡蕲春,车子在黄石大桥附近一个休息站短暂停留时,时隔50多年他终于又听到了地道的蕲春方言,“当时觉得好亲切好激动,终于听到自己的乡音了。”

　　然而,半个世纪的时间如洪流般,已经将他记忆中的乡音冲得支离破碎,“到了台湾就有了台湾口音,离家久了家乡口音慢慢就忘了,只记得方言里几句话。”

　　方言的消逝,对汪大华来说是过去的事,在柯黎眼中却是未来的事。

　　今后会讲普通话和英语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会说方言的人将慢慢变少,“也许再过10年、20年或50年方言就没有人说了。”柯黎不无忧虑。

　　2015年,湖北省档案局统筹全省的档案部门,投入近1000万元,开启了一项记录方言的抢救行动。

　　很快,这项行动在每个市县张榜公布,对公开选拔的方言发音人有着堪称严苛的标准:本地土生土长,牙齿要完好,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没有在外地工作过,最好是一辈子没出过远门……

　　在一些民间热情高的地方,几百甚至上千人涌入当地档案局报名。这些突然大受关注的基层档案部门,不得不请来省城大学里的语言专家当评委,选拔出最地道的方言发音人。

　　一时间,选拔赛场陆续响起国家一级演员的朗读声、民间艺人的戏剧声、山村农民的喊话声、少数民族姑娘的唱歌声,选手中有80岁的退休干部、50多岁的乡村赤脚医生、10岁的小学生……

　　到了这场历时两年抢救行动的最后一步,每个市县选拔出的方言发音人要站在摄像机前,用最地道的方言发出“杯子、外公、太阳”等几百个固定词汇的声音,此外还要自选一首诗、一篇文章或一段对话来朗读。

　　对有的发音人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一辈子没上过电视的农民,站在摄像机前的一瞬间,突然忘记了说了五六十年的方言,变得哑口无言。

　　2016年年底,这些方言发音人的个人信息,跟随他们录制的798张光盘一起,被保存到全省115个档案馆的库房里。

　　这一年的11月,台湾《湖北文献》社在武汉举办创刊50周年纪念活动,湖北省档案部门制作的方言档案视频在会场播放。82岁的社长汪大华,跟着40多个从台湾赶来的80多岁的老人,侧起耳朵用力捕捉着音箱里传出的蕲春话、仙桃话、襄阳话、监利话……

　　“老一辈的乡亲,都是满怀着乡情到了台湾,平常都只能在记忆里怀念自己的家乡,现在小时候的家乡话突然就在自己耳边响起,大家非常激动,有些老人听着听着就流下了眼泪。”汪大华回忆当时的场景时说。

　　纪念活动结束后,这些在当地人看来再平常不过的方言档案,被这群老人当成宝贝一样,仔细地包裹起来带回了台湾。

　　“全省各地建立了方言档案,等到未来方言消亡了,人们还可以在档案馆听得到乡音,记得住乡愁。”柯黎认为,人类的文明是从语言开始的,方言是文化的根脉,承载着厚重的文化密码。记录了方言,就等于收藏了传统文化的活化石,保存住了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

记录“小人物”

　　 普通湖北农民家庭36年的收支账本、库区移民的生活变迁、国企改革中职工的命运起伏、院士的学术成长笔记等资料均被收藏

　　湖北省档案馆第11层的特藏库里,360多件从明清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珍贵档案,躺在展厅四周的玻璃柜里。一个普通湖北农民的个人账本,被摆放在展厅最显眼的中间位置,与周围那些历史上的大事件和大人物“平起平坐”。

　　在约两米长一米宽的玻璃展柜里,30多个账本按年份摆开。每一页上密密麻麻的数字,记录着农民沈怀德过去36年的家庭收支。

　　账本上最早的日期是1981年的农历七月十八,这一天29岁的沈怀德开始分家立账,当时他有现金10.6元,欠债35.45元。这个湖北崇阳县铜钟乡的村小队会计,最开始是怕妻子怀疑他乱花钱,没想到“后来变成了每天的习惯”。

　　到了1991年,沈怀德一家农副业、上年遗留等收入加起来有6670.36元,而农副业、人情、子女学杂费等开支有5855.38元。2000年,家庭总收入和总支出分别是23967.17元和20864.71元。2016年,收支分别达到了10万多元和3万元。

　　2016年,负责档案史料征集工作的工作人员第一次听说沈怀德的故事,就意识到这些账本的重大意义——这是时代变迁中一个普通农民的人生轨迹,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发展进步的一个缩影。

　　在武汉大学档案馆馆长涂上飙看来,档案部门对普通农民和家庭等小人物的关注,是档案工作价值观的一种转变,“从过去只为领导决策服务的一元价值观,转变为既为决策服务又为普通老百姓服务的二元价值观,这种转变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

　　过去被人们看作陌生神秘、可望而不可即的档案部门,已经开始记录着库区移民的生活变迁、国企改革中职工的命运起伏、扶贫攻坚中贫困户的收入变化,为农村土地确权提供准确参考、保存即将消亡的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收录院士的学术成长笔记……在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中,人们过去印象中的“死档案”正在变成“活资源”。

　　去年6月24日,丁洪在湖北谷城县调研时,随机走到该县的小坦山村,惊讶地发现这个村里的档案室装配了一整排的摇臂档案柜,“村里档案的管理比一些县级档案馆做得都好”。后来村支书告诉她,因为档案管理、保存得好,这个村子在农村土地确权过程中没有发生过一起土地纠纷。

　　近几年,湖北省档案部门主动参与到全省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确权工作中,在最后一步担任把关人的角色,“档案未通过验收,承包地确权整体工作不予验收。”

　　同时,湖北省档案局积极支持民间收藏。在宜昌长江边上一所废弃校舍里,市民袁裕校收藏了祖孙四代人用过的灯具、书报、票证等物品,还收集了6000多卷不同时代的电影胶片以及四代人的家风家训。另一个宜昌市民王书林在自家的二层小楼里,摆放着他过去32年里从民间收集的15000多册红色书籍。宜都市红春社区党委书记刘正国,把从1981年开始收集到的民间家谱、抗战时的日本军刀、革命老区的形势图等1800件文物藏品,放在10多间屋子里展出……

　　为了开发历史档案这个文化“富矿”,让沉睡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史记忆与今天的人们产生共振,湖北省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创办了微信公众号,结合当下读者的兴趣点,挖掘档案里埋藏的历史故事。

　　在湖北省档案馆的“读档”微信公众号里,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都市女性也在关注减肥,“离胖利生、消瘦片”等洋减肥药开始进入中国；于右任、孔祥熙等社会名流却在1947年成立了“胖子会”,宣称“圣人有言,德润身,心广体胖,从不齿及于瘦”；民国时的儿童节设在四月四日,著名教育家蔡元培还做了一番解释；1931年,国民政府举办的公务员考试,因为科目多、难度大,报考的2070人仅有101人及格……

　　湖北省档案部门的思变之举,让在历史长河中充当旁观者和记录者角色的档案事业,从幕后走向前台,从神秘到亲近,从被动接收到主动“出击”,在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与千千万万个普通人产生了千丝万缕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