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两代学人间生死嘱托 20年铸就《中华大典》湖北篇
8月1日，第24届全国书博会上，《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一亮相，就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至此，由湖北承担的《中华大典》工作全部完成。这是继《汉语大字典》之后，湖北省承接的又一重大国家出版工程。
《中华大典》，是国务院正式批准启动的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文化出版工程。它对我国辛亥革命以前的文化典籍及其整理成果进行了一次带资料性的总结，其规模为《永乐大典》的两倍，是中国自清代以来的第一部巨型类书。
由我省承担编纂出版的《语言文字典》，集历代语言文字学大成，被称为“《中华大典》中最难编的典”。包括文字、音韵、训诂等3个分典，分别由湖北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负责编写。该项目启动至今已有20年。
20年弹指一挥间，对于个体的人，又是多么漫长的坚持。《语言文字典》执行主编、78岁的武汉大学终身教授宗福邦感慨地说，自己从58岁开始做这个项目，眼看着参加编纂的学人，年轻的由中年渐渐变老，年长的从老年做到去世。老教授们默默地坐着“冷板凳”，把毕生所学都倾注在了这部大典之中。
辞书大师最后的牵挂
“这块悬在我心上20年的石头，今天终于放下了！”昨日，得知《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首次面世受到业内好评，78岁的宗福邦教授眼中泪光闪烁，一字一顿地说：“我们完成了国家交给我们的任务！” 20年的伏案编纂，让宗福邦患上严重的颈椎病，行动不便，现今只能在家中给博士生授课。
日历翻回1994年。著名辞书学家、语言学家、湖北大学教授朱祖延和宗福邦领命开始编写《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朱祖延担任主编，宗福邦任常务副主编。“朱先生有学识，人品又很好，大家对他都很信服，学术上偶有分歧、意见不能统一的时候，最后都要他来拍板。”宗福邦回忆。
2011年，朱祖延因病医治无效，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逝世，享年90岁。据湖北大学文学院院长郭康松回忆，“老师去世前，最放不下的就是《中华大典》尚未编完。”在医院，朱老已经神志不清，带着呼吸器还不停地喃喃说，“大典可怎么办啊？还没有编出来！”
朱祖延1947年毕业于前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历任湖北大学中文系主任、古籍研究所所长。他一生主持编纂了多部辞书，在我国辞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生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朱祖延曾风轻云淡地说：“我一辈子只做了三件大事，就是编纂《汉语大字典》《尔雅诂林》和《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
那时，朱老的身体已经不是很好，一只眼睛已经失明，另一只眼睛只有0.1的视力，但只要有送审稿，他总会拿起放大镜，用还能看见的那只眼睛一个字一个字地认真审读。人生的最后几年，他的呼吸系统一直不好，又查出恶性心包积水，但他从未中断工作。
“没有淡泊之心，就坐不下来”
“面对浩如烟海的古籍，如果没有淡泊名利之心，就坐不下来，更不可能认真细致！”采访中，宗福邦教授很少谈到自己，谈得最多的是他的团队——武汉大学古籍研究所的老师们。《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音韵分典》是一部全面、系统地汇聚先秦至清末2000多年汉语音韵学及相关文献的全新型类书。全书正文800多万字，引用文献1000多种。
这项编纂，最大的困难在于不少古籍原本已佚，几百年间演变出不同的版本。为了查找资料，编撰人员辗转于北京、上海、武汉等地图书馆，寻找需要的古籍孤本、稀见的珍本、没有被公开出版的稿本，然后复印回来。
更让宗福邦揪心的是，《音韵分典》是集体项目，且还在进行之中，不能算科研成果，团队中的10多名学者因此连评副教授的资格都没有。然而，武汉大学古籍研究所没有一个人说要退出。所幸，2000年，武汉大学时任党委书记任心廉提出，在评职称的时候要把《音韵分典》算作学术成果，省里也为《中华大典》的编纂工作拨了款。生活依然清贫，但能顺利地进行编纂工作，大家已经心满意足。
作为负责人，日复一日的身心劳累不断吞噬着宗福邦的健康。2005年，因为长期伏案工作，宗福邦出现走路重心不稳的症状，去医院检查时，严重的颈椎病一度让医生认为他出过车祸。医生让他立即做手术，但想到手上未完成的工作，宗福邦决定采取保守疗法。2010年，病情严重到无法正常行走，宗福邦才在家人的劝说下做了手术。身体刚恢复，他又立即投入到《中华大典》的编纂工作中。“这20年，他做了一件该做的事。”谈起丈夫的病情，宗福邦的夫人陈美兰很心疼，但依然支持，“这是他喜欢做的事！”
带着样书，到先生墓前祭扫
“我是朱先生的学生。”这是舒怀常说的一句话，“完成先生的付托，我责无旁贷。”
舒怀，朱祖延先生的学生、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文字分典》主编。恩师生前的一句话，让他不敢忘怀：“他总说，古籍整理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需要长期积累；如果没有奉献和投入的精神，指望搞些‘短期速成’的项目，就做不了这样的事业。”
《文字分典》是《语言文字典》中最先开编的分典，编纂之初，整个《中华大典》的编纂都还处于探索之中，《文字分典》作为探路者，它的编纂将为后续开编的两个分典提供经验，也将承受更多的挫折和付出，很多问题都要他们去面对，去摸索解决之道。宗福邦先生曾说：“《文字分典》是先行者，我们唯舒先生马首是瞻。”
为搜集资料，舒怀奔波于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图书馆。《中华大典》办公室副主任、原中宣部出版局局长伍杰对舒怀的印象特别深，他总说，“那时候，舒怀经常来北京找我帮忙去复印资料，背个小书包，晚上就睡在地下室招待所。”
2000年，《文字分典》试编稿通过审定，编纂工作全面展开，至2006年，编成稿已达2000万字。随后又进行了艰难的缩编工作，从中精选出1000万字的书稿出版。
今年清明，舒怀带着刚刚出版的《文字分典》样书，前往朱祖延先生墓前祭扫，向先生交上了一份特殊的答卷。
记忆丢失，却没忘记编大典
去年12月底的一天，华中师范大学东二食堂楼上，一间不足5平方米的办公室。当湖北教育出版社来人把《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训诂分典》第二次校对稿取走时，800万字的书稿装了满满6麻袋，需两人合力，才能一袋一袋搬下楼。
一袋一袋搬运，尚且如此吃力；一字一字考证，艰巨可想而知。沉甸甸的800万字，可谓《训诂分典》编纂成员心血所系。
训诂，指解释古代汉语（文言文）中字词的意义。《训诂分典》编纂小组的主要任务，就是翻看从春秋战国至辛亥革命的古籍，收集在训诂学的发展中重要学者、论著的相关资料，为历史上重要的人物、作品寻找各类评价和解释。
16年前，因华中师范大学所承接的《中华大典》项目迟迟未能启动，《中华大典》湖北省领导小组找到当时的校长王庆生“摊牌”：如果还不开始该项目，就对外通报“华中师大无力承担《训诂分典》的编纂工作”。
其实，文学院原本有两位教授先后接受该项目，不过都因工作量大、编纂难度大不得已放弃了。接受或是放弃？“我接！”原本不是编纂组成员的李思维站了出来，那一年，他已62岁。“做项目不要命，从早到晚，退休了的老头比正常上班的人还准时、还规矩。”老伴伍凤容回忆，项目启动的一年间，李思维的头发全白了；2008年，由于头晕头疼厉害，李思维倒了下来，所幸抢救及时；2011年，文学院“创先争优”党员承诺大会上，李思维的话掷地有声——“除非李思维死了，什么都阻止不了我做大典”。
越到最后阶段，研究任务越繁重。可去年3月，李思维的右脑被查出一个鸭蛋大的肿瘤，当月28日，在省人民医院重症手术室里，手术从早上8点进行到晚上9点，终于将肿瘤成功切除，李思维从死神手中逃脱出来。
手术后，医生诊断说李思维大量的记忆会丢失。“别的事情都记不清，只有《中华大典》的各项事务他记得清清楚楚，”老伴伍凤容感慨地说，从医院复查回来，李思维在家里只休息了两天，又开始工作了。整个暑假，李思维一直在对书稿作最后的校对。
回忆编纂大典的5000多个日子，李思维说：“不做这个我不会老得这么快，但我一点也不后悔！我们不仅完成了这项国家工程，还培养了一批古汉语研究人才。”《训诂分典》编纂小组聚集了华中师范大学古代汉语研究的实力派教授和青年学者。团队中的另一位成员刘鹤云教授，10多年间，几乎每天都会步行到工作室查资料、翻典籍，一直坚持到了2012年。如今，85岁的他大部分时间只能躺在床上。
将“最难编的典”四校八次
《语言文字典》被称为《中华大典》中最难编的典，难读，难认，版式复杂。《中华大典》办公室主任、原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于永湛曾说，“《语言文字典》编纂出版难度非常大，功夫下得非常深。”《语言文字典》编辑室负责人蔡夏初介绍，《语言文字典》不但条目众多，所涉及的人及书也繁多。据不完全统计，《音韵分典》总条目数为9171条，引书为1134种，涉及作者1064人；《文字分典》总条目数为10285条，引书1708种，涉及作者1554人；《训诂分典》总条目数为26557条，引书超过2000种，涉及作者1684人。
在出版社工作，每年有成果，待遇才会上去。20年才出一个成果的《语言文字典》编辑们，一直像蜡烛一样默默燃烧。
普通的书都是两校四次，《语言文字典》是四校八次。编辑们逐字推敲原稿，为了一个字可以到图书馆查几天。长期高负荷的工作，高度近视、颈椎病、腰椎病成为他们共同的职业病。
为加快编纂出版进度，编辑部在遵循传统审稿规范的同时，积极探索新科技在编纂出版工作中的运用。统稿工作中，编辑部工作人员利用计算机技术，编排了“全书经纬目表”、“人名表”、“书名表”和“人名索引”、“书名索引”，通过制作这些表和索引，发现了散见于书稿中的错讹和不统一现象。比如因为误用简体字、旧笔形字和不必要的造字而形成的一人多名、一书多名，如颜（顏）之推、卢（盧）文弨；因为异体字而出现的一人多名，如陆游（遊）、陳祖范（範）、王树枏（柟），等等。
长江传媒总经理周艺平介绍，此次书博会上，《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好评。可以说，它是50余位专家20年呕心沥血之作，堪称当代《四库全书》。
新闻背景： 《中华大典》
《中华大典》的编纂工程，最早发起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由18家古籍出版社负责人提出倡议，包括钱钟书、冯友兰、任继愈、钱学森、季羡林在内的300多位学者联名向国务院呼吁，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
作为国务院正式行文批准启动的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文化出版工程，《中华大典》全书包括《哲学典》《文学典》《教育典》《语言文字典》等24个典，预计该典全部完成时，收书达2万多部，总字数达7亿多字，规模是古代大型类书《永乐大典》的两倍，将成为我国最大的“类书”。
在湖北省委、省政府直接领导下，《语言文字典》项目组克服资料众多、整理难度极高、编排校对人员奇缺等困难，全面系统地梳理了中国浩瀚古籍中的语言文字学材料，编成近3000万字的《语言文字典》，并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所有分典都经过了国内一流语言文字学专家学者的详细审读，确保了学术质量和权威性。
（本文源自湖北日报： http://hbrb.cnhubei.com/html/hbrb/20140805/hbrb2408219.html ）